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到香港，美国驻华使领馆的谍报往事（组图）

由于《纽约时报》等媒体已经在7月24日前后多次强调成都总领馆不仅是美国搜集新疆、西藏情报的前沿，还是美国“最有价值”的驻华外交前哨站。这一提示无疑暗示了美方在中国相关领域已通过多年布局实现了暗桩密布的效果。考虑到林杰伟已强调美方“将找到新的方法”来采取相关工作，这一发言意味着即便成都总领馆关闭了，但美国在中国西南并延伸到疆藏的情报网仍将工作，只不过其力度就存疑了。

美国外交官参与情报活动并不是新鲜事。中央情报局（CIA）的第一号“烈士”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在死于藏区前的一年间，就是以“美国驻乌鲁木齐总领馆代理领事”的身份介入新疆地区国共内战、人员撤离与接洽等过渡事务的。

而今，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也或多或少地扮演着类似角色，只不过情治相关的很多细节事关机密，若非专业人士披露，一般人很难得其门而入。

譬如直到2013年美国中情局、国安局前技术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曝光美国监控系统之前，外界对位于北京、上海、成都、香港等地外交设施内的美国“特别搜集服务”（SCS）、“棱镜计划”监听项目几乎一无所知。中国媒体也是在斯诺登披露情报和，在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馆舍外发现了用于“棱镜计划”监听通讯的相关伪装设备。

将借助外交渠道采取谍报行动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美国设在香港的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

这一机构不仅要总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等行动，自1949年之后，更已成为美国探听大陆情势的最大耳目，直到目前仍是美国人员编制最大的海外领馆，其中还设有中央情报局分站。

尽管美国驻港总领馆设施的秘密直到2011年2011年“维基解密”披露部分美国外交密电，以及以及2013年斯诺登公开“棱镜计划”后才揭晓，但美国“外交人员”在香港领馆的任务和使命早就为外界所熟知。

美国首任国家情报总监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就是在香港领馆开始他的“外事工作”的。在1992 年，美国国会又以“确保美国庞大利益”与“维持香港政经自由”为名，通过了《香港政策法》，曾在1996年至1999年担任美国驻港总领事的包润石（Richard Boucher）亦在1997年确认“美国在香港有重大利益关系”。

美国前驻港总领事杨苏棣（Stephen Young）已在2013年强调美国无需为入侵香港网络一事而道歉；前总领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及其前上司侯儒楷（Morton Holbrook）等人还在2014年后的香港一系列风波中扮演负面角色，前总领事唐伟康（Kurt Tong）甚至在2019年7月称“北京应在涉港事务上后退一步”，至此，外界可以发现华盛顿及其情治机构在港的工作力度越来越强。

在现任美驻港领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称《港区国安法》为“香港悲剧”后，中美在外交掩护下的情治对峙也到了亟待摊牌的时候。相对于中美双方在中国内地罕有交手的情况，香港就成了适合的谍战舞台。

对美国来说，其驻港领馆的雇员已经成了尾大不掉的目标。到2019年，有情报显示它具备约1,700名雇员，但美国领馆只承认其领馆员额为320人，其中为140名外交随员和180名本地杂役等。在《港区国安法》确立之后，这一具备反间谍效力的法令将直接对在港从事渗透或间谍行为的相关人员带来致命打击。

考虑到传言中的美国驻港领馆员额和美方承认的员额相差超过1,300人，这些美方不认可的人员一旦损失，美方的情报网无疑将遭遇有苦说不出的结局。伴随着这种双方秘而不宣的打击有可能在当下的非常时期延伸回中国内地，自以为逃过一劫的美国情治人员难免要继续感受朝不保夕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