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金鸡奖开幕片疑踩文革红线遭撤 张艺谋如何逃离边缘人生（组图）

中国电影金鸡奖于25日登场，不过，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影展开幕片《一秒钟》，传出因“技术问题”取消在影展放映。早前外媒曾指出，这部作品因拍摄文革的故事，踩到北京的红线。此前《一秒钟》也因技术问题理由在柏林电影节撤展。

一、2020

电影《一秒钟》预告片展现了一场放映事故。

一叠抻长了的、杂乱的胶片被拉木头的板车拖拽着，随后“躺”在地上，沾满尘土。放映员扯着嗓子跟观众解释道，“今天电影放不成，责任不在我们。”

突然屏幕一黑，“技术原因”四个大字打在了屏幕上。

一语成谶。

这部于2018年杀青的电影，在2019年1月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与其他作品一起参与金熊奖的角逐，这是张艺谋时隔九年再次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上一次，是《三枪拍案惊奇》提名金熊奖。

然而，就在距离首映还有四天时，《一秒钟》宣布因技术原因紧急撤档。

撤档，也在国内发生了。

11月24日，即金鸡奖开幕式前一天，张艺谋的妻子陈婷在微博上称，《一秒钟》由于“技术原因”取消厦门金鸡奖首映。这场戏里戏外皆遭遇的变故，显然不是张艺谋想看到的结果。

《一秒钟》是一部关于胶片电影的电影。

张艺谋再一次聚焦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故事发生在西北某地，由张译饰演的劳改犯张九声为了在电影中寻找自己已故女儿的影像，悄悄从劳改农场逃出，徒步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漠，并威胁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放电影，一切仅为见女儿一眼，哪怕只有一秒钟。

张艺谋经历过那个胶片时代，他也在不断地缅怀那个时代。

2007年，戛纳电影节六十周年，在受邀拍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的3分钟短片时，张艺谋选择拍摄《看电影》。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一座青山环抱的村落中，放映员坐着老式三轮装载车来到村子，一场露天电影让整个村子都热闹了起来。大幕落下，孩子们搬好板凳急着占位置，大人们也里三层外三层的聚集在一起，人人都在等天黑。

终于，放映机打出一束光，观众们欢呼。直到电影开始放映，大家屏住呼吸，安静地看向屏幕，也有孩子累了，呼呼睡去。

在物质与精神皆匮乏的年代，人们对陌生的电影世界有着无限的好奇与热情。张艺谋也是如此，电影于他而言，又多了一层意义——电影开启了他新的人生。

二、边缘

在拍电影前，张艺谋的社会角色是一个边缘人。

受制于家庭背景，他曾被划分为“黑五类”“狗崽子”。张艺谋的父亲曾担任国民党军需官，两个伯父也是黄埔军校出身。

从左至右：张艺谋的叔叔、奶奶、小姨、爷爷、父亲

这一度成为他心中压抑的一种禁忌。张艺谋还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有一天，他从床底下翻出一个国民党的军扣，他既紧张又惊讶，便拿着扣子问奶。奶奶一把抢过扣子，以训斥的语气问道：“在哪儿找的？”张艺谋察觉出不对，便不再做声。

他渐渐形成了内向、压抑的性格。

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陕西关中乾县的农村插队，后来因为自己有打篮球这一技之长，才“闯”过了政审难关，被国棉八厂招工。

车间开大会时，领导按照流程通知“党员、团员留下，其他人走吧”，全车间800人，只有张艺谋一个人站起来，人们目光纷纷投向他，看着他离开。

后来领导索性直接把名字点到张艺谋头上，说：“张艺谋，你走吧。”

这样的日子，直到他上了电影学院也没能结束。

1978年，恰逢文化大革命结束，28岁的张艺谋因为超龄无法报考北电，后来他给时任文化部长黄镇写信，附带了一册30多张照片的作品，才作为非正式招考生被录用。

张艺谋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以揭露1978年高考里的招生黑幕为由声讨他。他抬不起头，甚至想过回老家。

张艺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这也是我压抑的原因。”

