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赢了 韩红回应：全认!举报致物资交付延迟（组图）

韩红被举报，调查结果已出，律师解读：举报人赢了

2月21日，北京市民政局对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被举报一事进行了回应。在通报的四条信息当中，韩红慈善基金会只有一条存疑。

即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2月16日，韩红基金会共发生25笔投资，未及时按照规定公布。

在司马3忌的诸多举报内容中，经过核对，只有这样一条存在问题。剩下的举报内容，全部是未存在问题。

随着回应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大V、公知对此事进行回应，其中律师姚文林认为，司马3忌的举报已经达到了目的，与韩红基金会的斗争，明显是获得了应有的胜利。

从2月13日举报至今已经一个多星期过去，在这些天里，不同的声音在网络此起彼伏。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大家都在各自立场的讨论。

那么今天这个结果出来了，是否意味着这件事告一段落了。答案显然不是，因为司马3忌选择了申请行政复议。

诚如律师姚文林所说，司马3忌只是达成了举报目的，但是民政局毕竟只是行政部门，不是法律部门。

但是达成目的还不行，那究竟是想怎样？我们不得而知。

知乎网友朱利安制作了一张图，并解释了司马3忌这个人深谙写文章要领。

从图中可以看出，2月5号开始，他就开始写文章带着韩红老师的名字，而熟知互联网信息的观众，自然是到2月5号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他选择了一个满是乌鸦的时间点，对洁白的羽毛进行攻击。

他的几篇文章有的标题直至韩红，有的标题虽不直指韩红本人，但文章里多次直指韩红，但他很聪明此次声明韩红不等于韩红基金会，并且总会在最后假惺惺的祝福一声韩老师慈善事业越做越好。

这是多年参与微博事件的经验所得，所以在这一次，司马3忌仍然聪明的指导韩红老师不代表韩红慈善基金会，他找准时间和对象下手。

其实，通览回应全文，会发现一件巧妙地事情，表面上好像如同姚文林所说，是司马3忌的举报成功，但事实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会有姚文林对于司马3忌的提醒。

北京民政局的结论，实际上算是给所谓的“举报”人扇了几耳光。

同时官方给出非常肯定的结论：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

这句话直白点来说，就是没有贪污、运转不错。

这份回应出来之后，司马3忌立刻更新微博申请行政复议，直到截稿前，仍然在微博和各路网友进行骂战，只是很少有网友配合他的表演。

反观韩红老师这边，微博上没有任何动静，本人也没有借助任何公共媒体发声，在疫情严重的当下，占用公共资源。

韩红老师的微博停留在昨天晚上公布的，第二阶段韩红爱心驰援武汉工作进度。显示，目前第二阶段第11批物资，已经到达武汉及周边城市，并发放完毕。

犹记得举报之初，韩红老师在朋友圈写下的：君子无忧无惧。

君子的品行到底如何，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次的调查结果也应证了，只要没有做亏心事，自身过硬，那就不怕查。

本次举报事件的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律师解读是举报人赢了，但是作为普通大众，在阅读完回应之后，也会发现，这里面并没有说韩红慈善基金会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

再有一点，就是韩红不等于韩红慈善基金会，一个人可以百分之百的约束自己的言行。

然而，一个组织无论怎么精密的运行，它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好，即使制度公开透明，也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

为此，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监督，大众不会因为对于韩红这个人百分之百的信任，就会放弃对其慈善基金会的监督。

当面对民政局这样的结果时，司马3忌选了进行申请行政复议，因为这样的结局对于司马而言是不利的。

他在举报之初就已经陷入了自己无意间制造的逻辑漏洞里了，在他的举报中声称韩红基金会自成立起一直没有按规定对公众公布每年的活动报告等明细。

而官方的答复是：正在逐年公布。

乍一看这个答复似乎对韩红基金会不利，但事实其实正相反……

在2019年取得公募基金资格前，韩红基金会是私募基金会，而私募基金会是没有必要对全社会公布所有信息的。

但因为司马的举报，民政局的调查，韩红基金会很快就提供了。

这说明即使不具备对外公布详细信息的义务，韩红基金会的详细信息都是清楚在案的，你要查，我马上就可以公布。

所幸的是，大众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尽管，在律师的解读中是举报人赢了。

韩红基金会回应调查结果：全面认同，受举报影响，物资交付延迟！

近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韩红基金会）被微博大V@司马3忌（本名杨宏伟）举报存在违法行为，引起了舆论热议。

2月20日，北京市民政局通报调查结果称，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特别是在抗击疫情中做了大量工作，应予以支持和肯定。但也发现部分投资事项公开不及时，在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前有公开募捐行为。

