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的工作困境：可不可以不社畜？（组图）

仅仅在一年前，当用“社畜”一词来形容中国当下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困境时，我还需要做一番详细的解释，以防对方以为我是在有意贬低。这个词多少有些刺耳，以至于让一些初接触的朋友感到被冒犯。

没有人想成为社畜，尤其是对于怀揣着美好生活梦想、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人生还很长，机会似乎很多，他们有无限可能性。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年轻人大多也的确相信，个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无论他/她出生在什么地方，从哪一所学校毕业，自己的父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自己属于什么性别……    

但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今天在主要的消息平台搜索关键词，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10万+文章，一些标题令人分不清，它们究竟是为了制造耸动效果，还是恰如其分地描绘“社畜”生活——《被迫成为社畜前，一定要想明白的事》《都市社畜浪费人生实录》《过劳青年：社畜的自救之路，如果你也需要》《996时代社畜生存指南》《当代社畜疾病大赏》《社畜谁爱当谁当，我反正要做野兽了！》《无法成为野兽，也要当一个体面的社畜》《社畜辞职记》……

也许现实就是耸动的。无价值感，过劳，收入微薄或与付出不匹配，剥夺感强烈，年轻人的工作困境的确在成为一个日益普遍且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受到地域、学历、家庭、性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年轻人的工作困境其实又存在着差异，每个人也在寻找自己的方式突围着。他们各自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呢？

（图片来源：pixabay）

找不到工作的一年

小熊在四川一座偏远的小城长大，两个月前她刚从成都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专业毕业。七月，整整一个月，她不停地在求职网站上投简历，参加一场连一场的面试，但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感觉不是在面试，就是在去面试的路上。”小熊回忆道。但面试以后，没有机构给小熊肯定的答复。一所当地的知名心理咨询机构直接说，小熊的学历没有达到他们的招聘要求。“如果我高考的时候没有出现失误，可能现在就找到工作了吧。”小熊说。

对于小熊来说，学校并不是可以给她带来快乐的地方。“我从小就觉得，待在学校就像待在一座监狱，”小熊说，“人与人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是父母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高中时，她努力顺应重点中学里紧张的备考氛围，在平常考试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母亲在言语之间给她施加的压力，让她一度喘不过气来，并无形中造成了她的两次高考失利。现在回想起来，小熊觉得母亲对她进行了情感操纵，她常常在母亲的苛责中止不住落泪，频繁地失眠，有一段时间甚至突然白了很多头发。

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小熊决定报考心理咨询专业。“现在中国的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特别多。但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对待心理健康这件事。”小熊说，“上一辈人只在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追求物质上的增长。”小熊觉得，可能这种情况在这一代人会发生改变。

小熊也知道，学这个专业不读研是不好找工作的，所以原本打算在大四时好好准备考研，但那段时间的情绪波动让她无法安下心来。家里并不富裕，又同时在负担她和哥哥两个人的学费，大学期间，小熊前前后后做了好几份教育培训机构的兼职来减轻家里的压力。再加上宿舍室友的勾心斗角，对未知前途的担忧，小熊从初入大学的热情满满，变得疲于应付。

大三下学期，她到学校里的心理咨询室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尽管当时起到了作用，但整个大四小熊的状态仍然不是很好。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很多情绪她也是“一个人慢慢消化”。这让她错过了毕业前学校组织的线上招聘会。

“找不到就找不到吧，”小熊说，“我现在变得越来越佛系了。”最近由于父亲摔伤了腿，需要动手术，小熊回到老家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我问小熊：“等你爸爸好了以后，你可以和家里商量，拿出一笔钱来给你读研吗？”小熊说不可能，因为父亲的手术需要一大笔钱，她自己要家里人拿钱也过意不去。另外她的哥哥也要成家，家里打算先给他买房。“没办法，老一辈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

问到以后的出路，小熊说，还是希望可以先找一份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或考公务员。但如果是考公务员，她也不希望待在老家，而是选择去成都，因为“老家的人情世故太多”。

小熊的理想工作状态是：可以遵循八小时工作制，人际关系不那么复杂。但小熊也对这条路没有足够的信心，不知道自己一旦工作了，还有没有精力去忙考试的事情。

想进血汗工厂而不得

研究生毕业后刚刚工作两个多月的阿匙陷入了人生的彻底迷茫状态。

她回忆起自己临近毕业时找工作的日子。那时候一切好像还没有那么难，因为自己是所在某工科专业的女生，导师非常热心地利用自己的人际网帮她推荐工作单位，自己所在的学校也是这个专业排名前列的学府，找工作按理来说并不难。阿匙的大多数同学都希望能去到上海最好的对口单位，因为待遇好，也方便积累经验，为以后的职业发展铺路。

