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露弊端 五十年来的政策让美国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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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十几岁男孩的父母最害怕的一句话莫过于“不许打篮球”。这里很少有人住得起宽敞的大房子，所以让像我家13岁小孩这样活泼的孩子出去和朋友打篮球，对家庭和睦至关重要。但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禁止这样做，因为这是纽约州保持社交距离措施的一部分。篮球架被拆掉了，人们的心情也很低落。

已经有很多文章批判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的方法不当——批判得对。美国目前的确诊病例数量已超过包括中国和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国家，而且确诊数量不太可能在五月前见顶。

但我在自己的街区看到的情况，突显出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笨拙反应是一个更大的全国性问题的一部分。几十年来所做的政策决策都毫无例外地在整体上偏向私营部门、尤其是大型公司的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事实证明这给我们的健康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举个例子：许多没有全职工作、不享有福利的人依然在试图工作，尽管“就地避难”的命令现在只允许必要行业的员工工作。

除了邻居，我在街上看到的都是保姆、清洁工、承包商和其他按钟点计酬的人。当然，有些人正在成为病毒载体，但谁能责怪他们挣钱糊口呢？向每个成年人发放1200美元的福利是2万亿美元联邦刺激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但这个方法不会走得很远。事实上，在纽约市，一个月房屋租金的中位数是3000美元，而1200美元只够支付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在我看来，优步(Uber)司机在纽约扮演的是一个应急角色（这里的人均汽车拥有量比美国其他地区少），他们的处境会稍微改善。联邦政府最终将负担这些合同工的失业保险成本，因为优步等公司在正常时期成功避免了承认这些司机确实是应该获得实实在在福利的真正员工。

如果我是一家直接承担这些负担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会对此感到愤怒。虽然我完全支持紧急刺激计划，但一家市值460亿美元的公司居然成功地利用自由市场的幻觉将这一负担推给了纳税人，这是荒谬的。这种幻觉就是，认为美国零工劳动者与美国那些最大的企业拥有同等的权力。

这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虽然私营市场体系在许多领域都非常擅长分配资源，但一些市场——不仅是劳动力市场，还有医疗市场——需要更多的公共干预和投资才能正常运转。

美国支离破碎、成本高昂的医疗体系即便是在最好的时候也是错综复杂的，更不用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今天的第三辆救护车从我的街区驶过。我很高兴自己不在车上，因为科莫曾发声明称，纽约需要3万台呼吸机，但眼下只有4000台。全美各地的市长和当地政府不得不在乱糟糟的自由市场上争抢市场所提供的物资。

联邦刺激计划确实为医院、医护人员、设备和服务提供了1500亿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由州和地方当局提供。但这比大型企业将获得的5000亿美元少得多，联邦政府希望大型企业能利用其中一部分资金保留尽可能多的员工。

坦率地说，我希望美国企业像许多德国企业那样，将就业保护作为其商业模式中一个更核心的部分。德国的“短时工作”(Kurzarbeit)计划利用经济低迷时期对员工进行再培训、对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该计划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出口商从美国企业手中抢走亚洲市场份额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企业之所以在竞争中落了下风，是因为它们需要额外花费时间和金钱，将在金融危机后裁掉的人手重新招聘回来并重新培训他们。

我们有一个“刚好来得及”的商业模式，以及一支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拥有过大掌控权的巨额企业黑箱基金。任何认为救助计划中的监管条款足以对企业救助的发放施加限制的人都过于乐观了。

承担新冠疫情大部分负担的将是地方和州政府，而不是上市公司。然而，面对疫情大流行希望套现的投资者近来一直在抛售市政债券。这提高了汉普顿(Hamptons)所在地萨福克郡(Suffolk County)——纽约最受欢迎的夏日圣地——等地的偿债成本。

我认识的许多人已经离开拥挤的纽约市，逃去了那里，但这很可能被证明是愚蠢的，因为那里的医院甚至比纽约市的医院资源更少。

在理想的世界，我们会有一个类似二战期间的那种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以及一个对如何组织公共和私营部门抗击疫情有一套整体计划的总统。我们还能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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