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弃婴：我们不是你们眼中的幸运儿（组图）

在外人看来，这群被收养的中国弃婴很幸运，能去一个发达国家，过令人艳羡的生活。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活在可能再次被抛弃的恐惧，因对自己真实的生日、姓名、出生地一无所知的迷茫中。在漫长的寻亲之旅中，他们踏出了叩问“我是谁”的第一步。

2019年3月初。车自江西南昌出发，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九江。

车上，Julia显得若有所思。她想起童年时，有一次对父母发火。她冲进了房间，朝他们大吼：你们为什么不像我的亲生父母，也抛弃我？说完，她狠狠地摔上了门。

腾地——车身陡然晃动，梳着一条辫子的Rebecka还是忍不住掏出了手机。她想纪录，虽然看不懂窗外的广告牌与建筑物上的文字，但她知道，她正向她的家乡靠拢。23年前，在那里的福利院，出生6个月的她被一对夫妇抱回到瑞典。

Julia脖子上的项链吊牌——“国虹”两字也在微微起伏，那是她的中国名字。25年前，不到半岁的国虹在位于江西东北部的贵溪福利院被一对美国夫妇领养，带到了旧金山，迎接她的还有他们的两个亲生女儿。“回到中国，出租车司机还有街上的人，听到我用糟糕的中文跟他们说话时，都不可置信地盯着我，你是外国人？好吧，我是一个外国人。”她后来说道。

“身份认同在你们的文化里很重要吗？”记者在车里问。

“我觉得很重要，这里包含了一些信息。”Rebecka用英语回答：

“那些没有被领养过的孩子所知道的基本信息，比如自己真实的生日、真实的姓名、出生地——都是我想知道的。他们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却一无所知。”

车最终停在了九江市公安局门口。那一刻，Rebecka最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她为什么叫——“曹小明”。

小明与国虹：我们是这样长大

低头穿过警察局的走廊，曹小明仍然能感受到周围打量自己的目光。这种感觉既熟悉，又如梦幻般穿越。

“Rebecka，你为什么长得和你爸妈不像？你到底是谁家的小孩？”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助教，她是他们的唯一的孩子。尽管他们的皮肤比自己白，瞳孔颜色也跟自己不同，但是，小明从来不曾想过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她还会是谁的孩子。直到有人这么开始问她。

“别的亚洲人，他们不是领养的，他们和亲生父母在一起，他们在亚洲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交流。”她越来越发觉，除在瑞典，与她长着相同面孔的人不多外，他们的语言——不管是亚洲哪一国，她都完全不懂。

“这些从未影响过我和养父母之间的感情。”她已从他们那里知道，她是中国来的孩子。但这种“长得与其他人不同”的困扰，让她变得敏感害羞，“进了学校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同学间有时难免言语刻薄，你又在成长，在那一阶段，你总在尝试探索自己是谁。”

回到中国，在中式礼服手工店里，小明端详过镜中那个散开长发，穿着一件大红旗袍的窈窕少女——就是这张典型的亚洲人面孔一度让她感到与周围人格格不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假中国人。”

陪同在小明身边的Julia注视着警员登记询问，办理繁杂手续。她想起过海关时，因她的名字被问到，你出生在贵溪？你姓什么？

“我就姓国。”她回答道。

“不不，这不是你的姓。”对方摇头否认她的回答。

“这是孤儿院给我起的，它是我唯一的名字。”她不得不解释。于是，他们查看系统，搜索她在中国的档案，但是一无所获。

“所有贵溪福利院的孩子都姓国，据说因为我们是国家抚养的孩子。”12年前，Julia—“国虹”跟着养父母第一次回到贵溪。“他们想让我去，可我对此不感兴趣也无所谓。他们觉得挺好，既然你无所谓，那就带你去不想去的地。”她说。

在最初收养她的孤儿院里，人们曾指着门外站着的一个少女对她说，你差点就和她一样了。在他们看来，她是何等幸运，“去一个发达国家，过上令人欣羡的生活。”但除了养父母，恐怕没人了解她内心的苦闷——“我害怕我的父母会再抛弃我。因为你被抛弃过，你就会害怕再次被抛弃。”

小时候，与小明的不自信对比，Julia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身世鸣不平，“我和男孩子们一样擅长体育，健康强壮，也很聪明，为什么他们不想要女孩？为什么我是一个女孩就有问题？”

“我有很多从中国领养的朋友。没有中国家庭对于我们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们在寻亲这事上分为两类，一类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一类是不想找。“我就属于不想找的那类。”Julia坦言说，如果找到了，“如果他们说，不要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我不觉得我可以接受。”

在小明的收养文件里记载，当年在九江人民路，她是被一个叫“熊明生”的人捡到，然后送进了福利院。在公安局里，她与一帮记者们都在等待寻找的结果，那是她唯一所知的线索。

上大学时，小明离开了瑞典前往英国读书。在那里，她见到了更多的亚洲面孔，还第一次认识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们跑来问她，你会讲中文吗？她说“不会”。“为什么？你看起来很像中国人。”对方的惊讶，让她开心又有点难过。

