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从香港的沉寂看台湾的喧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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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于6月30日深夜刊宪公布“港版国安法”经施行后，7月1日依然有部分港人走上街头举办“七一游行”，但人数已大不如前；泛民派另于7月11日、12日举办“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尽管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仍吸引61万港人参与投票，大约是泛民派于2019年区议会选举取得的35%得票数。

值得注意的是，热衷于香港政制改革的前香港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及“本土派国师”、《香港城邦论》系列著作学者陈云（本名陈云根）6月底先后宣布退出政治活动及社会运动，香港众志、香港民族阵线等7个政治团体相继宣布解散，“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甚至选择离开香港；倡议“35+公民投票计划”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也在泛民派“初选”完成后，宣布退出选举协调工作，以“争取休息，专注学术”。

总之，起始于2019年3月“反修例运动”，历经上百万港人参与的大游行，以及任由“勇武派”在街头及大学内发动的种种“民主抗争行动”将近一年时间，当下的香港，虽然仍有许多人对“港版国安法”不满，街头秩序却已平静许多，更多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即将在9月6日举办的立法会选举，以及再次险峻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防治工作。

香港“反对力量”已死？

香港街头归于平静，倡议港人争民主、自决前途的“领袖人物”退位、离港流亡以及政治团体解散等“现实”，对不了解香港政治生态的台湾人来说，这正是港版国安法侵害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及北京“红色恐怖”深入香港、撕毁邓小平“50年不变”承诺的明证。

但对于香港人来说，历经扬言“揽炒”（粤语，指玉石俱焚）的街头抗争并共同承担后，加上新冠肺炎防疫需要，“勇武派”从街头消失成为必然要求。不过，陈方安生、陈云、罗冠聪、戴耀廷等人高调声明退出推动政改、社运或流亡海外，则是因应港版国安法生效后，“不溯既往”下的个人选择，以及对呼应其主张投身抗争、暴走街头的年轻人们的“背叛”。

就效果来说“港版国安法”的确达到北京想要达到的，香港街头恢复平静、倡言独立、本土、光复的“乱港言论”获得控制，提供协助的境外“乱港势力”受到节制。不过，不能鼓吹分裂国土、颠覆政权、勾结境外势力筹划及实行恐怖活动，就是失去言论自由吗？就是放弃“一国两制”吗？恐怕值得商榷。

事实上，就算61万人参与的泛民派“35+”初选，目的在于在立法会中以优势席次与港府“真揽炒”，以逼迫北京与港府接受“五大要求”，具体规划源于戴耀廷为文倡议的《真揽炒十步》，但因为香港尚未举办立法会选举，藉“揽炒”干扰港府施政、挑战北京中央政府权威的行为尚未发生，“初选”胜出的16席泛民派人选依然打着“议会全面抗争”口号争取港人支持，中联办虽然厉声谴责“35+初选”涉嫌颠覆政权、点名戴耀廷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戴耀廷依然保有自由身，黄之锋鼓吹港人投票支持“掣肘”港府、说明拒签“确认书”理由的言论依然可见诸各媒体。

综上，可以证明“港版国安法”施行虽在确保“一国”，也在确保“两制”，将法律施行限制在《基本法》23条写明的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禁止勾结外国政治势力等范围内，甚至只要不是鼓吹“港独”、“自决”等破坏一国言论，就算是鼓吹“揽炒”争取港人支持已被中联办官员点名批判，在成为事实前，其言论依旧自由，不满情绪也得以宣泄。

也就是说，对香港社会各种不公，乃至于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特区政府有任何批评及反对意见，基本都不受港版国安法拘束，反之，如果将“港人高度自治”无限上纲到“港人自决”、“独立公投”等“叛国罪行”，则须面对国安法的制裁。从香港逐渐恢复平静的街头、支持抗争的民间力量转进立法会选举、黄之锋等“揽炒派”政治人物至今尚未“因言获罪”，都可以看到国安法施行后，已经达到北京原先希望的“止暴制乱”、“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目标。

“不要制造非必要的恐慌”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2019年12月底，赶在2020年领导人大选投票前通过《反渗透法》，引发包括可能“因言获罪”、“引发寒蝉效应”等批评，时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立委管碧玲当时公开表示，只有接受中国（大陆）指示、委托或资助进行提供政治献金、受指示助选、法令政策游说、破坏集会游行或散播假讯息等“一个条件、五种行为”，才会受到《反渗透法》拘束，要求在野政党“不要制造非必要的恐慌”。

就拿管碧玲保驾《反渗透法》的相同标准来看香港，诸如陈方安生、戴耀廷、罗冠聪、黄之锋等人，“其实也无须制造非必要的恐慌”，只要他们“行得正、坐得端”，对陆、对港均能提出良性批判，何来因言获罪之忧？各“领袖人物”又何以纷纷挂冠退休、甚至远走他乡？香港众志、民族阵线等政党与组织又何必走到自我解散？台湾人看香港问题的最大盲点，其实正如民进党擅于耍弄的政治双标——“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在对照民共作为、台港处境之后，双重标准的偏误显而易见。

“香港经验”值得借鉴

持平而论，“港版国安法”施行后，香港能否维持“两制”不变、社会能否安定、经济能否繁荣，有待时间证明，不必急于一时定论。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当下香港街头恢复平静，是因为北京为避免港人多年奋斗的成果，不因少数人为了自身政治权益坚持“揽炒”毁于一旦，以极大决心强力干预的结果。“35+”运动若走上“议会揽炒”，可以想见，北京亦不会作壁上观。

台湾人真正要思考、借鉴的“香港经验”，是在“港版国安法”施行后，过往鼓吹“香港城邦”已有史170年、以“自决”之名坚持“独立也是选项”的那班“导师”、“国师”高调退休。

回看台湾，不是也有一群人自以为守护台湾，不断的煽动两岸关系，动辄以“不必卑躬屈膝”鼓动年轻人的热血。若“那一天”真的到来，这群时常在台上以“台湾”之名追求政治光环的人们，是否会成为台湾的陈方安生、陈云、罗冠聪，上演“树倒猢狲散、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不仅是“港版国安法”带来的现实，也是台湾人面对两岸关系发展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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