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近百人离职事件两大诱因：歌颂领导很心累，院内改革引争议（组图）

多位离职员工表示，安保事件冲突只是一次“借题发挥”，刺激大家离职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核所所长吴宜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5月起就开始发起的院内改革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下称“合肥院”）超90人离职风波仍然充满疑点。7月17日，中科院党组研究决定成立专项工作组，7月19日，工作组已抵达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开展调查工作。

7月21日，中科院网站再次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听取中科院有关情况汇报，并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科技部、中科院等单位成立专项工作组，近日赴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就其下属研究所职工离职事件展开深入调研。

多位合肥院员工向《财经》记者证实，6月15日，90余名科研人员集体离职，均来自合肥院下属的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下称“核所”）。

中科院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合肥院是中科院所属最大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之一，核所是合肥院下属研究所。

核所官网显示，吴宜灿是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所长，负责研究所战略规划工作。2019年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2019年院士增选结果，吴宜灿研究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位离职的核所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当天的离职人数是92人。但这个数字并未得到合肥院官方确认。该离职员工向《财经》记者透露，此次离职的大部分人，之后可能会入职中科凤麟。公开资料显示，中科凤麟与核所所长吴宜灿紧密关联。

中科凤麟是一家核系统研发及技术产业转化公司，此前多家媒体报道都提到，吴宜灿是中科凤麟的创始人。在各类公司信息查询平台上，吴宜灿没有科研或核能技术相关公司记录。

企查查数据显示，名为“中科凤麟”的公司有12家，在安徽的有9家，8家的法人代表都是胡菊萍，另外一家是宋保全。其中一家名为中科凤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有两位，分别是胡菊萍与高芳，各持有50%的股份，这家公司也是另外5家公司的投资方。

前述离职员工向《财经》记者表示，胡菊萍和高芳均为核所员工。对此，《财经》试图向核所方面求证，截止发稿未获正面回应。

与集体辞职闹得沸沸扬扬不同，有一些变化是在悄悄进行的。

在过去两天时间里，中科凤麟官网做了大幅度的修改。网站首页最显眼的位置，是6条图片信息。就在两天前，其中两条都是吴宜灿相关，分别是第一条的“吴宜灿研究员当选科学院院士”与第三条的“吴宜灿研究员当选国际核能院（INEA）院士”。

首页最下方的“媒体追踪”栏目，曾经的头条是吴宜灿接受安徽卫视的采访，也被删除。

中科凤麟2019年9月发布的招聘信息显示，该公司主要是“以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为核心”，现在的官网介绍中，这句话已经被删除。《财经》记者多次致电这条招聘信息下方留下联系方式的“陈老师”，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种种迹象表明，这家公司正在淡化一切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安全所、吴宜灿的关联关系。《财经》记者在近一周时间内持续拨打吴宜灿的手机号和官网公布的座机号，始终无人接听。

吴宜灿和这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安全所集体离职事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过往一些公开信息中，吴宜灿强调了他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今年1月，吴宜灿接受《中国科学报》（由中科院主管）采访时提到，过往获得的多项大奖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导师奖”，“看到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在核所成长起来，是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

集体离职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次研究人员集体离职之所以显得不寻常，有其原因。合肥院在职人员称，在研究院，通常的离职流程很长，但是核所当天的离职申请，当天就批下来了。

导火索是6月15日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安全所的“安保事件”。

该合肥院人士向《财经》记者回忆，6月15日，合肥院来拆除核所门禁，到场的有警察、保安和院里至少5个处长，有工作人员用手持录像机记录。

突然更换安保团队，引起了部分核所工作人员的情绪反弹，有部分研究人员在现场与拆除安保团队形成了冲突。

上述合肥院人士说，合肥院一直以来各所安保均由自己负责，核所也是独立配备安保团队。他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核所领导层认为，所内有不少涉密的文件资料，安保还涉及内部网络问题。

不过，7月16日，合肥院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回应称，核所安保工作一直都是由院里统一管理。

合肥院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科学岛，科学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延伸至蜀山湖（董铺水库）的一个半岛。

