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人福特眼中的中国科技崛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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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以来，美国官方政府战略文件称中国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不仅主导了国家战略辩论，而且形成了真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角力。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了自2001年以来普遍存在的“反恐战争”叙事。

而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的科技崛起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技术层面的掌控不仅仅是谁制定标准的问题，而是通过“技术政治势力范围”投射地缘政治的力量和影响力。因此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成为系统性竞争的一部分。

但中国的科技升级背后，除了国家政策导向之外，也受到活跃的私人企业创业潮的驱动。美国人长期以来通过资本运作参与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创立和成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6月中访问了美国泛大西洋投资集团（General Atlantic）的总裁比尔•福特，探讨跨境科技投资和市场准入的未来，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策，中美贸易战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以及中美合作的关键投资领域。福特认为美国人可以从中国的科技崛起中获益，而最好的方法是投资中国科技公司。

但福特的观点是否与美国内部政治主流相契合？美国投资人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科技公司的一连串举措以及香港国家安全法？

比较中美科技产业的吸金能力

2019年全球累计的创新风险投资达到2670亿美元，北美占了一半（49%），中国拿下了22%，即将近600亿美元，超过欧洲的350亿美元（13%）。因此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全球创新领域的两巨头。

以前在中国的风投主要是由西方的风投手主导，但现在中国本身有许多优秀的本土投资者。过去十年有139家中国公司成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如排行前十的字节跳动、滴滴、美团、小米、拼多多、快手、大疆、贝壳找房、比特大陆和瓜子二手车。

福特认为，其实很多人只看重中国基础建设的发达，但过去20年来，他所看到的中国已经转向领先的创新型经济，体现在线上电商、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等领域。目前一些世界级的科技公司正在中国创立。

20年前泛大西洋刚在中国投资时，联想算是中国早期的科技公司，当时还是政府领投。中国的创新企业很少，也很少有优秀的管理层。但20年后，福特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优秀的创业者，可能正在创建他们的第二、第三或第四个公司。

现在中国有深厚的人才库，并聚集了非常强劲的本土和国际风投，投向早期的创新公司。福特认为“这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的现象，就像在中国的很多事物一样。从我们刚去中国的时候发展到现在，在通常的情况下需要三四十年的工夫，但中国相当于科技产业的人才、金融资本和法规在20年之内就诞生了。”

与此同时，令福特惊讶的是，这些发展居然是在没有很强劲的国内公开金融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目前中国创新经济部分是通过吸引外资而成长的，并不是依赖国内的金融公开市场。福特表示：“我最担心的事就是中美之间在关税方面的争议，以及目前在其他方面的对立，会再继续扩散到金融领域。即使中国本土的风投基金很多背后也有来自国外的基金，如美国大学基金和政府养老基金。”

泛大西洋投资集团在华20年

成立于1980年的泛大西洋投资集团，目前在全球的14个办公室有400名专业投资人员，管理着350亿美元资本，一半投资在美国，一半在海外，大约17%-18%的投资在中国。

泛大西洋在2000年来到中国，先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过去20年总共在中国投资了41亿美元，37家公司。基金在2008年和2018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公室。目前在中国的三个办公室共有28名专业投资人员，投了22家中国企业，估值大约在34亿美元，其中很多是高科技公司。

泛大西洋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联想，也协助联想购买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当初它到中国的动机是看到了电子业的供应链转向亚洲。福特坦承，如果是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之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应该会否决2005年联想对于IBM的收购。

福特从在中国投资的经验里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惊喜，就是管理层和人力资源的水平，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极快，私人企业仍然持续增长，中国企业的水平，仍然如日中天。

但同时让福特感到吃惊的是，20年后上海并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市场，中国大的企业大多数是在中国境外交易。福特表示，他非常担心，最近美国参议院刚全数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如果成为法令，可能会使得中国公司选择逃离美国资本市场。

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仍然靠海外金融市场套现

福特认为，跨境资金的流动对于中国科技产业的增长功不可没。长期以来美国私募基金在中国的投资主要以纽约和香港上市作为套现的方式，如果这个通道被阻断了，流向中国的外国资金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风投资金所支持的中国企业在过去十年里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近年来香港上市数量增多，但仍然以美国最为领先。目前在美国上市的前十大中国企业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阿里巴巴的市值就超过6000亿美元。

