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钟翰林被捕后的反思和转变：勇武代价太大，谈港独不切实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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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间社会出现一片政治噤声的迹象，“港独”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绝迹街头。过往提倡“港独”或“自决（民主方式决定香港前途及政制）”的活动人士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解散组织绝口不提过往的政治主张。

在中国和香港政府眼中，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平息了去年以来由反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长达数月的社会动荡。

19岁的钟翰林曾经是“港独”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他初中便投身社会运动，自称“勇武派”，主张以更激进的手段进行抗议，这个组织曾在校园外派发传单，遭到北京和港府严厉批评。他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解散组织，7月底，他因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成为首批因《国安法》被捕的政治人物，目前获准保释，暂时不能离开香港。

“反送中”运动去年6月爆发以来，他的人生和政治主张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辍学抗争而官司缠身，家人离他而去后自己要寄人篱下，昔日众多伙伴流亡和身陷囹圄。今天的他前途未卜，忙着为可能入狱做准备，他的经历代表着众多香港被捕抗争青年面对的挣扎。与此同时，他的心理发生着转变，似乎又与很多以前的“手足”分道扬镳。

被捕以后重看“港独”

今年19岁的钟翰林自小强调香港人的身份，13、14岁已投身社运，参与香港本土派反对“水货客”或新移民等抗议活动。2016年，他成立“学生动源”，以实现香港独立为目标，当年曾经联同其他独派组织，在多间学校门外派发“港独”传单，遭港府强烈批评。

学生动源以前在校园外派发“港独”传单引发争议。（资料图片）

“港独”过往一直在民主派之中是被边缘化的派系，他和其他独派组织也没有扩大至可与主流民主派政党相提并论，在民间得到的支持度并不高。但“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众多迹象显示“港独”声势壮大，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前夕的抗议，街头支持“港独”或“香港建国”的口号出现的频率，达至高峰。

但在港区《国安法》落实前一天，香港多个这类组织纷纷宣布解散，其中一些政治人物流亡海外。当时也有人强烈建议钟翰林去海外，但他选择留下来，解散了“学生动源”，只留下海外分部运作。

7月底，香港警方拘捕前“学生动源”4名成员，钟翰林被指“煽动分裂国家”。香港媒体引述消息称，案件涉及一个港区《国安法》后成立的“创制独立党”，与前学生动源成员有关，声言支持“港独”和“以不设任何底线的抗争模式驱逐中国殖民者”。警方称，涉及的团伙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主张“港独”的组织，其纲领指出“建立香港共和国、不设底线斗争、团结香港所有独立派进行行动”，相关人士宣言煽动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构成煽动罪行。

钟翰林在10月中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称不方便详细回应自己的案件，“他们指控我在7月中前，以学生动源美国分部和创制独立党在社交网站煽动分裂国家，我在律师陪同下，已留了口供，没就警方指控作出任何辩解。”

他对BBC中文表示，早在几年前，已预言自己会因为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被捕，只是没有想过这么早便发生，“始终我们面对的是极权政府，这个极权政府在过去做了很多独裁血腥的事情，我们要做好最坏打算。”

现在的香港，已很少人敢公开谈论自己支持“港独”，一些亲北京政客表明，“讨论港独”也是不能接受，只能够直接否定“港独”。

钟翰林反思了过往的主张，“现在对我来说，难听一点说，港独这回事是有点不切实际，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我们看到香港的民主、自由、自治，也比起‘反送中’爆发时，更加严重地被收窄，当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也更细小的时候，谈港独对香港人来说，是很遥远、难以接触的事情，我会选择希望先捍卫香港仅有的民主自由。”

“这刻来说，北京的确是获得阶段性胜利，自从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大量提倡香港独立的人或离开香港，或选择低调，街头抗争大幅减少，市民不敢提及政治性的口号，即使如香港独立无关的口号，市民也有所避忌，的确我们暂时失败，但争取民主这条路是漫长的，一日未到最后也未知结果。”

12名被捕香港示威者家属希望中国大陆放人，并送回香港。

香港示威现场过去经常可以看见”香港独立“旗帜，但在《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已不常见。（资料图片）

坊间有种说法认为，一群争取“港独”的暴力示威人士，触碰到北京的红线，而迫使北京推行港区《国安法》，从而收紧香港的高度自治。钟翰林认为，这并不关乎抗议者做了什么事去得罪北京，而是北京希望同化香港，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这是北京的责任和使命”。

他指出，香港人在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时，有很强烈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感，至2016年，支持“港独”人数也只有约一成多，且常常被指“痴人说梦”。“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愿意给予香港真普选，是没必要走向独立这条路，我相信决定权一直在北京，但北京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又是另一回事，香港人需要的东西很简单，维持本土特色、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生活模式和核心价值，只要有这些东西，香港人也不会热衷追求独立。”

失联的家人

钟翰林自小父母离异，一直与祖父居住，自从参与政治活动后，他怕连累家人而选择更加疏远家人。在因港区《国安法》被捕后，父亲那面的家人与他断绝联系。

“保释以后，我尝试打给爸爸、祖父，但一直都联系不上，WhatsApp也取消了帐户，与爸爸那一面的家人失去联络，不知他们身在何方。我是和父亲那边的家人政治主张非常不一样，但我也是有点惊讶，毕竟我是他儿子，我保释出来后，他从没致电关心我，好像人间蒸发般，每个父母在子女被捕后，无论政见多不一样，也会去慰问一下，这是我感到比较意外，但我也没有太伤感。”