冲突一直持续到半夜，期间有女生被推了一下，引发进一步的对抗。

上述合肥院人士说，冲突升级后，一些研究人员情绪激动，有人提出要辞职，随即有人响应。院方态度强硬，当即决定立刻让13个处长都搬到核所来办公，当场批准辞职。

他分析，院方准备这么充分，说明这是提前策划的，不是临时决定。

有其他研究所的人士提到，他们所在的研究所，也替换了安保，但并没有核所的反应这么强烈，正常进行的，没有警察也没人录像。

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强调，他认为此次核所集体离职事件只是正常的人员流动，不存在集体辞职的情况，他说，核所建立很多年了，这几年下面又分出了十多个研究团队，原来核所里的很多人都去各个研究团队了，并不是人员流失。

外界对这次事件的一个疑点是，为什么更换安保系统，能够让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当即离职，放弃稳定的工作？

多位核所相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安保事件冲突只是一次“借题发挥”，刺激大家离职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核所所长吴宜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5月起就开始发起的院内改革。

吴宜灿是一部分核所员工“借机离职”的一个原因。

一位在此前已经离职的核所员工向《财经》记者表示，吴宜灿的管理风格非常强势，他还在职时，核所里有两种文化，“加班文化”与“排球文化”。每个月所里会统计每个人的加班情况，即使没有事做，也要熬到九十点才能下班。

吴宜灿喜欢打排球，核所里有固定的排球比赛，“大家常常组织训练。”他不喜欢打排球，但是依然不能拒绝。

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要准备每年元旦晚会的节目，临近元旦那两个月，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要花在准备节目上，要有一些歌颂、赞扬吴宜灿的环节，最后还有献礼，还要讲礼物的意义。每个部门都花很多精力去准备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头疼，特别累。”

他向《财经》记者强调，近几年核所离职比例一直很高，离职原因多为受不了所内的文化氛围。”

5月开始发起的院内改革是另一部分人离职的原因。

合肥院官网显示，今年5月6日，合肥院召开职能处室和支撑部门负责人宣布会。会上，院长刘建国指出，为了进一步对标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用制度保驾护航科技创新，为科研人员“减负”，研究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但不仅限于：营造新时期科学岛创新文化、落实扁平化管理、优化学科布局、整合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加强科教融合力度、深化国际合作。

一位合肥院人士向《财经》记者解释，改革措施中的“扁平化管理”，引发了所与院的矛盾。“以前各所所长可以直接支配课题资金，现在有的所所长一年只能批500万元，剩余的都需要院里同意。”

他认为扁平化管理本是好事，但由于去除了一些行政管理岗位，科研人员不得不负担起做文稿、做PPT的工作，无形中增加了工作负担。

此外，改革还取消了三级课题，“本来三级课题是给新人历练的，但是现在很多刚来的硕士、博士就没有历练的机会了。”

此次改革后，合肥院将推行的PI制度（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制度）也在部分科研人员中引发了争议。一位合肥院科研人员解释道，这意味着“将由几百名行政人员直接管理几千名研究方向各异的科研人员”。

在她的理解中，PI制摒弃了科学岛团结一致干大工程的优势，结果将是几百个课题组各自为政。“现在的科研不是纯粹的基础研究、一个人一支笔就搞起来了，必须要集合大家的力量才可以。”

一位合肥院在职人员则向《财经》记者透露，“目前改革推行阻力很大，6月，院内就因此闹得沸沸扬扬，改革结果目前还不可知，而且我至今没看到改革相关的红头文件。”

近几年，中科院内部一直在推行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引入市场化投融资机制以及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等。

合肥院下设的另一个研究所研究人员向《财经》记者透露，不止核所，今年5月至今，他所在的研究所有多名博士、硕士离职，“如果再算上其他研究所，包含项目聘用和人才派遣，涉及人数还会更多。”

另一名研究人员也提到，他所在的研究所近期也陆续有人离职，但具体离职人数并不清楚，“很多人是默默走的，不像核所是集中爆发辞职。”

合肥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徐国盛反驳了这样的信息，他告诉《财经》记者，等离子体所在最近2个月内，没有一名员工离职。

