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政治与反疫苗运动 欧洲为何对疫苗如此抗拒（图）

“反疫苗”反的是什么？

根据英国一家非盈利机构Wellcome Trust的调查，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疫苗通常是不安全的。而另一家民意调查机构Ipsos数据显示，46%的法国民众称即便有新冠疫苗提供给民众，他们会拒绝接种。在波兰和匈牙利，亦有超过40%的民众声称会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反疫苗理论本身或许由来已久，但在反疫苗舆论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民粹主义社会情绪，却在近些年民粹政治抬头的欧洲得到了强化。

一种经久不衰的反疫苗理论来源为1998年发布在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论文，当中指出预防麻疹、腮腺炎及风疹的疫苗（MMR vaccine）与儿童自闭症存在关联性。该论文后来被撤回，而其作者韦克菲尔德医生（Andrew Wakefield）亦被发现存在与论文主题相关的利益冲突而被医学会除名。医学界亦不存在任何支持MMR疫苗可能导致儿童自闭症的可信研究。

此外还有更加荒谬的“芯片植入”、“恶意传播病毒”之说，认为比尔盖茨和一些大医疗企业从中作祟，故意在人口中散播病毒，从而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来牟取暴利，同时还通过疫苗在人们体内植入芯片。

这些典型的反疫苗论背后，其实是人们对于专家以及医药企业这些精英阶层的不信任。而这种心理则与近些年欧洲民粹政治中反科学、质疑专家的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

意大利疫苗问题的政治化

于是，当2018年欧洲出现20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传染事件，各国就此推行或考虑出台强制疫苗接种工作时，右翼民粹政党则利用反疫苗的这些论调，进一步将其政治化了。

民粹政客打着反全球化和反对牟取暴利的跨国公司的旗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有关制药企业为刺激疫苗销量而在民众之间散播病毒的不实报道，更呼吁或者声援取缔强制疫苗接种政策的政治主张，以此来从选民中赢取选票。

在意大利，强制疫苗接种的问题甚至成为了2018年大选的重大议题。面对2017年意大利国内出现的5,000宗感染及4宗死亡案例，当时的卫生部长、来自中间靠左的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的洛伦津（Beatrice Lorenzin）主导推行了“洛伦津法”（Lorenzin law），将儿童义务性接种疫苗数量从4剂增加到10剂。

而这项法令遭到了两个政治势头正猛的政党——极右翼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与民粹政党“五星运动”（5-Star Movement）的强烈反对。仅后者，其民调支持率就已经高于由民主党领导的左翼联盟。

早在其进入主流政坛前，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就已经是反疫苗理论的忠实支持者。在2015年提议取缔义务性疫苗时，更援引“疫苗与一些具体的疾病如白血病、中毒、炎症、免疫抑制反应、遗传性基因突变、癌症、自闭症和过敏之间的关联”。2018年大选前夕，“五星运动”一边以维护父母的自主选择权为名义，一边继续散播MMR疫苗的潜在危害一类伪科学言论。

洛伦津在一次采访中对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和“五星运动”两党抨击道：“那些博客和反科学网站在社会上散播恐惧与无知，而这两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正乘着这股恐惧和无知的浪潮。他们用反科学的手段取代了对国家的反叛。”

欧洲民粹政治的助力

正如洛伦津所说，民粹政党利用了民众的恐惧心理，使疫苗变成继移民问题之后的又一个民粹政治工具。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推行或者考虑推行疫苗强制接种的法国、德国和希腊等欧洲国家。

一项由欧盟委员会发起、公共卫生领域的民意调查机构Vaccine Confidence Project的研究显示，“一个国家的民粹选票越多，民众认为疫苗无效的比重就越大。”该机构通过研究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的投票情况，认为民粹政党的支持率和对疫苗的怀疑有着高度相关性。

当然，这不代表反疫苗理论的存在是民粹政治直接导致的，疫苗接种能够被政治化，首先是因为反疫苗运动所形成的民意基础，但民粹政治力量的加入成为了反疫苗宣传的又一助力。说到底，欧洲的民粹政客未必真的认同反疫苗观点，成为反疫苗理论的忠实宣传者不过是为了赢得选票、并服务于更高的政策方面的目的。而今天欧洲各国民众对疫苗存在如此不信，民粹政党难咎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