据他了解，原本与祖父同住的住所内所有与“港独”相关的宣传品、旗帜等等，已被家人销毁。

由于无法联系家人，他现在与其他抗议者同住，没有工作，靠一些支持者向他提供少量金钱应付生活。去年，他为了投入抗议活动而辍学，但如今官司缠身，除了《国安法》案件外，他也卷入另一宗毁坏国旗案件，他没有计划去报读一个相信无法完成的课程。

今年2、3月开始，香港爆发新冠疫情，抗议活动明显转冷，但钟翰林认为，疫情不是令运动渐渐淡下来的主要因素，更大原因是香港人的选择。

“很多朋友因不同原因离港，有些朋友遭还押或入狱，与我同行的人现在已所剩无几，政权打压越来越严重，但香港人反而有所退缩，淡化了过去手足的牺牲，这对我是很大打击，一年前我们香港人很团结走上街头，但现在不再走出来为渴望得到的东西努力。”

他因《国安法》被捕后情绪陷入谷底，出现长时间失眠，“24小时也睡不着，不吃东西、不见人”，难以集中精神，他大幅度减少接受媒体访问，现在他要定期看医生，服用抗抑郁药物，情况才逐渐好转。

入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那种压力也更加迫在眉睫，早前，他接触过往曾入狱的社运人士做准备，安排坐牢后的探访安排和日常用品等等。

钟翰林称，所有与“港独”有关的东西，已被家人销毁。（资料图片）

“剩下来的日子，我尽量抽空见我想见的人，见多一面得一面，这是很现实的，如果我坐牢，不单是我去承受，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和同路人，都要承受难过的心情。我会尝试安慰他们，没办法，我们香港就是这么命苦，很多手足面对暴动等更严重控罪，很多人比我更惨。”

以往，他反对别人流亡海外，认为香港是自己的家，如果觉得这儿有不好的地方，应该尽力改变，但《国安法》实施以来，一个又一个同路人离开，他有了新的看法。

“离开不是一个问题，更重要是离开不能忘记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在异乡也要以自己的方法为香港付出，”他说，“选择留下来是需要面对危险，我决定留在香港与其他香港人奋斗，但结果我被警方拘捕，我留在香港，我不能够同过去般畅所欲言，我会思考会否碰到政权红线。”

他指出，一些抗争者因为担心触犯《国安法》拒绝外国媒体访问，现在连这种事也需要勇气。

反思勇武抗争

经历了一年多的持久战，自称“勇武派”的钟翰林对抗争模式有了新看法。

2014年，香港争取普选的占领运动由主张“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活动人士主导，他们被视为运动的“大台”，但79日的占领没有令政权有一丝让步，“勇武派”批评“和理非”限制其行动，导致运动失败。钟翰林在几年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狠狠地批评“和理非”以及“大台”文化限制了民主运动的可能性。

去年“反送中”运动中，“大台”角色被削弱，“勇武派”抬头，示威活动从相对和平游行演变成暴力冲突，汽油弹和催泪弹频密出现，城市设施和交通受到严重破坏，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因为非法集结、暴动、袭警等罪名被捕。

不管中国和香港政府如何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径，“和理非”示威者大多以政权打压力度更大为由，拒绝与激进示威者割席（切割），被形容为“和勇不分”。

“过去我会认为，香港抗争不能够依靠‘和理非’，应该全面勇武抗争，走上街头打生打死，就会有民主，但一年下来，又不是这样，很多东西不亲身经历，只在脑中想象，是不够贴地，”他说，“过去一年，我们香港人以这种高的武力程度进行街头抗争，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精神胜利法’，说撤回了‘送中恶法’（《逃犯条例》），但同时有成千上万同路人因为抗争被捕，带来的这些风险和后果，可以称得上是胜利吗？我不是这样看。”

他没有完全否定“勇武”的成效，但却对“和理非”多了一份体会，“原来有些时候，‘和理非’和‘勇武’不一定是对立，很多事情是不能单靠一方便能取得成功，而是要因应实际情况改变策略。这刻我会思考，除了街头抗争，还有其他什么路去反思，寻求新的出路。”

以往，他也质疑示威中的“大台”令抗争者无法自由实践抗争模式和理念，但这场“反送中”运动没有“大台”时，他又发现难以整合抗争者的共识，同样有其局限性。

最后，他得出了可能得罪其他本土派，但深受众多传统民主派政治人物所相信的论述：“‘大台’是没有问题，最大问题是‘大台’是否听取民意，能否带领抗争者，香港是需要一班人出来引导和带领香港人。”

记者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期盼以及香港人可以如何争取民主，他慨叹说，“现在是很悲观，中国很强势，香港人似乎用尽一切方法也争不到民主”，未来几年，香港可能步入社运低潮，不会有大型抗争运动。

但他最近读了一本有关前苏联加盟国家独立的书籍，有了不一样的启发。他说，这本书形容波罗的海的国家能够独立，最大的原因是“运气”，大部分争取民主的时间，抗争者都会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难以扭转局势”，最终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找到出路，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机何时出现。

“这刻，我们做任何抗争都达不到想要的结果，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可做，中国正同化香港，新移民会冲淡我们的人口，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全用普通话作母语，与香港本土文化脱节，”他说，“这时候，香港人不能坐以待毙，要捍卫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坚持我们的文化和核心价值，在心里保留意志，在适当时候再出来抗争，这才是现有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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