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选举制度行将修改 香港加速进入“一国两制”2.0时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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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讲话透露香港选举制度修改方向

在夏宝龙发表讲话之前，1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述职后，特别强调“爱国者治港”，将其视为“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爱国者治港”本是当年邓小平为“港人治港”划定的界限，在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得到承袭，近几年来尤其是修例风波爆发和政治揽炒兴起后被北京治港系统空前强化。当身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将“爱国者治港”的位阶空前拔高后，势必不同寻常。

今次北京所欲推动的香港选举制度修改，正是具体落实习近平的“爱国者治港”论述。夏宝龙在习近平论述“爱国者治港”的基础上，强硬地表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和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坚持‘爱国者治港’是关系到‘一国两制’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坚持‘爱国者治港’，这不是高标准，而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他说，“环顾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竞选公职的人都要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爱国之心，都是比谁更爱国”，“唯独在香港，竟然有人把对自己祖国的反叛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甚至以反对国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的民族为竞选口号，在宣誓就职时极尽丑陋的政治表演，真是咄咄怪事”。

他严厉批评“反中乱港分子、港独等激进分离势力通过各类选举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包括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区议会等机构”，“散播港独主张，抗拒中央管治，煽动对内地的不满情绪，肆意阻挠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损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让全香港社会付出沉重代价”，“是彻头彻尾的揽炒派，是香港的乱源，也是国家的祸害是香港的乱”。

在夏宝龙看来，一方面“爱国者治港”如此重要，可谓天经地义，另一方面“爱国者治港”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反中乱港分子”在“香港兴风作浪、坐大成势”，所以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这也意味着“爱国者治港”将成为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最重要导向。

夏宝龙谈到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包括五大原则。其一，尊重中央的主导权，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必须在中央的主导下进行。其二，落实行政主导体制，不断提高特区政府施政效能，把各方面力量汇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上来。其三，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不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其四，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在总结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堵塞有关法律漏洞。其五，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确保香港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以及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都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

这五大原则预示了香港选举制度的发展方向，即北京和港府双重主导下的民主制度，其中北京主导的位阶高于港府行政主导，港府行政主导主要体现在“高度自治”范围。这样的选举制度不会是一些港人所期待的西方式选举制度，但也绝不会变成和内地一样，而是在维护“一国”下中央主导的前提下，以行政主导为导向的民主。

这里有两个关键，一是“一国”下的中央主导，再次说明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治现实，因此不可能简单照搬或套用外国的选举制度。当然，“两制”下的香港毕竟不同于另一制的内地，还是会有自身的民主特色。二是行政主导，这明显是因应港府施政备受掣肘的现实，目的是让港府施政变得高效、强势。这一点在目标上与新加坡的高效能政府有点类似，只不过区别在于香港是“一国”下的地方特区。

当然，香港社会难免会担心，一个北京主导和港府行政主导相互强化的香港选举制度，是否会冲击制度的认受性和必要的权力制衡。这是北京治港系统需要考虑之处。修改后的香港选举制度怎样既能符合北京的期待，又能兼顾香港社会的关切，是摆在北京面前的一大现实挑战。

谁是爱国者？

夏宝龙讲话列出了爱国者和他说的反中乱港者的三个方面区别：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那些利用各种手段歇斯底里地攻击中央政府、公开宣扬“港独”主张、在国际上“唱衰”国家和香港、乞求外国对华对港制裁施压的人和触犯香港国安法的人不在爱国者之列；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挑战国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宪制秩序者不在爱国者之列；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揽炒派”不在爱国者之列。

他反问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无意外的话，在今次中国全国“两会”上，夏宝龙讲话所提及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和标准应该会被制度化、法律化。

人们不禁会问，谁是爱国者？那些不认可中共的人乃至“爱国不爱党”者是否能参与政治选举？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作出回答。其一，虽然夏宝龙今次在当年邓小平定义爱国者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对更具体的界定标准，但考虑到香港多元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共长期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保持的弹性，可以预料今后北京对于爱国者的界定仍会保持包容性。

夏宝龙说的“我们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已清楚说明“爱国者治港”并非要求所有管治者的政治光谱全部一样，还是可以保持多元。这一点上与当年邓小平说的1997年后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一脉相承。对于当下香港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就像邓小平说的“中间的人”占多数，“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中间的人能否成为主体直接关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制衡激进，维系稳定。

其二，夏宝龙讲话对于普通市民和管治者的爱国者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区别对待。夏宝龙说：“香港绝大多数市民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者的范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广泛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社会多样多元，一部分市民由于长期生活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国家、对内地了解不多，甚至对国家、对内地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对这些人的取态，中央是理解和包容的，也坚信他们会继续秉承爱国爱港立场。”这番表述其实很有包容性，言外之意是北京相信绝大多数港人都是爱国者，并继续包容他们对国家的“各种成见和偏见”。

