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攻防平衡的角度看TikTok如何反击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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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等美国政治精英对TikTok的极限施压给TikTok的经营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政治风险。这些风险突出表现为：（一）突发性。即TikTok被突然袭击，目前总体上处于弱势和下风；（二）致命性。即美国政府短要求TikTok短时间内做出涉及企业经营产权、方向和战略上的剧变，这对任何企业来讲都是致命的风险；（三）持续性。即美国政府持续高强度施压，力图以这种强压迫使TikTok屈服并无条件接受美方的一切条件。极限施压是特朗普商业投机和从政屡试不爽的手段，特朗普力图在TikTok身上故伎重演；（四）外溢性。即事件涉及中美网络安全以及数据主权之争，这事实上超出了单个企业的应对能力，微软对TikTok的收购业已演变为中美两国对抗的窗口；这些政治风险和压力是中国在美跨国公司近半世纪的投资经营未曾遇到的挑战。

作为一家中国独角兽企业，TikTok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经营和资本操盘能力。但在过往的经营中，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其善于并精于同美国政府打交道，在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恶化之际未做好相应的风险应对计划。TikTok在博弈起初处于被动可以理解，但如果TikTok在这一轮次的巅峰对决中失利，那不仅意味着TikTok在美市场走“滑铁卢”，公司将面临被拆分、瓦解的命运，还意味着只要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资企业，无论是私营还是国有跨国公司，都可能被美国政府以行政强制力量逐步排挤，各个击破。随着中兴、华为事实上的退却，如果TikTok这样具有强大实力的中资公司沦落到只能被动挨打的命运，那其象征意义和政治后果是相当消极的。

美国政府力图将TikTok污名化为“违反”美国法律、与中国政府合作“窃取”美国情报，“盗窃”美国社会民众数据的“违法”公司。美国业已完成在法律制度、社会舆论、道德伦理等方面对TikTok 的去合法性和污名化，并做好了“剿杀”冲刺的准备。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跨国公司在美投资史中出现的最险恶的形势。

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下，强者往往回避图穷匕首见的包装，转而磨刀霍霍向“猪羊”。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网络科技公司，TikTok背后母公司是处于市值高峰期的中资企业——字节跳动，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公司的全球扩张规模以及在美国市场表现出的强大竞争和盈利能力看，TikTok并不是一只谁都可以拿捏的“小强”。客观讲，中国跨国公司是中国的象征，跨国公司在国际关系中往往被视为母国力量的延伸，也是母国综合国力的表现，是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在中美贸易关系冷却的现实下，围剿中国在美的跨国公司这一“存量”要素是特朗普临选前继续恶化中美关系，塑造自身铁杆反华形象的自然环节，这点从绞杀中兴、华为两家电信公司，以实体清单模式制裁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科大讯飞等网络科技公司的案例上可见一斑。突袭并围剿TikTok是美国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收拾弱化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的一环。

为打击对美资企业业已形成竞争和挑战的中国跨国公司，美国政府往往动用盟友力量、情报侦查力量甚至国家安全力量长期监视并收集中资企业经营情报，设局或执法抓住中国跨国公司在某一时某一地的“不合规”，然后上纲上线地动用《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长臂管辖（long-arm jurisdiction）、司法制裁或釜底抽薪断供甚至实施掠夺性罚款等手段，在必要的时间节点上给中资企业致命的一击。在这些手段及其组合上，美国业已显得老练。

单纯的中资个体企业难以同世界级霸权国美国这一“利维坦”匹敌。中兴、华为就是在美国上述手段齐压下出现经营形势逆转。然而当中兴受难之际，我们并没有看到互为竞争对手的华为给予雪中送炭的援助。在中兴陷入被动后，华为获得了中国乃至全球华人世界的声援和实际购买力支持，华为以良好的市场业绩受到全球的重新尊重。此外，美国也早早地给TikTok提供了强制退市、“自卖”走人的生动案例。2020年3月，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迫使中资公司北京昆仑万维科技（Beijing Kunlun Tech）出售同性恋约会应用“Grindr”，尽管中资公司并未受到经济损失，通过交易还有盈利，但彻底失去对旗下在美投资项目的实际控制权，产权的转移意味着在全美市场的退却，从长远来看，这是中资公司的净损失。

攻防平衡既是国家间竞争博弈的范式，也是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博弈可资镜鉴的方法。攻防平衡理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发挥国家自主性，注重选择特定的战略时机，利用己方优势对冲或消弭对手的能量，最终形成新的均势。美方目前处于进攻态势，这是其长期采取一系列准备和对TikTok秘密调查发动突袭的结果。TikTok虽身处守势，但作为中国一流的跨国公司，其手里依然存在众多可动员的资源，在厘清好自身和对手优劣势和对方战略意图后，中资企业完全可能逆转形势。

TikTok因为不存在对美核心技术依赖，无论美方如何制裁TikTok，其都难以走向中兴、华为两家公司那样因缺乏核心芯片技术导致被动无助的境地。但TikTok与昆仑万维一样对美存在市场强依赖，这是TikTok的弱点。同时它其业已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美国客户（按美方说法是8000万），加上美国本土供应商、渠道商、合作方所形成的利益链条，此外还有中国跨国公司这一身份，这些是其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是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以撬动新目标的有力杠杆。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有效地应对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松蚀其权力，实现攻防平衡甚至逆转形势，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定局，扳成一个新的开始。