学校里，小明结识了很多中国好友。他们越向她普及传播中国文化，她就对骨子里的“中国部分”愈发好奇。“直到认识一个瑞典朋友——她也是从中国领养的孩子，她邀请我加入了网上的寻亲小组。”她们都在网上看到了去年十月，美国人收养的华裔女孩Kati. Pohler在杭州断桥与亲生父母相认的场景，“简直是太棒了！成功的寻亲案例，会让群里的孩子们格外兴奋。全世界有超过13万人与我们的情况相同，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相同的经历，让我们彼此感到格外亲近，我们会在群里分享有关中国的文章，帮助彼此寻找亲人。”

“我一直以为，我不需要关心我来自哪里。”2013年，Julia考取了美国麻省的一所大学，她选择学医。那时，她对自我的“中国部分”，意识并不强烈。

“大学里，同学们很种族主义。你能想象吗？一个学医的学生会问我，你眼睛的形状会影响你看世界的样子吗？因为我的种族是中国人，我的长相是中国人，所以不管我是不是在美国长大，对他们而言，我依然是一个中国人。”这让她陷入了困惑：我到底是谁？

2018年，美国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试图遣返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有些孩子像我一样，甚至比我更早来到美国，都被问询了。我必须拿到我的美国公民认证书，我有护照可以证明我是美国人，但是我没有那张证书——我父母当时忘记为我申请了。”但这让她感到疯狂——“你把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要赶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不会他们的语言，谁都不认识。你回中国，你能做什么？睡在大街上吗？你没有朋友，你没有家人。”最终，她幸运地没被遣返。但在整理自己的身份材料时，她第一次读到了自己的领养证明，“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愿望，我希望能更加了解我自己，我希望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两个母亲的“南昌项目”

2015年，Faith在浏览领养中介网站时，看到了一岁的南昌男孩建城。盯着画面上这个可爱的小人，她认定他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位美国弗吉尼亚的刑事律师与丈夫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她一个劲地打起了中介电话。在支付了3万美元的中介费后，他们成功领养了建城。

据她透露，之前，涉外领养的中国孩子多是女孩。2008年之后，情况有所变化，绝大多数患有疾病的特需孩子在申请领养。建城患有b型血友病，九个月时，他的亲生父母遗弃了他，他们留下了一张纸条——“无力抚养，实属无奈”。“他的生母做这些事，是为确保他能安全地被人找到。”对于孩子的病情，丈夫与Faith不是没有过争论。但最后，他还是拗不过她的坚持。“他在接到城城时，当场落泪了。他从没后悔收养了这孩子，儿子现在成为他的骄傲与快乐的源泉。”Faith说，丈夫把儿子的中文名纹在了身上，“他是我们的一切”。

在Faith一家的精心照料下，建城的血友病现在得到了良好控制，他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可是，一想到孩子总有一天会问，自己是从哪里来？到时候，他们该怎么回答？Faith又有了新的忧虑。她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关于跨国跨种族领养会面临的事情。她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起，约有20万韩国孩子被外国人收养。这些韩国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陷入过身份认知的困境——“有些白人家庭领养韩国孩子，是以白人方式抚养他们，否认他们与生俱来的’韩国部分’。等他们长大后，他们会认为自己骨子里是白人，外表却还是韩国人。”

那么，建城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香蕉人”？Faith意识到这将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他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因为我们在他孩提时期，就把他带出了他的祖国，远离了他的文化， 他的语言与食物等等。所以我想让他知道，我们尊重他的中国部分。我们非常自豪，他是一个中国人。”

在看了许多专家建议，父母公开谈论收养的话题之后，Faith进一步地了解到，美国公开收养实情已非常普遍，养父母不会再向收养的孩子隐瞒他们的来历，他们引导孩子坦然面对种族差异，甚至会与孩子的亲生父母建立联系。于是，Faith决定——她要帮建城寻找到他的中国双亲。2018年，她雇佣了一个调查员去中国南昌打探消息，由此巧遇了Erin——另一个与她怀有相同想法，为自己来自南昌的女儿作计，雇佣了同一名调查员的美国母亲。

2016年，Erin收养了雨蒙。这个生于2013年8月的小姑娘两个月时，被人们在南昌市的八一广场上发现。尔后，她送到当地福利院。被Erin夫妇收养前，她在那里待了两年多。

“有一次她放学回家问我，我怀她时，她是否常常踢我肚子？我说宝贝 ，你没在我肚子里待过 ，你在中国还有个妈妈。”打那时起，雨蒙就在问Erin，能否帮她找到亲妈？她想问问对方，为什么不能要她。

雇佣的调查员没给她们带来更多的消息，但在彼此的交流中，Faith与Erin意外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建城”与“雨蒙”，这促使她们决心联手，为这些“江西孩子”寻亲，发起“南昌项目”。“他们依然是中国的孩子，对吗？每次我到南昌街头，向人们展示城城的照片时，他们的脸都好像被点亮了，因为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孩，他是南昌人，他来自这里。”Faith激动地说，不到一年，南昌项目就有150名“江西孩子”加入，其中就包括小明与Julia。

