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小路、不穿高跟鞋：为何女性牺牲自由也换不来安全？（组图）

“去抓你们自己人！”数百人喊道，她们指的是被控杀害埃弗拉德的警官。“警察，回家去！”

警察们践踏了放置在埃弗拉德的临时纪念地里的鲜花，将震惊的年轻女性摔倒在地。如果伦敦警察厅是有意为之，那么此举堪称最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女人们在抗议什么。

在埃弗拉德失踪后的几天里，一个自称“收复这些街道”(Reclaim These Streets)的组织宣布，将于周六晚在伦敦南部一个公园举行守夜活动。活动的一部分是哀悼，另一部分是要求改善街道安全，抗议警方指示女性为了自身安全待在家里。

但是被称为“Met”的伦敦警察再次要求女人们待在家里。警方以封锁限制为由威胁称，如果不取消守夜活动，将对她们处以高额罚款。

最终，组织者屈服了，取消了活动，专注于身体政治的作家和学者、活动最初的组织者之一玛丽·摩根(Mary Morgan)说，部分原因是她们无法忍受自己的罚款恰恰会被发给她们所抗议的警察队伍。“想到这个我胃都难受，”她在接受采访时说。

不管伦敦警察厅的内部理由是什么，它向全国女性传递的信息是，警方正在加倍努力限制女性的自由，而不是男性的暴力。

“@metpoliceuk（伦敦警察厅）真的很希望女人别上街，不是吗？”组织者宣布取消集会后，64岁的安·劳泰(Anne Lawtey)在Twitter上写道。她在电话采访中说，她对活动取消感到震惊。“我们不能举行守夜活动？只是几个人静静地站在公园里，戴着口罩，都不行？”

由于没有音响设备，女人们爬上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舞台，它被作为临时纪念址，她们使用“占领华尔街”式的人体麦克风：人群重复刚才的人所说的话，让后面的人也能听到。

“警察想让我们闭嘴。警察想镇压我们，”数百人齐声重复。“警察说我们不能为莎拉·埃弗拉德守夜。警察竟敢威胁我们。警察竟敢恐吓我们。”

然后是大声的：“我们。说。不。”

不合算的交易

作家兼专栏作家内斯琳·马利克(Nesrine Malik)在新书《我们需要新的故事》(We Need New Stories)中写道，作为一名女性，就意味着“始终处于一种做交易的状态”。

在网上，女人们分享这些交易的细节：她们穿什么；她们走什么路线；她们离开前和回家后都要和谁报备；她们什么时候独自外出，或者和其他男女一起外出。

一些人回忆自己是如何幸免于难的。26岁，家住东伦敦的广告制作人诺西萨·马祖瓦纳(Nosisa Majuqwana)说，她曾经告诉朋友，“感谢上帝，我穿着运动鞋，感谢上帝，我背着背包。”那天晚上，在一条荒芜的小路上，一个陌生男子走近她，拿出一把刀，让她别出声。“在伦敦，你绝不会穿高跟鞋步行回家。”

但是埃弗拉德的死让马祖瓦纳和其他许多人完全拒绝这笔交易。

“女人做什么并不重要，”摩根说。“我们会保持高度警惕。我们会遵循从小就被教给我们的所有预防措施。”

这起谋杀令人们“从这种对取舍的接受中惊醒”，经济政策研究员、南伦敦当地政治人士、参与了“收复这些街道”活动组织的安娜·伯利(Anna Birley)说。“每个女人都能想象自己处在那种情况之下。”

应该由谁来牺牲？

为什么女性安全的重担全落在女性身上，而不是落在大部分暴力侵害女性的源头——男性身上？

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女性经常被告知要离开暴力的伴侣，但事实上，当她们试图这样做时，往往会面临最严重的暴力。

这种交易有时是不易察觉的，但集体影响仍然非常重大。

世界银行(World Bank)研究员吉里贾·博克(Girija Borker)的一份工作报告发现，印度女性为了避免在每天上下学路上受到骚扰或虐待，宁愿支付更多学费，去条件差得多的大学。这种“选择”对一名女性的影响很难衡量——但在博克的研究中所记录的数千名女性中，可以预期这会对收入、经济实力和社会流动性产生影响。

但英国女性的愤怒开始转变谁应该为安全做出牺牲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