与针对普通市民的有很大包容性、范围广泛的爱国者标准不同，夏宝龙强调“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既然是坚定的爱国者，那自然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始终站在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敢于“同那些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破坏一国两制实践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胸怀“国之大者”等。这意味着北京可以继续包容普通港人的偏见和某些行为，但未必会包容治港者的偏见和某些行为。

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内地对于中共党员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共党员干部要求最严格，非中共党员干部次之，对于普通民众的要求最宽松。世界范围内同样如此，对于政治人物尤其是领导人的要求和限制，通常都会比普通人更严格。

其三，对爱国者的界定应该是论迹不论心，可以允许正常的批评乃至责骂，可以不爱中共，但不能损害中共领导，不能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标。邓小平曾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这其实区分了骂中共、骂中国和推翻中共、危害中国的区别。夏宝龙亦表示：“在我们这个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里，可以允许有不同政见，但这里有条红线，就是绝不能允许做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事情。”

换言之，只要不是损害和推翻中共，认可“一国两制”，哪怕即使持有与中共不同意见，乃至有抱怨、严厉批评，应该至少对于普通港人来说还是符合爱国者的条件。当然，北京对治港者的要求高于普通港人，他们的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会比过去的要求更严格，但也要考虑香港社会的复杂多元，谨防宁左勿右。

香港正加速进入“一国两制”2.0时代

夏宝龙讲话结尾处提到：“无论是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还是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以及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此处的“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值得玩味，不排除包括香港《基本法》修改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香港《基本法》本身又存在查缺补漏必要性的情势下，北京适时启动香港《基本法》修改程序完全是有可能。无论如何，相较以往，北京对于香港的治理已进入新的时代。

香港回归初期，因为陆港之间尚处于蜜月期，为了安抚对回归怀有疑虑或观望心理的港人，北京治港整体上不介入。虽然2003年50万港人上街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一度促使北京适度调整治港政策，但总体上北京介入仍然很少。直到2014年占中前夕，面对香港激进主义、本土分离主义的浮现，北京正式提出“全面管治权”，预示治港政策开始发生方向性转变。随后，北京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愈发强调“一国”底线，精准打击港独，“一国两制”渐渐趋向2.0时代。

2019年的修例风波由于令香港深陷回归国家以来最大管治危机，迫使北京下定决心更大幅度调整治港政策。自当时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涉港要求后，不论是两办主官调整，两办频繁发声，港版国安法制定实施，还是中国全国人大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作出决定，以及今次夏宝龙证实的香港选举制度将要修改，无不说明曾经那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时代彻底成为过往，香港“一国两制”2.0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面对此番变化，许多港人难免会感到痛苦、失望，甚至责怪北京收缩香港政治空间。撇开虚无缥缈、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从政治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北京治港政策之所以发生这么大变化，乃至对过去许多港人习以为常的自由范围造成挤压，既有北京的因素，亦有香港自身的因素。不可否认，近年来整个中国的执政风格确实变得强势，不惧争议，但若不是一连串的事情尤其是修例风波深深刺痛北京，北京治港政策再怎么变，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重拳出手。

对于香港来说，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是务实看待北京的角色与力量。“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尽管可以不同于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但香港和北京的关系本质上依然是“一国”之下的地方和中央关系，是一种授权和被授权的关系。《基本法》不是港人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是北京依据宪法制定的法律。

作为被授权的香港，能在既定的“一国两制”国策下获得多大程度的授权，取决于能获得北京多少信任。倘若香港能在央地关系框架下务实理性地和北京沟通，有效回应北京的核心关切，自然能获得后者的信任，进而获得更大授权。反之，如果香港迟迟不能回应北京的核心关切，伤害彼此的互信，必然会加深北京的焦虑，进而制约北京对香港的授权空间。

而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共又是一个信奉稳健改革路径，具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强烈观念，对地方有起码的国家和民族意义上政治忠诚要求，厌恶在野式对抗或要挟手法的政党。置身在这种政治现实下的香港，需要的不是任性莽撞，不是拒绝体认北京的关切，不是与北京的一拍两散，不是活在自我意识形态的幻想中，而是认清“一国两制”和政治现实，认清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的自身和国家的利益联结，懂得“以小事大以智”的古老智慧。

但与此同时，面对“一国两制”2.0时代香港社会的疑虑和失望情绪，北京要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曾说：“我认为，我们说一个政府受欢迎并不是说它要在治理期间的任何时刻都受欢迎……有时你必须彻底不受欢迎，但你在任期结束时，你应该给人民带来福利，这样人民才会认识到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有必要的。”这句话送给北京非常恰当。当北京因应香港现实方向性调整治港政策，这势必会给习惯过去那套政策的港人造成深深的困扰，短期内北京尚能以自己的主导地位强势执行新的政策，但长期来看，改变是为了变得更好，新的政策终究要靠赢得港人认可才能长久。

邓小平说过，“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港人可以通过邓小平的话来理解北京治港政策之变和“一国两制”2.0时代的到来，北京更要以邓小平的话来自我督促。“一国两制”2.0时代的治港政策只有让香港发展越来越好，人民不会受苦，社会达到公平正义，才能真正让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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