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数月独立报告出炉：WHO何以错失危机宣告时机（组图）

预警机制为“老古董”

根据WHO事后梳理的时间轴，2020年12月31日为此次全球抗疫的开端。当日，WHO驻中国分部留意到武汉卫生部门网站上有关“病毒性肺炎”案例的公告，而其下的公共疫情情报平台（Epidemic Intelligence from Open Sources, EIOS）亦在当天从第三方全球疫情监控网站上接获相关报告。此外，WHO亦通过社交及新闻媒体等非传统渠道获取大量有关疫情的资讯。

尽管如此，独立调查小组指出，WHO在此次疫情中信息收集的整体流程似乎仍然是“模拟时代”（analog era）而非数码化时代的产物，直言“全球疫情预警系统无法适应需求。”

报告提出，未来需要建立“基于当地诊所和实验室人员所提供的资讯、由实时信息收集及决策工具支持的信息系统”，否则有关机构难以迅速应对疫情的风险。

但早期疫情监控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在12月下旬，武汉当地便可获取的先进且已经商业化的病毒基因测序技术，成功追溯到不明肺炎的成因是一种新型病毒，且其成本相较同类测序技术格外低。

然而，测序上的成功却没能挽救大局。报告写道：“专家组能够明确的是，当地及中国卫生部门本能在一月采取更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

WHO何时敲响警钟？

而2019年12月31日至去年1月22日期间的一系列事件俨然是疫情出现恶化和扩散的信号：地方政府报告首位患者死亡，WHO及中国卫生部门均确认了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日本、韩国及美国均出现确诊个案。到22日，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召集了由15个独立专家组成的紧急委员会，进行首次会议，来决定此次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即“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WHO网站资讯显示，22日和23日的两次会议中，委员会中持正反意见的专家各占一半，一些成员认为信息不足以为事件定性，委员会因此没有建议总干事做出定性，而称会在十天内再次召开会议。直到1月30日，WHO才宣布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尚未称其为“全球流行病”（pandemic）。

该中期报告指出，“委员会未能在首次召集时同意做出PHEIC此定性的原因不明”，并质疑最开始为何等到22日才召集该紧急专家委员会。

疫情发酵

不过，行动迟缓的不仅仅是WHO。2月4日，WHO总干事谭德赛督促各成员国采取行动：“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99%的案例都来自中国，其余各国则只有176宗案例。”至此，美国、德国均已出现10宗以上确诊，英国、印度、和法国等国亦报告多宗案例，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也已爆发聚集性疫情。

报告称，有了确实的病毒可以人传人的证据，加上多国都出现数宗案例，这是政府应该迅速行动来控制传播”的“明显信号”，但是“在太多国家，这个信号都被忽略了。”

2月25日，美国CDC首次发出警告，呼吁民众准备面对本土疫情爆发。此时，离美国本土确认人传人感染后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出现一例疑似新冠关联死亡、共计16宗确诊。同时期，较晚受疫情波及的意大利从2月20日共计3宗新冠确诊案例开始，随后也在不到两周时间迅速发展到超过1,000人确诊，指数级的疫情增长最终使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欧洲疫情中心。

“全球流行病”定位过晚？

等到3月11日WHO开始使用“全球流行病”一词来定性疫情时，包括英、法、德等欧洲多国均已出现成千甚至上万宗新冠确诊案例。WHO此前以已经宣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由，辩称无需进一步定性。现有的国际条约虽没有为何时可以使用该词做出明确规定，但报告指出，使用“全球流行病”一词确实能够让各方“聚焦于该卫生事件的严重性”。“如果WHO更早宣告全球流行病的到来，是否会对情况有所帮助”——报告对此打了问号，但并没有给出确切回答。

这份历时数月、在WHO委托之下进行的独立调查中期报告虽然仍留下了许多未解之疑，大部分观点也已被媒体反复报道，但在WHO频频被批评受官僚作风及其他政治因素所限的情况下，没有回避此前各方对WHO提出的争议，也可算是勇于自我检讨、谋求改进之举，对于建立或者重塑WHO在全球公共卫生事务上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而在WHO自身的问题之余，疫情初期各国普遍无法预判疫情潜在的损害规模，就造成了行动迟缓、甚至重复防疫之失。但WHO以及全球各国未来可否从体制和行动框架上预防预判失准及其后果，这个独立委员会的事后分析与建议都会对之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