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将于3月1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
本次会晤备受外界关注。这是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以来两国高官的首次会晤。此次会晤的特殊还在于地点——阿拉斯加，既非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也非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更不是杨洁篪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2020年6月会晤的夏威夷。
2020年6月16日至6月17日，杨洁篪同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对话，当时会谈的地点曾一度引发解读。（推特@SecPompeo）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美官员也不同寻常。杨洁篪和王毅同时出访一个国家的情况比较罕见。同样，负责美国外交的布林肯和沙利文此前也没有同时出席类似的会晤，比如布林肯即将访问日韩出席“2+2”会谈，一道访问的是防长奥斯汀（Lloyd J. Austin III），沙利文并不在列。
从以往中美的交流来看，这样的“2+2”外交模式也非常之少见。比如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代表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和财长，中国代表是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国副总理。
2016年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从左至右）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杨洁篪出席开幕式。（Reuters）
中美如此特殊的会晤显然是意识到了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性。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眼中“最大的挑战”，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末期，中美之间的沟通几乎全面停摆。对建制派精英拜登来说，中国是要面对的挑战，也是需要沟通的大国。建立一定的沟通渠道是必要的，中美此次的新模式很可能就是一种尝试。
毕竟从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时期起，中美就建立了定期的高层对话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上台后将这一对话机制改为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来还有同期举行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特朗普政府初期与中国也建立了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对话机制。
特朗普政府时期，尤其是后期，因为疫情和大选的因素，中美的各种对话机制停滞。图为201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左二）在华盛顿主持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后，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左一），以及蓬佩奥（右二）和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右一）共同会见记者。（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3月11日发布的通告称中美将举行“高级战略对话”，这就让人猜想两国是否会建立类似的高层对话机制。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布林肯的否认。他3月11日强调此次并非“战略对话”（This is not a strategic dialogue），并且“在这个时刻，美国还无意展开这样一系列的接触”。
拜登政府在与北京的沟通上依然十分谨慎。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拜登调整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不能过快，可以看到，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中美贸易战、对新疆问题的定性等。拜登上台后贸然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将面临国内的掣肘与抨击。
拜登对中国抱有警惕心理。
另一方面，拜登的对华政策仍未成形，采取特朗普式的对抗、脱钩不现实，而与北京的竞争又不可避免，这个尺度需要权衡、拿捏，而不能操之过急。现阶段，中美需要重新沟通、磋商，以找到相处之道。这也是布林肯为何强调“双方之后如果要持续接触，美国必须要看到中国在解决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上，拿出实质进展与具体成果”。美国需要边走边看，逐渐磨合出一套应对中国的策略与战略。
对于中美来说，双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两国打交道已久，拜登更是有着多年与北京打交道的经历，陌生在于对接下来中美该如何认识彼此、推进两国关系仍需要双方在试探中接触。杨洁篪、王毅与布林肯、沙利文的这次会晤就可以看成是一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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