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经济治理需要有为政府（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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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然而，这一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也成为各国政府治理经济能力的试金石。2020年，有些国家因政府有为能为而脱颖而出，有些国家却因政府无能低效而被打落神坛。

积极应对 中国政府规划长远

中国是最先大规模爆发疫情的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几乎一度停滞。2020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差纪录。中国政府的隔离举措虽然在当时颇受西方媒体诟病，被认为是过度且不人性的，但是之后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成功地遏制住了新冠疫情的蔓延，是科学有效的。

疫情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像是一个插曲，由于防疫工作的严格执行，中国工业生产部门在2020年二季度就基本实现了复产复工。此后，企业和居民逐渐走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带来的阴霾，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四季度GDP增速已升至6.5%。

事实上，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逐步退出。随着经济成功V型反转，中国政府更担心债务杠杆的放大和金融泡沫的产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于2020年8月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撰文称，“高风险影子银行生存的土壤尚未完全铲除，稍一放松监管，极可能全面回潮，导致前功尽弃”。郭树清表示，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

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中国在经济治理中的关注重点。中国政府致力于不断推动的产业升级，以适应国内市场的需求。从这点来看，相比疫情，美国在科技、金融、外贸等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反而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更大。

随着中美博弈日趋激烈，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决心也日益坚定。在2020年11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中国政府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

此外，为了应对外部风险，中国政府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整体来看，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科学有效，长远来说，中国的经济治理思路既有针对性，也有前瞻性。面对贫困、落后产能过剩、房价过高、地方债务过重等经济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面对未来可能遭遇的困难和风险，中国政府也没有鸵鸟心态，而是通过长期规划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的特点。

盲目派钱 美国政府避重就轻

与中国政府相比，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中的表现十分被动。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防疫措施和居家隔离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其结果就是，作为全球科技、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反而拥有冠绝全球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此外，疫情的反复让经济始终难得喘息之机，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美国实际GDP将同比下降3.6%。

面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的做法却十分简单粗暴，核心思路就是派钱，给企业派钱、给居民派钱、给市场派钱。2020年3月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向社会各界提供了2.2万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在这笔资金告罄后，美国政府又于2020年年底再次推出9,000亿美元的纾困方案。新上台的美国新总统拜登（Joe Biden）也提出了一项高达1.8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美联储（Fed）早在2020年3月就宣布“将根据需求购买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这意味着美国联储局不再对资产购买计划设限，美国正式开启“无限量印钞”模式。在不足一年时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近四分之三。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超过美国GDP。

如果将经济比作内燃机，派钱就相当于向内燃机里加注汽油，虽然不能保证其全力运转，但是却能保证内燃机的持续运行。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事实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美国经济这台内燃机之所以要停止运转，是因为疫情“堵塞”了气缸。只要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活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派再多的钱不会改变这一事实。

当然，疫情也只是引发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一个引子。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过大。虽然美国的GDP逐年上涨，但是经济发展的红利没有惠及所有人。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被抛弃、被遗忘，这才有了反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和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

与中国经济一样，美国经济面临的也是结构性问题。不同的是，美国并不缺少尖端产业，缺少的反而是能够增加工作岗位、提供稳定就业机会的普通制造业。美国需要再工业化，需要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简而言之，美国政府不能做资本的代言人，而应该为美国民众服务。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克莱因（Ezra Klein）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党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尽快帮助民众”（Just help people, and do it fast）。

然而，仅仅派钱不足以真正帮助美国民众，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加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这一点，美国政客或许也清楚。但是，改变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一个有决心、有魄力的团结政府。对于两党分歧严重的美国而言，美国行政和立法层很难就结构性改革议题达成一致，只能不断派钱，避重就轻。

派钱不能解决问题 香港需要选好榜样

在本轮经济衰退中，香港与美国的做法类似，也是给民众派钱。2020年2月26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香港特区政府将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每人派发1万元港币。诚然，派钱能够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疫情对经济的破坏。但是，香港经济也存在结构性问题，这一点绝非派钱能够解决。

在香港GDP的构成中，服务业占比接近九成，制造业占比只有1%，金融和房地产是经济的两大支柱。这种经济去实体化的表现是政府长期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的结果。金融和地产的利润率虽高，但是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与美国类似，脱实入虚的香港令许多市民无法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形成社会性问题。

此外，在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经济治理模式下，香港徒有一流的教育资源和科研能力，却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让香港的经济长期缺乏活力。

香港政府应该反思如今的经济困境，认清派遣不能解决经济根本问题这一事实。正如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王春新近期撰文所言，香港社会各界应凝心聚力，奋发图强，确立发展为先、民生为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等新理念，兵器陈旧过时观念和僵化政策做法，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系统性推进，带动香港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以新居屋计划解决住房难题，使香港尽快走出困境，在国家新征程中再造香港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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