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美国同盟外交 “西方失势”下的合纵制华（组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正在访问北约，其中一个议题便是与欧洲盟友协调应对中国的立场。

就在布林肯访问之际，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也以新疆为由发起了对中国的制裁。美国在新疆问题上与盟友找到了制衡中国的共同之处。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便不断强调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要与盟友一道来应对中国。拜登和布林肯等都认同中美的竞争是美国外交的头等挑战。而他们对于这种竞争的认知亦已升级至政治体制的层次：从拜登2月4日首访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宣示，以至布林肯及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3月15日出访亚洲前夕的《华盛顿邮报》观点文章，中国带来的挑战都被视为世界未来路向“是民主还是专权”的根本辩论。

盟友是什么？布林肯给出了拜登政府的新解释：盟友是美国外交上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

在冷战格局遗留的影响之下，当我们想及美国盟友这个概念，就必然会想到由北美跨越大西洋至欧洲的西方联盟。然而，正如去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以“西方失势”（Westlessness）为主题一般，在这个被称为“亚洲世纪”（The Asian Century）的时代，我们要问美国的西方盟友尚有何可助益美国外交的实力？

军事旧概念的外交新理解

在此等严肃的认定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布林肯会用上“力量倍增器”这一种传统军事用语去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目标。美国国防部在一份2007年的文件就为“力量倍增器”下过如此定义：力量倍增器是一种能力，当加入并被一个作战部队使用之时，能有意义地增加此部队的作战潜力，并因此提高成功完成任务的或然率（A capability that, when added to and employed by a combat for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combat potential of that force and thus enhances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accomplishment）。

当这个概念被用到今天的美国外交层面之时，即使其“作战”的意义已变成外交场域的比喻，其定义仍将有助我们理解并评估拜登政府联结西方盟友的外交策略。

拜登政府的外交任务，就是要应付“专权主义不断前进的新时刻”（拜登语）。虽然拜登对此的描述与布林肯的强度不一，前者只称要“推回”（push back）专权，后者却称要“反驳”（refute）专权国家更能满足民众基本需求和希望的“谎言”，但他们决定此任务成功的准则皆属一致，就是要让民主国家为其人民带来好处（英语以“deliver”一字表达），以此证明他们眼中代表专权的中国体制不足以与民主竞争，重新维系起“反映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

无论是拜登，还是布林肯，都表明强如美国都不能单独完成此任务。因此，美国盟友作为其外交力量倍增器的说法就应运而生。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尚有何实力？它们能否“有意义地加强”美国的外交“作战潜力”？美国能否使它们加入到其阵营之中，并将它们派上用场？

欧美同盟的多维度实力

在“亚洲世纪”已过五分之一的这个节点，从经济而言，西方的重要性已明显逐渐落后于东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亚洲与太平洋地区（Asia and Pacific）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产值在2018年已超越北美和欧洲之和；包括中日韩蒙在内的东亚经济产值也早在近10年前分别超越了北美和欧洲。当中，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产值早已超越美国，而以美元计算经济产值的话，疫后预估中国也将在2028年超越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虽然美国借助巨额救市方案，本年经济反弹已或能补足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实际经济产出与疫情前预期之差），但其欧洲盟友的经济“不振”似乎只会愈发严重。

一方面，欧洲由于政府救市力度不足，预计到2022年也未能追回因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另一方面，其疫苗接种进度因为疫苗供应短缺，以及混乱的疫苗宣介安排，似乎也难以达至本年9月七成人完成接种、达至群体免疫的目标。可以预期，欧洲本来已不断下滑的相对经济实力，预计只会进一步加速缩减。

然而，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军事、科技、国际政治上仍有重大影响力。首先，北约国家的军事开支仍占全球军费的一半以上，当中英、法等国都有持续在国外部署和作战的经验。如果这些国家都将力量集中到印太地区针对中国的部署，其实力和象征性都不容忽视。除了英国新舰母本年料将驶往南海之外，法国、德国本年都会派出军舰到区内进行自由航行。