好在命运节点在此发生。

张艺谋成了第五代导演队伍中的一员。第五代导演狭义上是指1978年入学，1982年以后陆续毕业于北电的导演系学生，后来又扩展到摄影系、美术系。

张艺谋在电影方面的天赋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1983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破格批准张艺谋、何群、张军钊、肖风这四个应届毕业生成立“青年摄制组”，并拍摄《一个和八个》。大学生毕业不满一年，就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部被外界公认为“第五代开山之作”的电影里，张艺谋担任摄影。

张艺谋去繁就简，大胆运用了不完整甚至极端不对称的构图，风格夸张怪诞。在电影开始，故事在一个半封闭的洼地发生，夜幕沉沉，被关在随军监狱的八名罪犯密谋出逃。只见黒逡逡一片，在黑暗中人脸若隐若现，难以辨认，这样的镜头持续了整整九分钟。

在他的镜头下，人物常处于对角线或者角落的位置，有时人物只被镜头割出大半边脸。反派也好，英雄也罢，不再是观众以往熟悉的、贴有明确标签的板式，他们混为一体。在新的构图下，常常让人产生角色处于狭窄空间下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搭配极其冷暗的色调，不仅能准确地传递出人物心理，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走了“野路子”的《一个和八个》在诞生之初就注定不凡。

电影拿到北京北太平庄的“新影”放映厅放映，导演张军钊坐在后面的放映室，透过小窗子看到，影片结束后，全场站起来使劲儿地鼓掌，激动得不行。他知道电影成了。

送审后，主创们又对电影删改107处，历经十一个月，电影终于在1984年正式公映。

第五代导演自此走上中国电影历史的舞台。

张艺谋走得很快。凭借这部电影，他获得了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1987年，由他首次担任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而他本人也提名了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同年，他因主演《老井》一举夺得百花奖、金鸡奖、东京国际电影节三大影帝，而这也是他第一部出演的电影。

那一年，张艺谋不过37岁。

三、反向创作

边缘人的身份，一度让张艺谋习惯用一种逆向的艺术表达方式——张扬的色彩、极致的形式等。

比如《红高粱》里的红。

影片开头，在延绵不绝的黄土岗上，轿夫与乐队走过，黄土漫天飞扬，颠簸的红轿子似腾云驾雾，“我”奶奶九儿坐在一片红中。没有任何挑逗性的表情和裸露，单是用色彩，张艺谋就表现出一种浓烈的、自然的情欲。

而在余占鳌和九儿在红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戏中，镜头前的红更有层次了。

太阳把高粱穗子灼得红艳艳的，风声吹得高粱枝叶嚓嚓作响。高粱深处，余占鳌踏出一块平地，高粱折断落地，土是红的，穗子是红的，九儿的衣裳是红的，一层层红下去，又一阵强一阵弱。九儿躺在高粱地上望着天，余占鳌一节节矮下去，放恣的爱情激荡、原始的生殖崇拜也因颜色的衬托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筹备到拍完戏，电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杀口》，在最后电影送审时，张艺谋才改成了《红高粱》。那一抹红，抹去了政治说教，也淡化了时代背景，跃到台前的是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力以及让人震撼的张艺谋式美学。

张艺谋擅长运用色彩意象，同样的颜色被他用在不同的电影中，表达不同的寓意和情感。

图：《大红灯笼高高挂》

到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色又用以表现压抑和残酷。

在幽深闭锁的深宅大院，红灯笼挂起、点亮、熄灭、封灯，每一个反复，就是一次太太们被宠、争权的轮回，周而复始。

灯一旦点亮，太太的屋内屋外就会被许多盏红灯笼环绕，但封建礼教和男权阴影的笼罩下，连生死都不由己，再多的红灯笼也无法点燃一颗死寂的心。

以红色为基调，随之弥漫开来的是欲望与蓬勃、血色与罪孽、压抑与悲凉，一切皆湮没其中。

极致的艺术表达，让张艺谋的导演作品迅速受到了认可。

他还记得《红高粱》获金熊奖的那天，自己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红高粱》成为“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因为获奖，电影在国内也受到了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从1元涨到10元，西影厂因此得到四百多万元的票房收入。

这部电影标志着第五代导演正式进入创作的巅峰时期。《红高粱》商业上的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电影最终斩获10个海内外大奖，而张艺谋也随即进入了拿奖拿到手软的顺遂时期。

