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香港执法官员：香港法治不再，执法不再可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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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胜今年2月底从香港飞到了美国洛杉矶，事业和生命的轨迹都改变了路径。他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来到美国就要在这里扎根，这样的人生急转弯，是两年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

赵胜曾经是香港保安局辖下惩教署的高级官员。他在这个一位难求的执法机构服务了近十年，还当上了高级惩教主任(Principal Officer)。不过，2019年“送中”提案和随后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一切都翻了篇。

“惩教所曾经让我骄傲”

荔枝角监狱是香港惩教署下辖的高度设防收押中心，是整个惩教系统中最重要的监狱之一，也是一个中转站。

每个成年男性如果被法庭宣布拘押，都需要先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等待重新“分配”。这包括所有被法庭判入狱或者上诉失败的囚犯。此外，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的囚犯也会暂时收押在此。

荔枝角监狱关押过的名人包括涉贪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前任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双学三子”周永康、黄之锋和罗冠聪等等。

这里是赵胜受到高度专业训练，同时被提拔为高官的地方。赵胜说：“我总共在‘荔枝角’服务了五年，第三年时被上司挑中接受在职专业训练，专门负责接待办公室(reception office)的工作，就是与本机构之外的其他执法部门沟通，与法官和各方律师打交道，阅读和解释法庭文件等等，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类别，未经训练的同级是不能顶替的。这让我非常骄傲。”

赵胜有十二三名手下，每天需要经手大概五六百囚犯。

在进入荔枝角监狱之前，赵胜曾经独当一面管理过一座大约400名囚犯和大约50名职员的监狱，“里面有毒贩、惯犯、减刑的杀人犯，以及不同国籍和肤色者，中国的，非洲的，美洲的，印度的都有，”赵胜说，这些犯人国籍不同，语言文化不同，会发生很多冲突，“我需要让他们互相了解，能够互相沟通和理解，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此外，我也需要管理前线职员。职员们也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个性。我发现，管理职员比管理囚犯困难多了(笑)，因为职员也有权力，也懂法律，”赵胜总结说，香港的监狱系统是一个高度专业化、高度文明有序和高度法治的场所；这里的职位也是一份令人尊敬、工资福利令人羡慕的事业，“要放弃是巨大的牺牲，是难以想象的。”

政治犯被变相严苛对待

惩教系统属于香港保安局辖下的纪律部队(disciplinary force)；纪律部队的公务员受到特别纪律约束，都受过类似于军队的严格专业训练，对于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一丝不苟。

赵胜说：“法律就是法律，秩序就是秩序，这就是香港，也是我们接受的训练；我们那时都严格遵循书面文件……不过，自从反送中运动开始之后，一些事情变了。发现他们今天的规矩到明天就改了，正确的可以说是错误的，错误的又可以变成正确的……在纪律部队中，我们都觉得，香港政府以前不是这么运作的。以前的黑白分明现在变得似是而非了。”

他告诉美国之音，“荔枝角”也在变化，以政治罪名被收监的囚犯的待遇，就跟从前不一样了。

“政治犯原有的囚犯权利和人权被彻底剥夺长达好几个月。比方说，政治犯有权利跟区议员(district council member)取得联系，区议员也可以探望政治犯。这些犯人需要与外界交流和获得协助，这也是囚犯的权利。但是，惩教所用新冠疫情作为借口，剥夺了这些权利。就我所知，其他的执法机关其实仍然允许探望。我们的惩教所把这些权利都限制到0了。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安全措施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犯固有的权益，比方说戴口罩，保持距离，建隔离窗等。很多方法都可行，但是，他们这个权利却被取消了好几个月。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赵胜说。

此外，赵胜还看到，新冠疫情出现后，对犯人的新冠检测本来不是强制规定(mandatory)，而是自愿(voluntary)选择，“我这个惩教所把自愿变成强制，让所有囚犯都接受检测，威胁说如果不这么做，会让其他囚犯不满而遭到他们攻击。有一些未经审判的政治犯不希望被测试，担心基因密码被取走。惩教所于是把他们单独隔离关押好几个星期。我跟上面指出这是违法行为，强调如果把未经审判的犯人关押72小时以上，需要经过保安局局长的批准。但他们毫不在乎，找出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就搪塞掉了。”

外国国民权利被没收

赵胜看到，有些香港人是外国公民，有外国护照，包括加拿大的，巴基斯坦的，等等。这些人如果被关押的话，有权利面见他们的驻港领事。

但是，香港方面却说，这些人虽然有外国护照，但是，因为持有香港身份证，就是香港市民，完全受香港法律管束，与外国无关。

赵胜说：“香港法律规定，外国领事不能探视不是他们国家公民的人。惩教所解读说，这些人都是香港市民，不是外国国民。就我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有外国护照当然也是外国国民；而且领事是国家级别的关联人，惩教所居然可以不让外国领事探视他们的国民，这种公开破坏香港法治系统的做法，让我们都没有可能适应了。”

赵胜指出，香港发生过雨伞运动，但执法系统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大家仍然相信法律，香港制度仍是独立的，是靠得住的(has credibility)。但是，这次运动后，香港当局彻底破坏了香港原本运行的制度。惩教所和政府里很多做法跟以前的法制都相矛盾。”

参与反送中，被降职被“流放”

赵胜告诉美国之音，他离开香港前正式向惩教署辞了职。这时，惩教署已经取消了他获得的“高级惩教主任”职位，把他重新降回到提拔前的职位，工作地点也从执法重镇“荔枝角收押所”换到远离香港本岛的离岛区。

赵胜说：“他们怀疑我参加了2019年八月份的香港大罢工，认定我是‘反对派’。我碰巧在八月大罢工期间，因腿部受伤请了几天病假。就是在我休假期间，他们迅速判定我‘有罪’，把我降级和紧急调到离岛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一名职员‘有罪’，这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后才出现的‘去证据化’、因疑治罪的新现象，”赵胜说，“他们假定，罢工期间请假的职员都是他们眼里的‘不听话的人’。”

其实，赵胜只是根据香港当时的法律，做了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情，“这在当时是允许的，因为脱下制服，我们也是普通公民”。

他参加了2019年6月9日的反送中百万大游行，“6月10日，惩教署负责院内安保的保安组告诉我，他们在《苹果日报》头版的照片里发现了我。那是一张6月9日的游行照片，巨大的图片中是密密麻麻的上千个人头。他们在这些人头中找到了我。原来，保安组正奉命侦察我们所有人的政治倾向和在这次运动中的动向，包括监视我们脱下制服以后的个人空间。这在从前是没有的，毕竟我们工作之余也是香港普通市民，可以行使作为普通市民的权利，比方说游行表达诉求。”

从那以后，总监督的态度变了，对赵胜的工作吹毛求疵，而过去则很少批评；更明显的是，“他会在我面前大喊抗争者是垃圾，暴徒是蟑螂，被警察打死活该，等等，”赵胜说。

被降职以后，一位资深的同事好友向他透露，他可以很安稳地在那个离香港本岛几乎是最偏远的角落一直工作下去，但是“不会再有继续升职的机会了”。

惩教署是赵胜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香港唯一一份工作。他因为在事业上有野心，对工作有改革的想法和实施的能力，长期备受重视。

“反送中”运动引发巨变之后，香港的法制和法治都被改写，香港的文明和秩序被颠覆，赵胜的人生轨迹也从此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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