改革力度如何恰到好处？

《财经》记者了解到，离职的科研人员有的去高校教学，有的自寻门路、另谋高就，也有人抱团创业。

一位核所人士透露，还有一部分离职人员可能会入职中科凤麟，“吴所长之前在所里提过，大家想不想买房买车，想的话到我的公司来，大家一起来赚钱。但目前还没办入职手续，现在风声太紧。”

《财经》记者没有获得即将进入中科凤麟公司离职人数的确切信息。

安保事件发生后两天，6月17日下午，核所召开了2020年中工作进展会。合肥院官网显示，所长吴宜灿在会上强调，核所作为合肥院的一员，将继续坚定支持研究院新形势下各项改革，要求全体科研人员保持科学理性，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鼓励全所人员心无旁骛，继续在科研一线做好本职工作，做出成绩。

集体离职事件此时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财经》记者能够联系上的核所在职工作人员普遍不愿多加分析评论。

一位仍然在职的核所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并非集体辞职，是部门间优化调整。但他未向《财经》记者继续解释优化调整的具体情况。

另外两位仍然在职的研究人员提到，自己只是专心做研究，不了解这些事。在被问到目前的工作情况时，均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

合肥院综合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监察审计室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合肥院媒体办的电话，但也无人接听。

一位在合肥的科大讯飞员工，听说合肥院离职风波后，询问在合肥院工作的朋友，是否因为收入问题选择离职，得到的回复是，已经没心思关心收入了，因为没有项目可做。

近年来，高校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出走”成为热门话题，科技公司不断壮大，科技创业热潮兴起，不少高校研究人员被科技公司重金“挖走”，或选择出来创业。

一位已经离开中科院创业的技术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这几年高校研究院的人员流失情况确实存在，主要是因为研究院的福利待遇很多时候还不如高校教师，“前几年技术热，科技公司给出很高的待遇，技术专家出来创业还能拿到地方政府的补贴，融资也更有优势。”

这位技术专家提到，中科院的科研体系带有行政性质，科研项目都是各级机关分配资金，这样的政策对于高效管理研究资金其实有好处，但到了具体执行阶段，层层分配之后，动作容易走形。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好的项目拿不到钱，一些擅长处理关系的项目负责人能拿到钱。”

分拆研究所，设立下属的研究团队，在中科院内部已经很常见。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可以加强对细分科研方向的专注力。但也有身在其中的研究人员对这样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科院人士认为，这“容易形成支离破碎的科研架构，导致科研不能聚焦形成突破，一些研究人员会因此失去成就感。”

引发基础科研人员焦虑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有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中科院人士提到，科研单位内部容易形成“小圈子”文化。一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前研究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是由于特定研究领域的圈子很小，且圈内交流密切。

“各个圈子都想自立山头，但一个研究人员从研究所下到研究团队，意味着你的晋升路径可能会变窄，科研的黄金时期很短，耽误了几年更难晋升，连带影响薪酬福利。”

鉴于以上因素，不少人选择到商业公司自设的研究院去继续做研究。近年来，大型公司和头部创业公司自建研究院已经成为主流，“因为企业发现，直接与高校研究院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还不如自建研究院来做。”前述中科院专家提到。

这条道路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好走。科技公司都将重心转移到商业化上，高价聘请技术专家的现象逐步减少，一级市场也已经进入资本寒冬期，融资案例和金额都比往年有大幅下降。

而且，专业科研院所和商业公司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及深度有所不同。通常来说来，专业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更多偏向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商业化落地之间有不少距离，中国商业公司研究院的主流研究方向，更多是弥补中间层，通俗地说，是基于专业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技术的可应用性和商业落地可能。

对于个人来说，这两种研究方向并不尽相同；对于国家来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技术产业化之基，没有强壮的基础科学研究地基，长期如此，技术商业化的进程既不稳，也不快。

有关专家表示，中科院等大型国家级研究院是中国基础科研的中坚力量，高质稳定的研究队伍是保证专业科研院所持续产出基础科研成果，强壮中国基础科研实力的重中之中。为此，保证专业科研院所研究人才队伍的稳定和成长性十分重要，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