在表达的尺度上，张艺谋叛逆过，也失望过。

自《红高粱》引发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后，张艺谋被大批“揭露中国阴暗面”，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期。

他对当时电影背负的“过失”记忆犹新。

“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

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

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这不是张艺谋最后一次碰壁。1995年，电影局决定与国际接轨，中影公司开始每年进口十部“大片”，中国电影市场第一次开始采取“票房分账”。但也是这一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因为审查未通过，不能在大陆公映。

它成了张艺谋职业生涯里唯一一部禁片，他还遭到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

这次碰壁让张艺谋在表达上学会了收敛。但外界关于他锋芒尽收，向主流低头的声音又成了新一轮的争议点。

四、向前

张艺谋又一次来到了时代节点。2002年，他以一部作品《英雄》和一己之力，开启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序幕。

在拍摄时期，《英雄》就因过亿的巨额投资和豪华的演员阵容受到了大量关注，它还曾受到了一系列的“优待”：它是第一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礼的商业片，参加首映的人，无论是院线经理、媒体评论者，还是官员，都要通过安检门的检查，并交出手机、相机等物品，以防止盗版影片流出。

就连电影的新闻发布会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厅内挂着“为中国电影加油、为出征奥斯卡助威”的大横幅，张艺谋同张曼玉、梁朝伟、李连杰等主演出席。

《英雄》创造了票房奇迹——收获2.5亿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四分之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

“中国式大片”成为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路径。两年后《十面埋伏》上映时，恰逢“国产保护月”，当时两部好莱坞进口大片推迟在国内的上映日期，为其腾出了近三周的档期。

资本和权力，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统一。

但矛盾也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他身上。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张艺谋被看作荣誉的顶峰，同时也被当作创作上离经叛道的明证。他既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先锋，也同时被定义为电影圈的既得利益阶层。

电影之外的资源，似乎成为外界对此更加确定的证据。

2006年，张艺谋被最终确定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而张艺谋及其团队从2004年开始打造的“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两年就赚到了8700万。

因为有过执导很多重量级国家演出项目的经历，“国师”的称号也随之而来。

张艺谋抗拒“国师”这一称号，在2011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道，“那个名字是害人的，招人骂。”

对他来说，声望和光环不是缓解自身危机感的有效方式，他选择了惯用的方式——拍戏。

从1987年导演第一部电影开始，张艺谋保持着每年或者每两年上映一部戏的频率，空档期最长不超过三年。三十多年间，没有例外。

不过，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和2016年的《长城》将其口碑拽至谷底，这两部电影也是张艺谋所有作品里豆瓣评分最低的两部，分别是4.7分和4.9分。

面对差评，张艺谋罕有失态的时候，对他来说，拍什么似乎不重要，拍下去才更重要。他先后涉及悬疑、战争、爱情、武侠、历史等题材，票房也拿过不错的成绩。

2000至2010年十年间，张艺谋的名字四次出现在年度内地电影票房前十名的榜单上，但进入1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两次。

新生代导演崛起，票房不再是第五代导演的主要战场。

2013年，徐峥就凭借《人再囧途泰囧》让华语电影迈入“10亿时代”，然而，张艺谋直到2016年才加入“10亿导演”的行列，与他同时进入的，还有同为第五代导演的冯小刚。

今年，张艺谋已经70岁了，他的生日是在剧组过的。去年12月，《悬崖之上》在东北雪乡开机，疫情也没有阻断拍摄，他带领全体剧组人员先后经历两次14天的隔离，直到今年五月，电影杀青。

照片里，张艺谋带着黑色鸭舌帽，穿着运动服，摆出切蛋糕的姿势，神采奕奕，蛋糕上是一个场记板的图案。

在电影领域，张艺谋还在向前闯。除了《一秒钟》，张艺谋还有两部电影待映，新电影《最冷的枪》也已经立项。

张艺谋的传记作者方希曾这样评价他：

“在一条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个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个繁华的街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围总是有很多的喧嚣，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离开，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鸡蛋，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用奔跑来表现人物倔强和坚定的拍摄手法，常常出现在他的电影里，而那些角色仿佛也是张艺谋性格中的一种投射。关于电影，他不知疲倦，不甘停下，不肯回头，只要还有时间，他愿意耗下去，不管是一秒钟，还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