但最终对口单位没有收下阿匙，因为没有岗位招收女生。用阿匙的话来说，她是想进血汗工厂而不得。其实，阿匙在读研期间曾去那家单位实习过一段时间，非常清楚工作强度是怎样的。工作时长并不亚于996，每天不停的画图，有干不完的活儿。转正以后还需要经常驻守项目，要长期出差。也因为这样，员工的流动性很大，离职和跳槽现象很频繁。实习期间，体验到血汗工厂滋味的阿匙，也觉得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但说起来可能有些奇怪，阿匙现在成天待在朝九晚五有双休的国企单位上班，却开始思念起血汗工厂来了。在阿匙看来，现在自己的工作太安逸，“适合本地人，衣食无忧找个工作解解闷”。

她在单位相处的许多老员工就是这样的，下雨天晚一个小时上班，周五下午提早两个钟头走人，上班唠唠家常，去不同办公室串个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对于她这样从内地外省小地方来的年轻人来说，还是需要自己给自己挣出一份家业来。就好比来了本地国企工作，即便在落户上有更多机会，但如果买不起房，一切就是虚的。

可是，按照阿匙现在的收入，这辈子在上海肯定是买不起房的。别说买房，就是房租都要占到每月工资的一半。“有时候看新闻，我就觉得上海平均薪资怎么那么高，我怎么达不到。”阿匙说。

（图片来源：https://hrontap.net/blog/）

在工资待遇上，阿匙和单位也的确存在一些矛盾。最初校招的时候，单位承诺有相关政策的扶持，应届生工资待遇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但到了单位以后，阿匙发现工资和开始承诺的相比少了一截。她去问财务为什么是这样的，财务说政策还没有下来。她又问有没有可能就不下来了。财务说有可能。这件事让她感觉受到了欺骗，但又不敢和领导提。毕竟自己是刚入职的员工，人微言轻。尽管她很想离职，但大学的老朋友都劝她暂时不要冲动：受疫情影响，现在找工作并不容易。

但阿匙还是想离开现在的工作。她也并不是真的想就去血汗工厂干活儿，因为她知道这个行业对女生不友好，女性只能做做辅助工作，职业天花板低。所以阿匙想彻底转行，也许是数据分析类的岗位。一提到转行，阿匙又觉得自己当初选错了专业。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她会在本科读计算机，硕士读金融。阿匙觉得，这样工作就好找了。至于现实中更长远的打算，阿匙想她也许会回老家，但肯定不是老家三四线城市，要回也是回省会。

不过就目前来说，阿匙暂时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好。最近她在朋友圈看到她大学时期的女神回老家考公务员了，这件事让她大吃一惊。在阿匙的印象里，女神是个漂亮、有个性、拥有很多兴趣爱好的人，也拥有一份薪资很高的金融行业工作。这是阿匙梦想的状态。

像个陀螺一样停不下来

（“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你不能停下。你停下就会很焦虑。但你在转动的同时，其实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图片来源：pixabay）

知知曾经拥有一份令大多数年轻人羡慕的工作，硕士毕业头两年年收入达到三十多万，不需要坐班，一年中有机会在不同的大企业办公室流动办公，和各类企业高管打交道。

但知知一度感到很丧，并且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每一次和朋友聚会吃饭，大家负能量都特别多，特别丧。其实我们都不是什么找不到工作或者生活拮据的人，虽然在上海高消费的城市，可能月光，但不至于这样……”知知说。

回想起自己辞职以前的工作状态，知知的确感到有一些难以忍受的地方。知知所在的普华永道，是响当当的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简称“四大”）之一。然而与许多人心目中外企更加遵循劳动法、加班更少的印象不同，四大的疯狂加班是出了名的。知知回忆道：

“周末本来好不容易你想休息，突然领导又找你说，你那个底稿做的有点问题，你再看看呗。然后你就看看呗。一看就开始加班，一加班就停不下来，停不下来，马上就要去所里了。去了所里晚上12点之前就回不来，就让我无偿加班，实在有点多，以至于后来我离开的时候，刚一开始交接会比较闲嘛，让你觉得好慌，我们就突然没事做了。

“你就像一个陀螺一样，你不能停下。你停下就会很焦虑。但你在转动的同时，其实你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只是在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但是似乎你的大脑已经适应了这种重复的工作，并且已经把这种重复的工作变成一种舒适区了。一旦离开这个舒适区，就蛮焦虑，有的时候晚上会突然醒过来，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但是加班的时候吧，左边心脏跳的很快，又怕自己会猝死。生也不是死也不是的，这种感觉比较强烈。”

长时间的高强度加班也让知知在那段时间待人变得“缺乏基本的耐心”，尤其是对亲近的人，比如父母，就希望他们最好不要打电话过来，一打电话就感到心烦。“做这个工作也是要分手的。”知知说。没有人可以在这种密集的工作节奏中还留出私人空间去谈情说爱。