图片来源：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微信

该调查结果出炉后，21日凌晨，举报人杨宏伟在网上贴出了《行政复议申请意见》。

21日中午，微博账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发文回应有关举报事件，表示为应对该事件，基金会的部分工作受到影响，延迟了部分物资的交付，对医护人员安全及救护工作造成影响，对此深表愧疚。

韩红基金会：全面认同北京市民政局的意见

21日中午，韩红基金会发布回应称，

在疫情发生期间，有网络用户向北京市民政局提出了有关诉求。为应对该事件，基金会的部分工作受到了影响，延迟了部分物资的交付，对医护人员的安全保护和重症病人的救护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基金会对此深表愧疚。

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一个起步、发展并逐步完善的过程。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12年5月9日。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开始实施。2019年8月8日，基金会获得了公募资格。

自2013年至2018年底，基金会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获得善款289万元，占基金会自成立以来至2018年底全部捐赠收入的1.69%，上述款项均用于慈善用途。2018年底，基金会停止了上述工作。如现行法律对上述行为性质的认定与我们当时的认知存在差异，我们尊重法律规定。北京市民政局对该问题的认定，我们表示充分尊重，并予认同。

图片来源：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微信

关于基金会为确保善款保值增值而依法投资等事项公开的及时性问题，这是基金会在工作细节上仍需进一步努力的地方，我们将按照北京市民政局的指导意见，把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好。其他有关问题，基金会亦全面认同北京市民政局的意见。

未来，基金会将在北京市民政局的指导下，继续依法、合规开展各项工作，为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举报人申请行政复议

不过，在韩红基金会回复后2小时，举报人杨宏伟发布微博质疑，韩红基金会“六年时间，开展的公开募捐活动，共获得社会公众捐款289万元；占捐赠收入比1.69%。这让支持者情何以堪？”

此前在21日凌晨1时50分，杨宏伟微博称已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意见》，认为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在回复举报事项的调查结论中，存在“对于被举报事项的调查，与客观不符；对于被举报人的行政违法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

杨宏伟微博转发一位南京律师姚文林则认为，“北京市民政局的通报文件，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件，只是一个政府通知，法律效力有限，更多是起到安抚民情的作用。”

21日中午，杨宏伟又在微博发文呼吁，关于北京市民政局通报查处结果，不建议争论，不希望看到民众之间的割裂。并且他还表示对于民政部门的查处结果不失望，因为这是他在举报之初的预期结果之一。

此外杨宏伟还直言，“这样的处理结果，对自己没影响。”

韩红基金会累计发放28批物资

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查阅中基透明指数发现，2019年韩红基金会曾以100分入选FTI满分基金会。

公开资料显示，韩红基金自2012年5月9日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成立，于2019年8月8日正式获得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韩红在演艺圈里一直以热心公益著称，韩红基金会也曾接受过很多明星和普通民众捐款。

图片来源：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微信

根据韩红基金会官方微信号的记录，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该基金会在1月24日便向武汉出动了第一批支援物资，于25日到达同济医院。截至2月9日，第十六批物资已到达武汉及周边城市，正在发放中。同时，第十七批物资也已在途。

随着第一阶段物资发放结束，韩红基金会又在2月10日启动了第二阶段物资发放，时至今日，最新进展为2月20日凌晨公布的：第二阶段第十一批已到达武汉及周边城市，发放完毕。

至此，韩红基金已累计为武汉及周边城市发放了28批物资。

律师观点：明星基金的监管仍要回归《慈善法》

韩红基金会受质疑被举报事件发展到现在，舆论争议的焦点集中在，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2018年颁布实施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是否适用于2012年成立的韩红基金会。

对此，有观点据此认为，韩红基金会成立在先，上述法律颁布在后 ，因此“法不追究过往，韩红基金会公募基金不违规 ”。

但也有律师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韩红爱心基金会在2019年8月之前，法律性质一直是非公募基金。非公募基金不能公开募集，这是财团法人的原则，并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制。”

“探讨明星基金明星慈善基金会相较其他慈善组织而言，特殊之处在于其发起人、主要捐赠人或负责人通常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公众人物。”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王体律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采访时表示，“因而他们能够较为方便地利用公众人物在圈内的人脉资源以及对粉丝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接受到以及公开募集到其他慈善基金会难以企及的大量款物，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但在法律上并无特殊之处。”

备受大众关注、粉丝追捧的明星基金会，应该如何做才能不让粉丝失望，得到社会认可时？王体认为，其监管方式仍然要回归到《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

“一方面基金会自身要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依法开展慈善款物的接受、募集、运用及信息公开工作，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切实落实《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监管及处罚措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