现实主义提倡始终要从对方利益作为分析逻辑的起点，明了对手的战略目标是制定己方行动方案的前提。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TikTok要不“自卖”要不“被驱逐”，其底线是不因此次事件影响特朗普的连选连任或带来不确定性；TikTok的目标是维持在美的存在并实现可持续安全经营。美方要的是中资企业屈服，并孤立瓦解TikTok原有产权。在经过美方一系列的出牌后，美方等着TikTok接牌。对TikTok而言，关键是要动员优势资源、抓住和培育战略时机，以两手对两手，实现资源投送累积优势，实现有利的质变。从谈判学角度看，这是TikTok的一次危机公关，但从政治上讲，其本质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在微观企业领域的再较量，美国制裁TikTok是打击中兴、华为遏制中国跨国公司削弱中国一幕的继续上演。具体看，TikTok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尝试：

其一，TikTok最大的资源是美国客户，客户所拥有的忠诚度和依赖习惯是支持TikTok对美谈判的要点所在。客户意味着市场，这是TikTok的核心利益，把握客户方市场就持有了主动权。作为社会力量成员，美国民众更注重TikTok的体验性甚至是盈利性，而非形而上不断变动的国家安全概念。基于此，TikTok可以以专门蓝皮书报告或媒体视频连载的形式，向美国和国际社会公开其在就业、税收、社区建设、供应链建设、客户价值提升、信息安全等方面对美国所做的积极贡献，争取美国民众在道义上的认同；积极宣扬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民众对TikTok品牌的再认知，争取用户的支持，走民众路线，澄清事实，增信释疑，减少民众和美国行政事务官员的误判。争取客户的支持和理解是TikTok实现对美交涉谈判的前提。

其二，做好主动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准备。此前奥巴马以国家安全为名否决三一重工的投资，三一重工不惜花重金聘请律师起诉奥巴马政府，并赢得了最终的裁决。美国是法治社会，实行判例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尽管行政力量强大，但司法相对独立，这一要素TikTok可以考虑使用。三一重工的起诉形成了良好的判例，尽管美国司法裁决并非以判例为唯一参照，但这一判决有利于TikTok起诉特朗普。如果TikTok不惜代价聘请美国一流律师在民主党传统阵营加州地方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释放己方强硬信号，特朗普应该知道司法裁决将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特朗普可以操控行政制裁结果，但难以操控司法审判结果，特朗普会考虑相应的可能和起诉带来的各类政治后果。在美国国内进行诉讼之际，TikTok可以相机将诉讼扩大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同时，TikTok美国高层及其代理人可以主动寻求渠道接触特朗普内阁中存在决策权的人物，在坚持产权己有和不退出美国市场的前提下，可以有原则地妥协，推动新的交易和利益交换。于此，形成两手应对的局面。当然TikTok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像诸如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Frédéric Pierucci）以及华为孟晚舟事件的重演。

其三，在美华人社区力量和中资公司力量需要有效动员。当美国制裁中兴、华为之际，在美华侨华人和中资公司的力量未做较好的动员，美国政府的投机行为未受到坚强的抵制和反击，致使多米诺骨牌迅速地压倒在TikTok身上。在此特殊时期，华侨华人和中资公司的力量再也不应该被忽视。中国驻美领馆/中国在美商会组织作为专职和职能机构应当行动，维护中资公司利益和尊严，积极有为，减少内讧式作壁上观和孤立主义，提升华侨华人的共同体意识，为TikTok塑造可对美国政府形成政治压力的社会支持局面。同时作为母公司的字节跳动需要动员一切力量和社会资本，放弃之前所信守对子公司TikTok独立经营的宣传承诺，要为TikTok做出反击提供良好的人、财、物、智和社会资本上的对接和准备。

其四，TikTok应主动寻求K街等游说势力的支持，开拓新的交易。利益集团与游说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色。TikTok在美国业已成为利益集团，其能借用的游说力量除了商业性说客外，还可以动员公司所在选区的国会众议员或州议员进行游说，甚至公开为TikTok进行辩护。要积极从企业福利贡献角度出发应对联邦政府过度安全化自身投资的风险的政策。同时，可以仔细甄别利用选区党派政治矛盾，积极借用民主党人力量，对冲共和党激进人士的主张。

其五，中国政府要提供一定的协助。制裁TikTok是美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事件涉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美国业已开始了“全政府模式”对抗中国的序幕，中国政府有理由出手协助。在美国威胁制裁中企之际，中国政府一样可以对等地威胁制裁美资在华投资。比如，在之前美国制裁华为时，中国商务部否决了高通对恩智浦的收购，但当局势缓和交易环境改善时，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8年11月批准了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y Corp.）对飞机零部件制造商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Inc.）价值300亿美元的收购。可以说，以行政力量来介入国际商务业已成为国家间权力斗争的一个手段。美国政府动用权力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实施限制打击之际，中国政府亦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存在相应的权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调查微软以及美国潜在买家在中国的经营，并施加一定的市场或政治压力（比如反垄断调查），提高其收购TikTok的沉没成本和现实代价，形成有力威慑，使其不敢买、不愿买、买不起，并对其他潜在买家形成现实的压力。由于美国不可能对TikTok实行国有化，中国政府协助威慑潜在买家是现实的道路，由此对美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一定的牵制。

其六，TikTok可考虑进一步复杂化产权。比如由国企收购字节跳动，那TikTok就演变为国有子公司，这会使得美国政府进一步忌惮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的后果；或TikTok进一步复杂化其在美资产的产权，突击采购，扩大债务，增加被收购的成本和风险，这些都是以市场渠道削弱收购方意愿的可行手段。

可以说，面对美国政府施加的强大压力，TikTok既需要自救也需要借助美国社会、政治分化以及母国中国政府的力量，以系统性思维争取攻防态势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制造有利于企业摆脱困境的时机和节点，持续在拥有主动权和可以造成主动的领域投送关键性资源，以此形成有利于自身的攻防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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