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引发社会舆论热议 民意为什么重要？

作为政府，不论是民选的还是委任的，都必须尊重民意。什么是尊重？就是细心聆听，专业分析，科学判断，既不应该充耳不闻，亦不需要盲从附和，而是坚持独立思考，去除傲慢鄙视态度；更不应该以官僚思维与形式主义应付了事，而是从积极角度考虑民意的出发点和背后逻辑，以尊重为前提做出科学判断，并将分析与判断用开放和详尽的手法传播给大家。一旦决策与“民意”相悖，必须细心解释，如果决策与民意有一些出入，亦应该有效传播出入之所在以及背后考虑。如果民意可以构成政策依据，更应该说明大家的共同点，既避免大家误会政府只是为了迎合民意，还要鼓励民意朝着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方向发展，形成包括大多数市民在内的一种科学凝聚社会共识的习惯。

政治人物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当作“民意”，或者硬要在自以为掌握几个人的想法时就冠以“民意”的标签，企图蒙混过关。这当然不是真正的民意，一小撮人在政治博弈中的口号更不是民意。科学收集民意应该是政府坚持的社会治理手段，既要有效集合民意，更要利用它筛除假民意。民意不是数字游戏，应该是数量和质量并重，但质量的标准容易起争议，因此在判断和管理上应该慎重。然而，数量意义的民意亦并非如此轻易获得，不少人认为民意调查结果就是民意，大多数社会学家知道，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被问卷设计所影响，一些政党甚至用这种手法操弄民意，台湾和美国选举中各大民意机构之间的差异就是证据。

防疫须区分情绪与科学

民意有多种，既有被迎合的民意、可以扭转的民意、具争议的民意，还有就是被扭曲的民意。我们俗称的政客，只懂得“迎合”民意，甚至“扭曲”民意，他们懒得去“扭转”民意，因为要做大量工作，就算民意极具“争议”。英国政客利用选民生活质素下降的情绪，将政府治理成效低下的责任扭曲为欧洲移民抢去英国人的工作，激化疑欧情绪，甚至用重夺“主权”作为口号，结果是在澎湃的民粹气氛下决定脱欧。疑欧派的约翰逊（Boris Johnson）更利用选民被政党争议折腾了三年的烦躁，依旧用前任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脱欧方案，加上一句“搞掂脱欧”（Get Brexit Done），赢取相位，成为利用选民情绪攫权的典型案例。

最近有关“全面封关”的争论很好说明民意与政策的关系。“全面封关”确实是民意，但这种民意反映的究竟是防疫措施，还是市民情绪，包括恐慌和焦虑的情绪？以往人们对爱滋病无知，以为会飞沫传播，不少人因此歧视同性恋者，造成极大的社会伤害，这种歧视完全与防疫无关，就是大家对疫情无知从而引起恐慌。这种恐慌是否有道理？不能说没有。但将恐慌转移为歧视就必须反对，恐慌可以理解，但歧视绝对错误。对武汉肺炎的恐慌当然可以理解，但将“全面封关”作为防疫对策，就不一定是适当的。

有人认为“全面封关”任何时候都不会错，是防范于未然，不会抵触任何人的利益。浙江温州与湖北黄冈“封城”，甚至发布近乎戒严的管制措施，更被一些人视为参考指标。然而，温州与黄冈之所以“封城”，显然由于当地感染个案众多，疫情严重，必须采取极严厉措施阻止社区扩散，“封”的目的是“对内”限制当地居民社交接触，与“全面封关”鼓吹者只求“对外”截然不同。如果确实有需要，当然必须“全面封关”，甚至像温州与黄冈一样“封城”亦无可厚非，但香港情况是否如此，就需要科学判断。当前是否可以用“防范于未然”这样的道理去支持“封城”，相信大多数港人会心存怀疑。对于需要往来深圳与香港的各种人员，不论是因为生活或工作，过早封关就是设置歧视的环境。这就说明防疫政策有对应疫情发展的考虑，这种对应性要依靠专业和科学。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进行“全面封关”，甚至“封城”，它是专业和科学判断，不是民意可以越俎代庖的。

欧洲中世纪时期，由于教廷的解读被视作权威，大家都深信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用科学数据证明这种说法不正确。但就算他在1514年已经有这套科学理论，却因为害怕得罪教徒的“民意”，一直到临终时（1543年）才愿意发表理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只是其个人的，而是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民意”，他只是扭曲了该民意，为己所用，甚至不惜让大屠杀的悲剧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的政策就是民意，邓小平在文革后必须先强调“解放思想”，才能成功推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是要扭转极左的民意。后两种情况或许与科学有一些距离，但圣经与天文学之间究竟谁是科学，应该不难判断。然而，就算有这种历史教训，科学还是会被轻易贬低。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支持干细胞研究，以教会群体为中心的“民意”很认同，说明就算是21世纪，科学依然必须在“民意”面前让位。这是可悲的。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气候变暖”嗤之以鼻，在背后支撑其论调的是科学还是民意，大家心中有数。

当然，在选举中得票多少不一定等同民意支持度，近年经常发生的“含泪投票”就是实例。选民因为反对某些候选人，将票投给他的对手，就算这位对手并不理想，甚至自己根本不认识，亦会无奈这样做，这能说明民意是支持胜选一方吗？最近的区议会选举就是一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选举亦时有发生类似情况，英国保守党最近在选举大胜亦非例外。

