香港精英观念的边缘化危机（图）

反修例运动中，香港反对派提出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激进口号。更有香港知名学者如周保松提出抗争民主的“黄金时代”，为激进示威者的“勇武路线”提供道德与政治正当性的辩护。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催生了“时代力量”作为新式台独政党，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提出“时代革命”，这不仅表明港独与台独互动的真实性和密切性，更提出了一个要害的问题：他们念兹在兹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们的“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与政治诉求是什么？显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规范性分歧是此次反修例运动背后深层次的精神动因。

激进示威者的“时代”是一个与殖民现代性密切关联、与西方价值观保持完全一致的“西化时代”，以具有“历史终结论”意味的自由民主作为核心价值与主要政治诉求。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下，香港的“自由”已得到最为充分的保障，他们追求的没有任何制度限制的“双普选”则将香港民主推向高峰。是的，香港的自由，基本法完全保障；香港的民主普选，基本法郑重承诺。但香港的自由民主必须有个前提，就是符合“一国两制”中优先确认和保障的“一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香港反对派的“时代革命”是以冲击和颠覆“一国两制”为根本诉求的，追求的是一种凌驾基本法之上的、所谓“国际标准”的普适民主。反对派的“时代”还是一种“去中国化”与“去主权化”的完全自治乃至于港独的政治时间观。

激进示威者的激进民主观念来自于香港政治文化精英的长期塑造。从九七回归以来的“民主回归论”到占中式的公民抗命论再到反修例的勇武夺权论，这一思想光谱记录着香港精英所受港英殖民观念之深，流毒之烈。在这些高度“西化”的香港精英心智秩序中，作为文明核心标准的现代性就只是殖民主义的整套观念与制度，香港本土主义的有关记忆和论述则成为必要的“经验素材”直接与这种殖民现代性对接，而居于“一国两制”本体性位置的“国家”则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显著缺环。

这些精英在香港回归以来，从政治、文化及教育等层面严密监控着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走向，依靠西方文化优势、传媒网络而在本地建立起较为牢固的文化领导权，对“爱国爱港史观”及与国家有关的政治、历史教育抱着敌视立场，予以严格戒备。他们在观念中认同英国，甚至认为香港的高度自治来自《中英联合声明》中英国政府的争取和保障，并对英国继续干预香港持开放欢迎的立场。他们完全无视香港回归的基本历史事实、中国政府的宪制设计初衷以及香港高度自治与繁荣稳定的真实国家基础。

当“一国”在价值上被掏空，“一国两制”在他们心目中就必然会变形走样。在中国稳控香港主权的条件下，他们也深知“港独”无望，但仍然以极端不合作及不认同的方式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抗争。这些抗争都被冠以“民主”之名，得到外国势力的全力支持。他们寻求的“完全自治”目标是真实和持久的，“港独”则属于机会主义目标，做成很好，做不成也可以接受，至少可以给国家制造无数麻烦。这些精英及其教导下的青年人以一种激进反国家的立场和斗争方式，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与西方是完全的价值联盟，他们要奔向“历史终结点”，而绝不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表征的另一条道路。

在长期灌输和自我巩固的偏激观念下，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以及对国家战略的认同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和错位。以反修例运动中的“五大诉求”为例，这是反对派精巧设计的政治连环性诉求，从瘫痪管治权到示威者免罪再到双普选。他们要证明特区政府完全错误，警队完全责任，而示威者完全正确，完全无罪。他们宣扬一种“违法达义”的政治世界观，以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凌驾于香港的具体法治之上，以直接践踏法治底线的方式追求一种极限化的政治目标。他们要特首下台，要对任何试图推动“一国两制”下香港融入国家的立法和政策加以严格封杀，他们要显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运动管治”模式，以取代基本法所确立的“行政主导”模式。香港的关键性决策，要由外国操弄下的本土自决派说了算，这实际上建构了一种对抗基本法管治权的、非法的民粹性管治权。这些极端主义的政治夺权运动，尽管表面上仍然带有某些制度性特征，但其本质已经演变为“港版颜色革命”。他们用“香港之路”重演“波罗的海之路”，他们在国际空间无限求援以实现本地管治的颠覆，他们以极端反国家的方式寻求一种“没有国家”的民主目标。他们原本就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之敌，今天他们又将青年人教育蛊惑到所谓抗争民主的一线。这是他们的邪恶事业，一种坚定地“去国家化”的极端政治事业。

总之，香港的政治文化精英是这场反修例运动的精神传教士，他们背后的、带有浓重殖民色彩的西方价值观长期支配着“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民主观念与民主运动。在此条件下，他们对国家发展与两制融合必然抱持一种反对立场，不仅反对如逃犯条例这样的制度性连接，甚至反对“一地两检”、大湾区这样的经济民生融合。他们“一叶障目”，对殖民影子的过度留恋、对西方价值观的完全追随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根本误解，正在导致香港沉沦。他们对中国“新时代”的抗拒，是对21世纪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秩序的背反。香港的反对派精英渐然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与治理大局的障碍，而他们本身亦在付出惨痛的落伍代价。他们必须更新时代观念，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重新平衡自由与秩序，与国家一起走向新世界，才能长久维持其在香港社会的领导力与影响力，否则就会伴随西方衰落而归入历史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