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禁止蒙面的国家要怎么抗疫（组图）

2月27日，荷兰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在荷兰鹿特丹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青青看到这则新闻时，就想要戴口罩上学了。

彼时，中国国内“战疫”已开展月余，“戴口罩”成为了自然且必须的事情。但在荷兰，“戴口罩”出门还是一件非常稀奇、甚至需要勇气的事。

荷兰并未因担忧疫情扩散而采取停课、歇业等措施，对防治新冠肺炎给出的建议是勤洗手、保持距离、不进行贴面礼、咳嗽或打喷嚏用手肘遮挡……以及，无需佩戴口罩。

“无需佩戴口罩”的建议与荷兰的法律、文化密切相关。

2019年，荷兰参议院通过的“禁蒙面法”生效，要求普通人须在公共场所露出面部，不得遮挡面部主要部分。

2018年6月26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禁蒙面法，禁止在公共场合、公共交通以及教育机构，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建筑物及相关院子范围地区内，穿上覆盖整个脸部或遮盖住仅露出眼睛或使脸部无法识别的衣服，这些都是违法的。

经与有关部门协商，法案于2019年8月1日后生效。

同时，因为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荷兰等西方国家对口罩的作用认知也与中国不同——他们认为戴口罩是“生病了防止传染别人”的象征，而不是“健康的人预防病毒侵袭到自己”。

东方面孔+稀奇的口罩，在荷兰的文化语境下看起来就像是在宣告自己是“病原体”。“会有一定的社会压力，所有人都会看着你”，青青说，但因为太过担心会被感染，她还是决定戴口罩去上学试一试。

口罩勇气

“小心翼翼，很紧张。”第一天戴口罩，出发前，青青特意围了一条大围巾，打算“如果太尴尬的话，就用围巾来遮挡一下”。

戴了口罩，熟悉的上学路忽然不一样了。

“大家都离我远远的，只能用笑容掩饰尴尬了。”在面包店买了面包——平安无事，这寻常的小事甚至都让青青有些开心。

但是，第一次的尝试还是在快到学校时匆匆结束了。“还是有点担心在学校戴口罩会引起同学的恐慌，所以到学校比较空旷的地方就摘下来了。”青青决定，暂时先只在人流相对密集、风险比较大的公共场所戴。

第二次在地铁上佩戴口罩，青青遇到了一群荷兰小朋友。他们看着青青手里亮着屏幕的iPad，也用看iPad的那种好奇眼神打量她，问她可不可以转过来给他们看看“戴口罩的样子”。大概因为这样充满善意的、单纯的了解，青青更从容了。

当地时间2月27日晚，荷兰卫生、福利及体育部下设的荷兰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发布公告称，荷兰于当天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3月9日，距离荷兰的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已经过去10天了。

这10天里，荷兰的官方确诊病例数已飙升至264例。青青决定把“戴口罩活动”的范围拓宽，在学校里、课堂上也坚持佩戴口罩。

也是在这天，青青在课堂演讲的最后一刻决定戴着口罩上台，并向同学们做出解释。

本以为在学校戴口罩才是最难的一关，现实情况却让青青感到惊讶：比起在地铁上的如坐针毡，学校里氛围宽松了很多。

老师没有额外地问什么，同学们甚至也没给她太多奇怪的反馈。“同学很多是国际生，也有很多亚洲同学，大家对国际信息都比较敏感，反而不会有特别多的困扰。”青青成了大家目光的焦点——善意的那种。

学校里的“宽容”给了青青一些勇气。此后的日子，她觉得自己在逐渐习惯戴口罩，也学习着逐渐坦然面对别人的目光。有年轻的荷兰小伙子在地铁上用奇怪的眼神看她，还用荷兰语嘲讽地说：“她这样还能呼吸吗？”

“一开始确实比较虚，会躲避大家的眼神，但今天开始如果他看着我，我就看着他——他就不会再看着我了。”  

歧视危机

3月12日——第一例确诊病例出现的15天后，荷兰境内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614例，荷兰政府终于开始采取部分措施。

当天晚上，荷兰紧急发布通知，大学停课了，青青可以在家里“宅”上一阵子。“终于觉得安全一点了。”

不必再为戴口罩积攒勇气，但有些隐隐的担忧开始逐渐浮现。学校的同学都是未来要经常见到的人，以后也要一起做作业。别人会不会因此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她因此而担心。

担忧也暂且只能是担忧，要长远来看，青青才能知道“戴口罩”产生的余波了。

3月2日，阿姆斯特丹一家商店的标志上写着没有口罩和消毒剂（图源：《荷兰时报》）

作为留学生的青青同时也是一名vlogger。在荷兰尝试戴口罩坐车、上学的过程，也被她拍摄记录在日常更新的视频里。

有时候，在众人的目光里戴着口罩走在街上，她会用拍vlog这件事来给自己打气，“平常拍视频，大家不是也都在屏幕前看着我吗？所以现在被“观看”也无所谓啦。”

“仿佛就是在看勇敢版的我自己。”看完了青青的视频，同在荷兰留学的女孩季璇说。“看起来很平常，甚至有点夸张对吗？但我想说，真的太有勇气了。”