谈到这份工作的职业前景，知知说，要么是晋升，要么是转行。因为晋升以后加班就不会那么狠了，不过那也很可能是等到三十七八岁以后。而大多数人都是要离开的，因为领导的岗位本来就很少。对于女生来说尤其如此，越往上走女生越难。

因为大多数的领导都是男性，职务高了以后应酬就多了，但对女生来说，抽烟喝酒，大半夜和一堆男人唱KTV，都是很难的事。也有许多女生加班太多导致流产，做这一行流产率是非常高的。

谈到辞职后的变化，知知说，自己心态变得平和了，对待朋友也更有耐心。现在她和朋友在筹备一个采访类的视频节目，希望向大家展现生活方式的更多可能。她也在准备出国继续深造，“更新一下自己的朋友圈”。但谈到中国劳动者的待遇在未来会不会有提升，她没有信心。

资本家的钱，肯定不好赚

程程原本非常热爱记者这一行。刚上大学时他还不在新闻专业，但后来为了当记者特地跑去学了新闻。几年前毕业，履历很好的他顺利来到一家过去颇有锋芒的报社单位工作。然而工作的经历却慢慢消磨了他的热情。

首先是体制内工作常见的问题，老员工爱摆资历，日常性划水，结果把很多任务都推给了年轻人，不划水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就变得很大。

很多时候年轻记者还要被动帮老员工填坑。比如一个工作完成的正常时间可能是两周或三周，因为报纸是有档期的，到那个时候就必须出稿子，但到时间了就发现某个老员工稿子并没有做出来。报纸又不能开天窗，只能找年轻记者赶紧写一篇稿子把版填上。这种事情做多了，就让程程觉得非常厌倦。

其次是改不掉的官僚主义毛病，效率低，员工提建议一次又一次，但每次还是老样子，没有得到解决。程程印象很深的是记者灾害报道时的人身保险问题。记者平常需要报道很多类似洪灾、地震、火灾这样的危险突发事件，按理报社应该统一给记者买保险。但是每次等到报道开始了，还是办公室同事临时想起来，才去问姓名、身份证号，临时买保险。

两年前就有人在提统一买保险，建立专门保险制度这样的建议，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制度。“就感觉这个地方是一个机器，任何超出它的计算规则范围的东西，都会让这个机器卡壳，它就没有办法做到。”程程说。

再来就是能让自己产生满足感、成就感的工作越来越少了。程程确实是因为这份工作带来的意义感才坚持下来的，但是现在这种意义感越来越薄弱，因为限制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选题是自己并不感兴趣的，甚至是自己有些反感的，但如果领导指派，也必须要完成。

每天处在这些令人怄气的状态当中，对身心的影响也比程程自己预料的大。“我们部门已经有好几个抑郁症了，就是到了完全无法工作的状态。”程程说。

这些问题大概是程程最不能忍受的。除此以外，记者行业的日常吐槽，比如工资待遇不高，作息时间不规律，程程也有提到，这也是许多同事转行去互联网做公关的原因。因为一转行，工资就翻两三倍。

程程觉得，有时候走出去，到社会上听听大众的声音，还是感到大家挺认可记者的。但一回到报社，想想报社给的收入，就觉得记者不太受重视。

程程说：“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奋斗逼，可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工作真的让你痛苦，那就不要做了，去换一个工作。可是吧，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但摸鱼的话，如果你不在体制内，真的能摸鱼吗？资本家的钱肯定不好赚的。”

自由职业并非捷径

银松是访谈者中对未来最有信心的一位，他从事独立商业摄影已经五年。对银松来说，自由职业自主性强，不用受公司里上下级关系的束缚，无需挤地铁上下班打卡，而且能够确保拍摄内容也有许多是自己感兴趣的，因而对工作满意。经过几年的努力，银松现在的月收入也基本在两万块以上。以长沙的消费水平来说，这足以让银松过上惬意的独居生活。

但在他看来，自由职业这条路并不好走，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图片来源：pixabay）

银松最早的一台相机是自己初二时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的。从那时起他就把摄影当作自己的最大爱好。大学时他逃课在宿舍自学相关技术和鉴赏作品，毕业的间隔年他带着相机去旅行。最终在出国深造和自由职业之间，银松还是选择了后者。

首先要迈过家里那道槛。银松的父亲是公务员，老家的传统认知也是毕业后只有到单位上班，这才是正道。但在银松的坚持下，父母最后同意他的想法，给了他一笔“天使投资”让他购买摄影器材。

头一年初入行业，也没有前辈提携，银松只能靠自己找客户。最初，他就在一家创新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和空间摄影，以此换取基本食宿。在这里，银松积累了最初的技术、作品和人脉。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他渐渐有了第一批客户。