在科技层面之上，虽然欧洲在互联网产业方面大大落后，可是德国各种高度专精化的工业制品、英国诸如主导手机芯片制式的ARM等高科技企业，以至荷兰生产芯片制造所需的光刻机的ASML等行业龙头，都构成了各类工业和未来产业供应链中的关键节点，几乎不可或缺。如果在中美科技战中，这些国家和企业都能“配合”的话，中国的生产和科技发展无可避免将受到阻碍。

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由于二战后与冷战后的国际机构的确由西方国家主导，例如IMF与世界银行的领袖传统上就一直分别由欧洲人和美国人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尚有英、法这两个美国盟友等。同时，在后殖民时代，法国与其非洲前殖民地关系密切，且常有介入别国政事的习惯；而经过英国的日不落时代与二战后的美国强权，全球学术与文化风向都惯以英语圈的潮流为标准，使英美对他国民众的影响力远超其经济力量的比例——这些历史选留的影响力和软实力皆构成了欧洲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而即使在经济实力之上，北美与欧洲按购买力平价的经济产值至今依然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同时，尽管在增速上远远落后中国，北美和欧洲的制造业经济活动增值仍在中国的1.5倍以上（2019年的联合国数据）。由此可见，跨大西洋的西方国家在全球事务的话说权背后仍有物质层面的实力支持、“西方失势”仍然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结局。

拜登政府心中的这个力量倍增器，能否助益美国达成其外交目标，则取决于这些盟友会否加入美国的联结制华阵营，而为美国所用，以及这些实力的组合能否达至“有意义地加强”美国力量的效果。这里，正是此力量倍增宏愿的弱点所在。

盟友力量存而难用

虽然近年欧洲国家对中国观感转差，但中欧之间的经济往来却愈加紧密。先是去年欧盟不顾拜登团队反对与中国签下的《中欧投资协定》，而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中国也取代了美国而成为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此等关系就决定了没有对华“大国博奕”情意结的欧洲不会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配合美国作出激进的围堵，并使欧洲相对于中美之间的定位，逐渐靠向与华经贸关系早已超越美国的东亚盟友。

在此等形势下，唯一能团结美国西方盟友对中国作出联合行动的只有双方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契合。然而，与冷战时代近在咫尺、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明显对立的苏联不同，中国远在天边，难对欧洲构成安全上的威胁，而且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去除了政治制度上“非此即彼”的理论衡突。

剩下来的意识形态衡突，对欧洲而言，则只会以言诛笔伐的方式（例如荷兰国会通过指责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之类），或者有限度的形式性制裁（例如欧盟近日自天安门事件以来首次向中国作出、针对个别人员的制裁等）处理。这些行动，即使与美国有所配合，都难以达至“有意义地加强”美国力量的效果。

于是，拜登政府就着意将中美之争宣传成民主与专权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根本辩论，希望以此团结所有“民主国家”。这种宣传技俩与特朗普时代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去年在尼克逊总统图书馆的“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讲话，其实实质上差别不大，只是蓬佩奥的“冷战式”宣传实在过时，而“民主”与“专权”的包装却更切合欧盟对于中国“系统性对手”的定位。

与蓬佩奥一味将“专权”（或者“共产中国”）简单地当成敌人的操作不一样，拜登政府更倾向于将民主与专权的政治体制之争视为一种管治之争，谁最能够为人民带来良好结果，谁就能得胜。这也是为何拜登会视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种较为理性的政治制度竞争在联结盟友的层面上却有另一个弱点，即美国人民的利益与其西方盟国人民的利益未必一致。布林肯早已说明，要反驳专权国家的“谎言”，民主国家不只要为其人民带来利益，还要为各国带来利益。后者却是难题所在，而在美欧贸易的重要性逐渐及不上中欧之际，一直有“买美国货”等保护主义倾向的拜登当局至今也未有为此提出具体的解法。

布林肯强调盟友们要本着“受启蒙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去为这个对抗专权的民主集团付出。如果拜登未能为这种自利考量向盟友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所谓的力量倍增器也就无从谈起。力量倍增器的力量尚且存在，其倍增潜力亦不可轻视，然而要如何化此力为己用却是拜登当局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