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疫：一场矛与盾的守城（图）

当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流行于欧美之后，与中国大陆仅一海峡之隔、人货往来频密的台湾，截至当地时间3月22日，累积确诊人数虽达169人，但相较于区域内如日本、韩国与东盟各国，台湾此回的防疫成效依旧相当抢眼。

用数据说话，台湾防疫模式受到夸赞并不为过，甚至不乏论者以台湾位居地缘前线，犹能幸存至此，是其软、硬实力与历史（指SARS经验）的完美结合。面对肺炎疫情从早先以中国为主，到现在全球蔓延，台湾守得漂亮，也守得辛苦；只不过，随着疫区只在中国，到欧美相继沦陷的过程，台湾在轰击中国大陆防疫不力，及质疑西方防疫作为岂是如此“佛系”之间，查察台湾社会的反应，无形中也涌现了其夹处于东西方价值间、两岸政治意识形态长期对垒下的矛盾。

“指中道西”标准错乱

综整台湾官民批评中国大陆早期的防疫不力，主要攻击其政权的专制性，其间涵盖了官僚作为昏庸、维稳压倒防疫、治理无章且不透明、封城等措施不重视私权与人权等。总而言之，台湾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侧重的否定只有一个：专制的中共政权，所有的不幸都与之有关。至于待中国大陆疫情得到相对控制，台湾官民的反应则大致一分为二：一则继续不相信专制政权，对于中共官方公布的人数统计，乃至于各省复工情况，皆一概存疑；另一则是承认中国大陆确实在相关铁腕治理下，疫情渐渐可控，但转以揶揄的心态，嘲讽专制政权当然有办法用专制力进行防疫处置。简言之，中共的那一套，台湾不是不知道，只是学不来，也不想学。

另一方面，面对欧陆的意大利、德国等国相继爆发大规模传染，尤其对于英国突抛“借全民感染达全民免疫”的防疫套路，台湾社会的反应可谓震惊莫名，咸认“大疫当前，佛系不可”。自诩为“民主防疫”的台湾，在检讨欧陆这些在蔡英文话语下“理念相近的国家”时，侧重的要点则全然导向抗疫效果的有无，而非检讨欧陆国的体制短板。

事实上，这当是台湾官民在认识中国与欧美差异时的一种后知后觉：中国向来以效果为目标，西方则总是以制度为其规范；中国自豪于高效卓越，西方自傲于价值领先。

尽管台湾在此役靠自己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防疫值，但当病毒已然全球扩散，台湾自然明白继续独善其身有一定的困难，辅以“台湾模式”一时间成为全球与西媒报道下的显学后，台湾官民于焉取得自信，认为自己在如何防疫的全球课题上，取得了难得的声量与话语权。只是，在“指中道西”之间，台湾官民不愿承认的“两点矛盾”，也如疫情燎原般炸裂开来。

首先，台湾官民在评价中国大陆与欧美诸国的防疫时，标准有明显错倒之势，这肇因于台湾并不愿意承认在防控疫情持续扩散的工作上，专制政权有专制政权的“巧妙”，同时也不愿意接受，具“现代性”想象的民主国家在回应疫情突袭时，其体制产出并没有预期中来得“有效”。（延伸阅读：肺炎“西”进 欧洲现代化想象的幻灭）

这带给了台湾倏地而来的尴尬：不愿正面评价中国大陆借由专制力进行如封城措施等带来的疫情遏制，遂以西方式的制度、信息透明与个人权利保障等，质疑中国政府的专制管制手段；但面对欧美各国陷入僵化教条的自由主义传统，台湾在欧陆疫情正有昂扬势头之初，却又以意大利为什么不采取封城手段加以抗疫提出质疑，认为欧美徒有“制度美德”，却无用于防疫现实。

台湾频频“指中道西”，话说得轻巧，其实是标准错倒。面对遏阻疫情扩散有一定成效的中国大陆，就指其体制不良，不看成效；转身看到同属“理念相近”的欧美各国，遂要他们仿照中国祭出封城措施，直接要求成效，但不讨论自由主义下民主体制国家难有立刀见影作为的内在问题。再如台湾一方面积极国际宣传，希望可以借此次全球疫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另一方面，却又质疑WHO失能、倾中，甚至讽其当改名为CHO（中国卫生组织），骂的半死又想要加入。台湾这一波“指中道西”总归八个字：捧不到点，骂不到位。

台湾模式“自助餐”

其次，台湾这回话可以说得轻巧，说穿了无非自恃一檔防疫绩优股，方不吐不快，左右开弓。但检视台湾的“防疫模式”，说好听一点是兼采中西方的优势，既民主自由开放，又严格管制防堵，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助餐”，径自取自己要的，弃自己不要的。

例如台湾借由修法《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第7条），致行政权充分扩张，这确实有助台湾防疫的紧急应变，却存在空白授权的问题。台湾近年看似对威权与专制复辟颇为敏感，也自信于自己的公民社会、珍重法治与自由民主价值，但显然疫情大敌当前，对于防疫举措合不合宪、符不符合民主法治的精神，对于行政权当保有警惕与节制等，其实没那么重要，也不认为这类“民主细节”将损及其引以为傲的“台湾价值”。（延伸阅读：“民主防疫”比“专制防疫”更优越吗）

当然，所谓的专制与民主从来都不是一刀切。一个政府出手治理与强加管制，并不直接类同于一种专制，遂成为自由主义的对比；比较中国与欧美各国政府这回出手抗疫，实际上是就其治理体制与方式选择的有别来论，不能够一刀切地去将那些宽松且不见效的防疫政策，直观地归咎于自由主义治下的必然伤痛，又或者当英国断然祭出强硬的管制作为，即刻评价自由主义向威权妥协、走向专制；反之亦然。

台湾正是犯了这样的心病，将专制与民主一刀切，认定“非此即彼”，又“此起必将彼落”，于是戒慎恐惧地站在民主的悬崖边，布满了专制阴影的防护网为确保自己的安全，却又见不得光、说不出口。

总的来说，台湾先是同西媒等对于肺炎疫情于专制中国泛滥，某种程度用“见猎心喜”的心态说三道四，后来再因为欧美相继沦陷，西媒纷纷闭口，台湾的“民主防疫”调子唱不下去，换成了中国大陆媒体以同样“见猎心喜”的心态，瞧着西方也没多好，吆喝着学学“中国模式”。中西方的这出防疫大戏，唱得是半斤八两，演得是想象般中的难看。

至于抗疫时期的台湾官民，此刻的处事与意识逻辑正陷入一重又一重的矛盾之中，尽管民进党政府整体防疫有成，却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乖张错觉，相当程度赋予指挥官扩张宪法解释后的权限，破坏了法治精神却不以为然，反而因为防疫有成而很具“台湾价值”。一如中国以效果为目标，有别于西方以制度为规范；此时此刻的台湾舆情，其实很前者，却笑着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