第二年工作进入上升期，银松逐渐进入到忙碌的状态。自由职业并不意味着闲散，现在银松每周的工作时间，除去通勤在50~60个小时左右，包括现场拍摄和后期制作。“因为活动现场要扛着各种设备灵活走位，所以这也是一门体力活。”银松说。

由于活动照片对即时性的要求较高，工作又很饱和，加班加点使得银松的三餐和作息经常不规律。在一次熬夜后，银松继续次日的全天拍摄，早午饭也来不及吃，晚上拍摄途中突然头晕心慌，求生欲强烈的他当即去医院看急诊，所幸检查结果无大碍。但银松认为这是身体的警告。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超负荷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太大，年纪再大一些也是要另谋出路的。

今年疫情期间，因为公众活动纷纷取消，银松的工作量骤减，收入基本为零。在最严重的时候，银松甚至一度想过去海外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找工作。即便现在当地商业基本恢复，他仍然觉得自由职业不是长久之计。年初他和朋友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打算从一线转向管理和培训工作。我问银松：“你做了创业老板，有没有想过具体怎么做去保证你和员工之间的平等，让他们不变成社畜？”银松说：“我不想被叫老板，很反感上下级关系。进来的人要么是同样成熟的独立摄影师、要么是想成为摄影师的学员。只要分配机制合理、招人严格把关、沟通开诚布公，这里就没有剥削。”

年轻人如“陀螺”般掉入企业“黑心化”和收入窄化的坑    

结束这次访谈，我们感到年轻人中间所弥漫的丧的情绪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着今天丰富的物质世界，完全有理由去要求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是恶劣的用工环境又让他们产生极大的被剥夺感，认为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他们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办法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只是办法未必奏效。

大多数时候，我们采用的“脱畜”办法往往是个人化的，比如离开现有的环境：跳槽、转行或出国，一边提高自己的能力。但就像程程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换一个选择。

即便脱离了过去的苦海，我们所抛弃的旧环境本身并没有得到改善，仍然源源不断地有新的年轻人进入，继续承受痛苦。而在我们向往的新环境里，情况未必会好很多。就像小熊希望可以进入体制内工作，但身在国企的阿匙却想过去血汗工厂，在体制内的程程也越来越无法忍受。而阿匙认为光鲜亮丽的金融类工作，却一度让知知感到崩溃。

（年轻人想到的“脱畜”办法往往是个人化的，但除此之外，还可以怎么做？

在受访者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用工环境的普遍“黑心化”。这不仅指企业通过违反劳动法的手段来系统性剥夺年轻人的劳动成果，以破坏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和基本生存能力来换取资本积累，而且指年轻人在现实环境下失去了对企业进行约束的能力甚至想象力。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拥有高学历较好出路的年轻人也被抛掷到这样的环境，只能在非常烂与比较烂的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而在主观感受上变得焦虑和迷茫，失去价值感。

中国的年轻人与人类学家项飙最早用“悬浮”去形容工厂工人之间变得非常相像，在不同地域、单位或社区之间流动，忙碌而焦灼，就像在空中振翅的蜂鸟，找不到归宿。不过也许应该看到，虽然在个人感受上，“悬浮”好像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但企业的普遍“黑心化”却不是我们选择的，年轻人被迫接受了这种安排。

因而，相比蜂鸟，知知所说的“陀螺”可能对于描述年轻人的状态更加贴切：旋转的陀螺被不停的抽动，从一个坑来到另一个坑。地面上遍布着工作坑，等待“陀螺”来填满。“陀螺”是替代品，而不是必需品。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往往是大多数年轻人获得收入的主要方式，工作的选择也决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反过来，生活压力可能使得我们在工作上没有回退的余地。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年轻人其实始终存在着两笔收入，一笔是自己工作获得的，一笔是国家通过再分配作为福利和保障提供的，类似于分红。

在与知知的谈话里，她提到在自己家庭当中，从爷爷奶奶到自己的三代人，一代人比一代人的生活压力更大，主要是因为住房问题。早年单位里的住房是分配的，但现在的房子却是天价。如果不是房子问题，知知不会像现在这样拼命。

从这一点来说，收入渠道的窄化是导致企业“黑心化”的重要原因。知知还提到自己对日后工作自动化的焦虑。像会计这一行就是重复性很高的工作，许多白领工作都完全可以被AI取代。

如果自己以后没有用了，怎么办？我问银松，你觉得自由职业是以后年轻人工作的一个趋向，那你觉得如果国家无条件给每个人发一笔生活费，会不会对大家选择自由职业有帮助。银松认为理论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实行比较难。

面对共同所处的困境，我们在此刻似乎是感到无力改变。但改变又的确在发生：我们对所身处的不公的容忍度变低了，我们开始说出自己的问题，我们开始努力去思考是否还存在另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