比起病毒，季璇更担心路人的眼神和眼神背后的敌意，“歧视、嘲笑还好，我很担心会遇到更偏激的人，遭遇暴力。”权衡再三，季璇最终还是选择了戴厚围巾出门。

和谨慎、敏感的女孩子们不同，和青青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男生小吕，面对“戴口罩”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困扰，从一开始就不太在乎——他承认“相对来说女生被欺负的概率比较大”，也觉得是自己对旁人的反应不过分敏感。

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名游客在看一则关于梵高博物馆因新冠病毒暴发而关闭的公告（图源：路透社）

9月要在荷兰读master的小吕还是一位专业摄影师。面对这次荷兰的疫情，虽然不是全然的置身事外，但小吕常常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做一次拍摄工作，透过镜头打量眼前的一切。对于戴口罩等文化差异，更是带着一些“观察实验”的心态。

小吕从3月中旬左右开始出门戴口罩，最开始只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会来‘歧视’我”，一周过去了，小吕觉得自己没有碰到。

“有时候我戴口罩走在路上，也会碰到人问我是不是有感染，不过我看得出来那是在开玩笑，可能有人就觉得这也是歧视吧。”

歧视还是存在过的。2月初，一家荷兰电台公开播放辱华歌曲，歌词大意是“预防病毒不如远离中国人”。诸多荷兰华人组织了请愿签名，抗议这一歧视种族歧视行为，最终敦促荷兰政府公开重申反对种族歧视立场。

1月28日，荷兰Radio10电台播放了一首改编过的流行歌曲，歌词中有“要预防病毒，就要远离那些臭臭的中国人，可能他们的炒面中就有细菌”等辱华歧视华人语句。2月14日下午，荷兰华人华侨在海牙第二议院正式启动了反对歧视、支持华人的“ikchinees”运动。

我问“观察者”小吕怎么看这样的风波，他说：“哪个地方都有那种歧视心态的人吧，只不过，疫情让那些人找到了借口，原形毕露了。”

模糊未来

3月16日，荷兰总理针对新冠疫情发表电视讲话。荷兰总理的上一次电视讲话是2013年女王退位时，而再上一次，就已经是二战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代表着荷兰开始从政府层面重视疫情发展趋势。电视讲话的结论，是荷兰也将走上群体免疫的道路——防止病毒集中爆发，慢慢拖延，保障医疗系统不崩溃。

以小吕对荷兰的观察来看，虽然应对得“确实不太积极”，但好在终于开始应对了。至于荷兰能否效仿国内的疫情防控模式，小吕觉得”抄作业的前提得是卷子一样。”

荷兰领土面积比较小，有很多人上班、上学的日常通勤都需要跨城市。小吕有同学住在鹿特丹，但上学是在海牙。大家坐火车通勤——火车仿佛国内的地铁，流动性特别大。

荷兰领土面积较小，火车仿佛国内的地铁，流动性特别大（图源：Twitter用户@ikbendaf）

“不像国内，关掉一个城市就行了。”荷兰城市与城市间的密集日常通勤，使得只要有一个城市出现新冠肺炎，不及防控，就很容易通过无时无刻的日常通勤传播到各个城市。

看起来不太乐观，但小吕还是比较安心。荷兰人口较少，大多数时候，都是“地广人稀”的状态。

“荷兰总人口才2000万，可能跟广州一个城市的人口差不多。”

虽说是“地广人稀”，但一向容易担忧的季璇还是有些担心。她来到荷兰的时间不算久，尚且处在一种适应文化与环境的阶段。她本来就有些内向、慢热，苦笑着说自己现在是“举目无亲”的状态。

3月22日，荷兰卫生官员表示，该国确诊病例数量增加了637例，共计3631例；死亡人数增加了30人，共计136人。

荷兰人得知自己可能面临封锁时，开始涌上街头囤积大麻

但实际上，这份“确诊病例数量”的参考意义并不大。3月11日后，确诊者的家人不会再被带去检测；此外，可以获得检测机会的条件极高：出现相关症状的同时，还要有疫情国家旅居史。“人传人”后的家庭感染、疑似病例均被排除在检测范围之外。

面对陌生的病毒、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处置方式，季璇觉得无所适从。她很想跟父母、亲人，跟自小熟悉的那些呆在一起，一起度过这段始料未及的危机。

我问季璇，有回国的计划吗？她说，虽然常常觉得恐惧，但没想过要在此刻辗转回家。她的体质比较弱，经不起长途的折腾。机舱环境密闭，飞行时间又长，感染风险比现在好好呆在荷兰要大。

3月20日，西班牙华侨邱某因为家中亲人的身体状况突发变故，奔波30多小时回国。侨居西班牙时，她一人独居，已经连续多日没出门；归国路上，她做好了能做的所有防护措施：全程戴口罩手套、自带食物、与其他人员保持距离。但即便是这样，还是被感染了。

3月20日，西班牙华侨邱某回国后确诊新冠病毒。图为邱某在机场拍的照片

季璇把这则新闻发给我，说她更加坚定“不折腾”的想法，也打算勇敢戴上口罩去购买生活用品，规划好网课和居家生活。

“没有永远的庇护所，对不对？用这个机会，我也该学习一下怎么独自和未知共存了。”季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