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东到中国：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还要寻找“外交假想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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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拜登的就职和领导层的变化，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盟友都松了一口气。与特朗普时期的不可预知的政策相比；拜登现在想表明美国可以再次领导世界，并履行对其既有国际联盟的责任和义务。2020年11月24日，拜登在公布其外交政策团队的演讲中，自信地宣称：“美国回来了，准备好来带领世界。”（America is back, ready to lead the world.）

美国的新对手

今天说到美国的主要对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而是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忠实的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已经将中国重新定义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对手”。然而，与此同时，一系列原因使得拜登政府难以将中国作为其外交假想敌。

上一次美国积极地制定“领导世界”的战略时，导致了20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地困境。

首先，拜登知道，他的盟友没有一个愿意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联合国、欧盟、英国，甚至美日澳印的“四国联盟”（QUAD）都有理由避免这种选择。在欧盟，任何对中国打击过于严厉的动议，有机会被中国在中东欧的朋友否决。同时，刚脱欧的英国渴望与亚洲巨头保持好的贸易关系。即使是最近与中国发生外交摩擦的澳大利亚，也无法摆脱其根本经济利益与中国挂钩的事实。虽然这些伙伴欢迎拜登担任总统，但没有一个愿意联合一面倒地对付中国。

其次，上一次美国积极地制定“领导世界”的战略时，导致了20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困境。不管这个战略在当时是否是个错误，但现在很明显，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人力、财力和军事资源投入过大；这是拜登和特朗普难得的共识点。在浪费了几十年的资源后，在其他地方再发生冲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在21世纪，“敌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美国最大的对手也是它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几乎其所有盟友的主要贸易伙伴。虽然特朗普上任后，明确了大国冲突的时代远未结束，但也表明21世纪的竞争主要不是军事实力，而是贸易和经济实力。当美国与中国争夺5G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领导地位时，他们是在一个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经济中进行的。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相信“脱钩”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克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需要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减少合作。

因此，下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拜登的团队能否让盟友相信，美国再次“带领世界”不会带来谁都不想要的中美对抗。

没有共同敌人的领导

因此，拜登将不得不在两个目标之间周旋：一方面将美国带回国际舞台前端，另一方面又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而这种两难局面可能会迫使他改变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的构想。

多年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欧盟和中国等世界主要角色都坚持认为，美国需要习惯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如今，在预见到拜登需要采取的政策后，美国前外交官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专门研究亚洲事务的有影响力的智库创始人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拜登当选前的一次演讲中坚定地指出，面对与中国的竞争，在经历了四年蓬佩奥的积极外交之后，新任总统需要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

坎贝尔认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不能再依赖前几届政府75年来建立的“操作系统”，即贸易接触、前沿部署的军事能力以及强大的条约联盟。从帮助建立该系统的一位官员口中听到这番话，让人豁然开朗。

坎贝尔强调，美国需要“学会倾听”其他国家的声音，而不是试图动员盟友支持自己的世界观。它必须在亚洲“建设能力”（build capacity），更积极地参与该地区自己的机构和高峰会，比如东盟或东亚峰会。美国还需要像在中东地区那样，促使政府、外交和情报机构的受训官员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这种人力投资在亚洲是缺乏的，尤其是在高级领导人层面。

拜登的外交团队必须弄出的可能是一种不在于识别和击败敌人的领导。

当然，美国仍将能够利用其有影响力的军队来保证战略影响力。但最终，像坎贝尔这样资深外交家的警告表明，拜登不能简单地回到“团结世界对抗共同敌人”的老戏码。中国的崛起和特朗普的四年外交给拜登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让美国盟友焦虑的不仅是中国的强硬态度，更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的单边主义。除非拜登外交团队学会平衡多种利益和观点，也就是接受多极化世界的规则，否则它将无法让盟友放心。

如果拜登的外交团队想再次带领世界，必须弄出的可能是一种不在于识别和击败敌人的领导，而不是再尝试为自己定义出一个新的“外交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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