这与企业营销产品的逻辑一致。企业想赚钱，根据消费者喜好设计产品，有利于获取更佳销售业绩。它既可以迎合消费者要求，供求双方各取所需，但亦有可能因此生产出无用的产品，满足一时的需要，但不符合消费者长远利益，市场上大量对健康有害的食品就是证据；同样地，政治人物亦会为了满足民意、讨好选民而制订无用政策。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出现毒死人的食品和害死人的政策，初心都是为了呼应消费者和选民的要求。企业追求利润，政治人物追求权力，没有分别，然而，社会为政治与商业制订的标准显然不一样。

领导力立足于专业理性

为什么大家对企业的道德要求不高，但对政治人物有所期望？因为政治人物必须为公众服务，其工作必须符合公众利益，定义上就不符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商业价值。从政者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甚至是因为人民的权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相反，企业谋利、无可厚非。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因为现实经常与理论相悖。政治人物为了保住权力，经常牺牲原则，甚至选民利益，当“民意”与“科学”相冲突时，还是选择以“民意”为依归。选民懂得分辨吗？“领导”民意和“迎合”民意是评价政治人物是否有能力的标准，“扭转”民意或者“扭曲”民意是考核政治人物品格的原则，一些人从政是出于信念，另一些人就是为了权力而从政。通过“扭曲”民意来达到政治目的，满足一己的私利，是政治小人惯用的伎俩。谁都懂得“迎合”民意，却较少人能“领导”民意，最具挑战的则是用道理去“扭转”民意，或者说诱导民意以符合科学与现实。

医生和护士都属于医疗专业人员，包括医治传染病，至于防控传染病则属于公共卫生管理，是另一种专业。就好像药剂师和护士都属于医护专业，但他们之间的专业能力和培训完全不同，公共卫生管理专业与医生专业同样不能相提并论。传染病防控管理是与医疗相关的冷门专业，行业的专家可以不是医生，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博士（Teros Adhanom）就是医疗管理专业背景，担任过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参与过诸如应对爱滋病、疟疾等疫症的国际管控，但从来没有做过医生。毋庸置疑，当出现传染病疫情时，医护人员身处前线，是社会抗疫的关键力量，医护人员希望别人尊重其专业背景，但也应该同样尊重其他专业人员的判断，不要过于轻率混淆医护与传染病管理之间的专业区分，误导民意。

如果民意就足以帮助决策，事情会非常简单，但事实上，民意从来只能简单表述，或者变化如流水，只要问题稍微复杂，民意就无法完整表达。英国脱欧公投就是一个最佳案例。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参选时叫嚣台湾独立及加入联合国，操弄民意赢得选举，上任后却被迫承认自己做不到，这是政治与现实的分别，而科学离现实更近。政治通过“迎合”和“扭曲”民意让某人登上大位，科学却会让他遗臭万年，当然，政客胜选后，民意是什么就好像不再值得讨论。政治人物凭着民粹说词和漂亮口号，让人民做了选择，但不同群体对什么是脱欧或者台湾独立其实没有共识，民意只是回应政客的宣传伎俩和包装。结果是英国要承担极大的脱欧风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甚至可能从英国分裂出去，而台湾常年沉醉在统独的争论，社会持续撕裂、蹉跎岁月，重大的经济社会议题都变得毫不重要。

被扭曲的民意不是民主

民意为什么重要，那是因为大家对民主深信不疑。其实，民主与民意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密。两者的关系既容易被利用和操弄，亦是现代政治的最大迷思。民主是人民普遍认同的政治原则，但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却很难有统一认识，选举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但它并不充分，法治就被视为选举制度的保证，新闻自由亦普遍被视为民主的条件。正因为民主在制度层面难以完整定义，政客才有了利用其不完整性来窃取政治利益和扭曲民意的机会。民主很重要，但必须要科学认识和发展，就好像治病很重要，但必须用专业方式进行，不然，小病变大病。

一般人懂得治病需要科学对待，却很难掌握如何科学对待民主，大家七嘴八舌，谁够胆喊句口号，就有机会成为民主英雄，这是对民主的侮辱与鄙视。民意是对个别事情多种意见的统称或者说是平均值。在一项社会政策争议里可以有一百种民意，而且是根据情况不断变化著。好像食物，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但却可能有着各种指向，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需要，不同时期亦可以流行不同食品，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如果民意是食物，民主就可以解读为生命，它们当然有关联，却存在着太多与不确定的联想。

在疫情扩散时，大家希望政府加强人流管理，无可厚非，这确实是民意，但将这种民意政治化，用激进政治手段和包装来推动，如医护罢工，甚至诉之于情绪——如医护在前线非常危险，和恐慌——如不“封关”就会社区爆发，就是利用情绪来扭曲民意，借题发挥，甚至是违反科学，绝不可取。前线医护是否有危险，当然，但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不是也有危险吗？政府必须为前线医护提供最佳装备，减低风险，就好像必须为消防员提供最佳装备。社区爆发是否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前提是做好社区防护和有序管控人流，而不是随意“全面封关”，就好像时候未到，就不应该宵禁或“封城”。渲染恐慌甚至会反过来妨碍抗疫，增加疫情失控风险。一个新鲜的例子是政府需要隔离疑似病人，却没有人愿意让隔离营设置在居所附近，就算距离已经满足科学要求。如何设置隔离营是科学问题，拒绝将其设置在自己家居附近是情绪问题，民意当然会偏向后者，但哪一个应该作为民主的依据，这是大家都应该思考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民意被扭曲，那就不再是民主，甚至是在破坏民主。民主和民意是否符合科学与现实，或者说，民主和民意会否被政治人物利用或扭曲，这都需要追求民主、尊重民意的人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