寻亲之旅

“好消息来了！”一个民警兴奋地对小明宣称，他们查到了“熊明生”，“有一个小插曲，那天值班的民警叫熊明宇。可能当年抄档案时，把名字写错了。”

“我真不敢相信他们找到了他，感觉做梦似的。”小明既激动又紧张，一下好像变得不可思议，“马上要跟他见面了，我不知道跟他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一行人随即赶往熊明宇所在的九江浔阳分局。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如今已成大叔的他。有人向他介绍小明，这就是你当年抱到福利院的小姑娘，还有印象吗？他极力地回忆，与小明追溯着，当年九江福利院的院长姓曹，而他的名字中又带有一个“明”字，这样就给她取名“曹小明”。

“有朋友告诉我，这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很多中国课本里出现它。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现在总算知道了。当年，熊警官把我送到孤儿院，所以我是小明，他是大明。”在小明看来，查清名字的由来，意味她与家乡建立了真正的链接。据“大明”讲述，她当年很可能是放在了九江娘娘庙，丢弃孩子的大人总认为那里的尼姑会照顾这些小生命，而这是他最后所能告诉她的信息了。

“我不会嫉妒，只会为她高兴。”Julia坦率面对这一幕。四天后，她来到了贵溪，再一次走进了收留她的福利院。

“12年前，我在这里遇到了最早照顾我的廖阿姨，也是她把我交给了我的养父母。以前我与她睡在一起，上次回来，我们也睡在一起。过了这些年，我不知道她还记得我吗？”Julia说，廖阿姨是唯一把自己和家乡纽带一起的人。

但在福利院，别人告诉她，五年前，廖阿姨就去世了。公示栏里，保留了当年她与养父母首次回国到访的记录。“我翻阅过当年所有的资料，没有得到任何线索。”望着院里患有智障的孩子们，无知又活泼的身影，Julia不免怅然，“上次来时，我还很小，我不记得看到这些。但这正像Faith和Erin所说的，她们去她们孩子的福利院会想哭。”

她用朴拙的中文告诉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我爱廖阿姨。”远处，院方负责人则在计算，自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他们这里一共送出去700多个孩子，“这里算什么，别的福利院送出几千的都有。那个时候，他们出国算好的，比在家里好多了。国家这个政策真的是不错。”

我是谁？

九江与贵溪的街头、店铺，Julia与小明散发着自己寻亲的广告。看见她们的传单，有人开始用她们听不懂的母语诉说起内心的隐痛。

“我丢掉的女儿比你大一点，她上外面打工，我们村子里的人也在那里打工，就这样找到相认了。那时我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又生了一个男孩。没有办法，都想生一个男孩。她到现在都恨我，为什么不扔掉姐姐，把她扔掉？头胎哪会扔掉？那个时候，村庄里好多女孩扔掉了。”一个老妇人带着孙子念叨着，如今找回的二女儿也生了二胎，因为经济状况，走了自己的老路——打算不要这个孩子，她阻止了这事。

“1996年5月，我老婆生了小女儿。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就想再生一下。她出生后，压力当时很大。怎么办呢，家里商量了一下，把她放到民政局门口，再让我大哥把她捡回来。结果，我大哥去晚了一步，民政局的人上班了，就把她送到了福利院。我母亲就跑去把她抱了回来——这是替民政局带小孩。结果9月20号左右，上面通知要把她送到美国。孩子妈妈抱着她逃掉了。派出所说，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这是政治事件，哪怕我花钱换一个小孩都不行，因为已经采了孩子的脚纹。”一个提起往事就伤心的父亲当着众人面揭开了伤疤，旁边还有站着他神色黯然的妻子。他们拿着一张老照片比划着，上面是他们的大女儿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甜甜地笑着。

“遗弃孩子的原因很多，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可能他们感到，这是为我做的最好选择。”3月13日，Julia带着些许遗憾回到了美国。她已在学会接受：我现在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很幸福，我很健康，我还活着。他们不会因为我每晚想着睡不着，如果他们见到我，我觉得我能给他们带来安宁。

“我们没有选择要去欧洲还是美国，我们没有选择。我们被遗弃了然后被领养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当然这并非说，我们对领养我们的家庭不满意或者是不感恩。”与熊明宇见面后，小明迫不及待地给远在瑞典，牵挂她的养父母打去了电话。去年，曾经有过一个九江女孩与家人联系上她。对方猜测她可能是自己的姐姐。那次的DNA测试结果与这趟旅程相似——她依然要继续寻找自己的亲人。

“很多没被收养过的人问，你为什么要找那些把你抛弃的人？但没人知道我们被抛弃的真正原因。他们不应该告诉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我们应该做什么。”离开中国前，她的内心燃起了一丝希望。毕竟，她清楚自己为什么叫“小明”，那是她清楚“我是谁”的第一步。

截至目前，“南昌项目”已为6名领养的江西孩子找到了中国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