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英国抗疫为何高度重视自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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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发后，若以防疫效率而言，中国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领导力，民众集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而且愿意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但是，中国防疫成功经验无法在英国复制。

目前英国正在进入第二波疫情的爬坡期。一贯以科学成就享誉世界的英国，为何制止不了病毒传播？是英国医学落后了？不是。因为在疫苗被发明出来之前，防止病毒扩散不是纯粹单一的科学问题。防控疫情在西方不是简单的治病救人，它与各种人权（尤其是隐私权利）紧密相关，而且直接受到人权保障的掣肘。而英国正是一个高度保护人权的自由民主国家，以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为基础。

英国在新冠病毒面前，为何在一定意义上，自由高于健康与经济？

今年3月，前英国商务大臣Sir Vince Cable（凯布尔爵士，经济学家，前自民党党魁）在给我的来邮中，表达了“二战中英国人为自由牺牲生命，现在英国要为生命牺牲自由？”的感叹。何为自由？

自由度与人权直接挂钩。人权越高，自由度越高。无论内政外交，英国都是“人权第一”。眼前第二波疫情来势不小，伦敦很快就要进入二级警戒（tier 2），但人权仍排在第一位。自人权概念出现以来，其内涵一直在不断加宽增厚。西方基本人权包括：生存和免受侵犯的权利、免于奴役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在法治之下人人平等和合法程序的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组织和集会自由、宗教自由、拥有财产和交易财产的权利，等等。与疫情相关的人权有生命权、行动自由权、个人隐私保护权、基本生活保障权等等。政府治理疫情的同时，对这条条人权都要保障，不能随意侵犯。

英国第一波疫情封国基本以“生命第一”为原则，那时英国还未进入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的状态，国民大都愿意配合。但几个月之后激发出一堆社会问题：学生的教育被滞后了，人们（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缺乏社交导致忧郁症，失去自我照顾能力的人生活困难，有的癌症患者的治疗机会被新冠肺炎患者给抢先了，单亲家庭照顾孩子（尤其幼童）困难重重，社会生产停顿导致经济停滞，公司倒闭导致失业人口增加，进而导致申请福利人数增加，等等。

如果在一个集体主义优先的国家，这些可能都不是问题，或者只是次要问题，首要目标是解决头等大事“拯救生命”。而在个人主义优先的英国，每个人的主次问题不同：对于医学家而言，当然生命第一；对于经济圈人士，利润第一；对于教育行业人士，学校开学继续教书育人第一；对于年轻人，可能是行动自由第一；对于某些老年人，可能社交活动第一；对于癌症病患者（尤其晚期），他们会问，都是生命，为何新冠病人的生命能高于自己；而对于政府，治病救人，维持全社会的开销，保障所有人都有饭吃有房子住有免费医疗，挽救全社会生产和服务链，尽最大可能保障每个人的人权，都是其重中之重。

而受到个人利益牵制，集体利益没法成为政府行为的唯一指导方向，必须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个人利益的各路声音妥协。由于英国人权的地位很高，所以政府很难集中力量办一件事。而为何人权在英国的地位能够如此之高？因为民主选举制。各政党为了选票，需要推出能够吸引广大选民的政策。人权在中国能否实现？我觉得能。英国妇女解放运动搞了一百多年，基本与毛泽东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效果半斤八两。但现在，如果说英国是个民主、自由、人权平齐共进的国家，中国则不是，它有个优先主次：有时政府将经济效率放在首位；而当政府将抗疫作为头等大事时，其他也要让位。英国没有让位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能为了生命放弃自由，也不能为经济放弃生命。有一点，英国到现在坚持没有放弃（或者说政府不敢侵犯），而这一点，是阻断病毒传播的关键点，即人权当中的个人隐私权。

英国解除第一次封国时，已开始准备测试和跟踪系统，但英国社会对该系统将“侵犯个人隐私权”心存戒心。英国个人隐私受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2018年数据保护法》的保护。英国没有居委会，也没有防疫站。政府专门新聘用了追踪人员，由他们打电话给那些检测冠状病毒呈阳性的人，并询问他们在感染前两周内与谁密切接触，然后劝说他们进行自我隔离。

《卫报》5月31日发表文章《隐私保护机构准备对NHS测试和跟踪计划提出法律挑战》，文章说：“开放权利组织（The Open Rights Group）委托数据权利律师拉维•奈克（Ravi Naik）起草一封信，表达对此前英国公共卫生协会表示将在未来20年保留呈阳性反应的人的‘个人身份’数据的担忧。”

如果英国政府推出并在下议院通过类似“为提高抗疫效率，可以紧急使用公民数据”的法案，那英国追踪病人以及其接触人群将非常高效。但政府目前看来是准备严格遵守《2018年数据保护法》，这令追踪变得困难重重。HuffPost英国总编保罗•沃（Paul Waugh）近日发推特说：“本周只联系到了62.6%的阳性案例。” 虽然政府提高了惩罚金额，这些阳性病毒携带者是否配合全是自觉行为。而他们到底与谁接触过，很难追踪。

目前NHS推出的追踪APP，注册时不能要求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个人信息，只能登记一个最简单的住址邮政编码的头三/四位数。这样的追踪APP，形同摆设。

而为何政府不为了提高抗疫效率，临时减少公民人权？按我的理解，就算政府想这么做，反对党和公众都不会同意。一来隐私权并非从天而降的大馅饼，而是多年抗争产物，得来不易；二来隐私权是所有人的公众权益，支持为提高抗疫效率放弃隐私权的人数估计不多。

或许可以说，若为自由故，生命、经济皆可抛。英国抗疫不只是治病救人，更是千万国民各种人权的平衡，而前提是不放弃隐私权。

在很多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政府低估了西方对人权的理解与重视。英国很难抗疫，是因为人权太贵，太重要。我看了半年英国抗疫，第一次意识到“自由高于生命”是真的。而不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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