即使在最近几年的政治风暴下，2018年仍有1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2019年有39家，今年虽有疫情影响，到目前为止也有12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但福特担心美国证监会将通过法规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上市。

现在香港的上市环境已经很有体量，资本市场的运作也成熟，但福特表示：“如果所有中国公司都离开美国资本市场而转向到香港，我将会感到非常失望。对于我们而言，交易市场的深度和流通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科技公司希望在亚马逊、脸书、谷歌、苹果这样的巨头交易的场合上市，这样它们才能够拿到类似的估值。”

福特也认为新一代的中国科技公司越来越国际化。泛大西洋基金投了字节跳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因为其创始人张一鸣的初衷，就是要创立第一个完全国际化的中国公司。抖音的国际版TikTok完全在中国境外运作，福特认为字节跳动有全球最优秀的AI技术，因此他对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重新回顾式地审核字节跳动两年前收购Music.ly感到不解。Music.ly虽然在美国有业务，但并不是一家美国企业，而是一家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尽管字节跳动在各个部门有技术上的分享，但数字信息并不传回到中国。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的一些表态显示可能会对中国企业采取措施，那么这些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使中国公司选择在香港上市。目前中国市场的私募和风投项目估值达到6000亿美元，另外还有1800亿美元的资金等待进入这个市场。

解读中美双向投资的趋势

根据荣鼎咨询的《中美双向投资报告》，随着中国过热的技术市场急剧纠正，以及美国监管机构受命审查早期的高科技投资，双向风险投资在2019年急剧下降：中国在美国的风险资本投资在2018年增加了47亿美元之后，在2019年下降至26亿美元。

投资的低迷影响了所有筹款阶段、目标行业和投资者类型，除了反映了中国的技术市场动荡，也基于中国监管单位要求中国投资者缩减海外雄心的事实。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和监管举措，包括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和《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案》也是重要因素。

从相对的方向来看，2019年美国的独资风险投资公司总共向中国初创企业投资了约50亿美元，较2018年创纪录的196亿美元大幅下降。2017-2018年美国风险投资对华投资的扩张和增长反映了中国技术市场的增长，尤其是后期的技术公司。

面对越来越多的经济不确定性，中国风投市场在2019年增速放缓，投资者变得更加挑剔，而且有一些投资人认为，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的部分科技生态系统已经过热。

虽然今年初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似乎对中美双边资本流动重新提供动力，但全球新冠疫情改变了近期和长期的前景。不过荣鼎认为，在种种危机中，中国投资者可能对美国非敏感领域但受到疫情冲击的资产感到兴趣，而外国投资者可能从中国技术行业泡沫的缩小中看到商机。

未来的外资和中国创新企业

美国资本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下降，是否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科技投资的交集将越来越少？福特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泛大西洋基金将会继续中国的投资，但他和同行探讨的结果是，在中国还未落地的基金对于目前地缘政治方面的种种说法感到非常不安，由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有些人认为在中国投资风险太大，这当然反映在数据上。

就中国向美国的投资而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政治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很多中国公司不愿意冒险卷入这样的过程。如果这种逆风持续下去，最终会不会导致中国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导致美国资本进入中国也变得困难？

福特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举措反映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节制。在他看来，这些海外私人资金为中国带来了创新的动力，提高了管理素质，使中国私人企业更加发达。中国方面虽然还没有设立新的障碍，但福特仍然有点担心中方会做出一些反应，比方说终止中国公司常用来在海外上市的VIE架构。但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似乎看到了外来资金的流通对中国创新产业的正面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保持中美之间的金融关系？福特认为美国人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比方说，阻止中国公司向美国购买芯片零部件，这将迫使中国公司自己发展，从而使美国公司失去重要的客户端，最后的结果是美国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同样地，就金融市场而言，中国公司现在都有备案计划，就是到香港上市。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是不是会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福特认为，市场看重稳定性，如果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结果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香港社会，就会对其金融市场有利；如果香港国家安全法的结果是更不稳定，这就会对市场不利。他认为在短期内应该看不到人民币完全与国外货币自由兑换，所以香港仍然会保持中国获得外国资金的门户地位。

投资人也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福特表示，他会尽量向美国政府表达立场：美国人对中国科技的投资，事实上是帮助美国的金融市场成为世界牛耳，因此美国不应该寻求与中国的科技和资本脱钩，而投资人必须为此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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