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环境：保护大自然的人权（组图）

当时参与立法过程的律师科尔德罗（Patricia Madrigal Cordero）回忆，这项令人瞩目的结论不仅为全国法院树立了新的法律标准，还在1994年宪法改革期间刺激了将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纳入哥斯达黎加法律的决定。 从那以来，宪法权利一直指导着哥斯达黎加许多广受赞誉（尽管远非完美）的环境政策，并在该国的地貌和文化中产生了反响。 科尔德罗说：“如果我们不建立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哥斯达黎加就会有所不同。”

南方引领了将人权带入健康环境的道路（黄色标识为在宪法中承认有健康环境权的国家）。

享有健康环境（包括清洁和平衡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气候）的人权表明，根据联系人类福祉和自然世界的大量科学证据，自然是有尊严的人类生存的基石。人类依赖繁荣的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清洁了水和空气，产生了海产品和传粉昆虫，并吸收了温室气体。从法律上承认这种联系可以极大地加强人权。

科尔德罗指出，权利为保护自然本身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同样重要。在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危机中，一些法律学者认为，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是保护自然世界的重要法律途径，它既鼓励政府通过更强有力的环境法律，也允许法院追究违法者的责任。特别是当这些权利被写入宪法时，许多司法系统会认真对待，而且很难撤销，从而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力量，将利益与保护自然相抗衡。

但是，尽管在自然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这一问题上有明确的科学共识，但在世界各地，自然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今天，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向前推进这一人权，而欧洲和北美有些落后。

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由第一次主要环境会议产生）首次提到这项权利以来，大约110个国家从宪法上承认了它。尽管其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各不相同，但它在许多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南非）建立了强大的屏障，抵御日益加剧的环境破坏浪潮，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来即将效仿。

当然，承认权利“并不是我们能用来解决所有挑战的魔杖”，被任命为联合国人权和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环境律师大卫·博伊德（David Boyd）说。“这能催化更好的行动。”

博伊德的一些研究发现，那些在其宪法中享有健康环境权利或其他环境规定的国家，一般都倾向于制定更强有力的环境政策。根据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经济学家克里斯•杰福兹（Chris Jeffords）的研究，这些国家也更有可能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上得分更高。杰福兹说，也就是说，很难分析出因果关系——是权利本身导致了这些利益，还是环保进步的国家更有可能采用这些权利？

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该权利，而欧洲和北美的国家则较慢。

在哥斯达黎加，答案似乎两者兼有。曾在2014年至201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副部长的科尔德罗表示，尽管该国早在1994年之前就开始实施环境政策和立法项目，但自宪法权利正式引入以来，环境保护变得更加有力。除了98%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外，哥斯达黎加还保护了四分之一的土地，让它们成为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并在大片曾经退化的土地上重新造林。

科尔德罗说，多年来，该国宪法法庭审理了数百起涉及该权利的案件，经常发现违反该权利的情况。法院裁定，杀害濒危的绿海龟和砍伐高山杏树都是违宪的，而这种树是被极度濒危的大绿金刚鹦鹉所使用的。这两种做法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该国暂停石油勘探和露天开采也可以追溯到对健康环境权的诉讼，科尔德罗补充道。

法庭上的王牌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国际人权和环境法专家罗德里格斯-加拉维托（César Rodríguez-Garavito）表示，类似案件也发生在其他许多支持右派的拉美国家，如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和厄瓜多尔。

罗德里格斯-加拉维托说，在那里，这些法律也塑造了记者构建环境问题的方式（人们有权这样做，而不仅仅是政策考虑）并且赋予了社会正义运动动员公众的权力，这本身就可以威慑潜在的违反者。在法庭上，人权就像一张王牌，会对经济自由等其他考虑因素产生更有力的法律论据。在哥伦比亚等一些司法管辖区，“如果你能证明一项基本权利受到威胁，你基本上可以在法庭上快速审理案件。所以这有助于更快地做出决定，”他补充道。

一些律师认为，享有健康环境的人权使得保护亚马逊雨林等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容易。

罗德里格斯-加拉维托认为，至少，健康的环境权利有助于帮助减缓栖息地的破坏，尤其是在2000年代的大宗商品繁荣时代，金属的价格推升至空前的高度，带来了近乎无法克服的压力，以致很难在开放雨林和其他精致的生态系统中进行开采。

罗德里格斯-加拉维托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宪法保护，包括环境权利和土著居民的权利，我敢打赌，这些生态系统基本就消灭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南美洲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森林砍伐仍在继续。对环保人士来说，该地区依然是最致命的。他指出，就像对待其他人权一样，“在执行方面存在差距”。

这种差距在南非也存在，那里的权利依附在其著名的1996年进步宪法中。 但是该国仍然存在不平等，拥有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空气，许多社区的人都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非政府组织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的人权律师普文·莫得里（Pooven Moodley）表示，除非人们上法庭，否则“不会看到这一权利实现”。该组织与非洲各地社区合作，为环境正义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 他说，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社区为此权利提起诉讼，但这种情况的发生越来越频繁。 "这绝对是关键，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可以（用来）挑战其他法律或实践的东西，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

在斐济的太平洋岛屿于2013年采用了这项权利，但尚未诉诸法庭，这也许是因为人们仍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或负担不起昂贵的法律程序，特别是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协调斐济环境法协会的律师琪基·福琪卡莫拉（Kiji Vukikomoala）说。 她的组织最近看到，社区对于将此类问题提交法院的兴趣激增。 ”随着影响力在增加……这将令更多公民深入思考如何挑战这些问题，以及政府缺乏实施或执行。“

重新定义权利

罗德里格斯-加拉维托说，到目前为止，右翼势力可能在拉丁美洲以及包括印度和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南部国家产生了最大影响力，在这些国家，法院往往比政府更积极地解决环境破坏问题。

另一方面，欧洲在这方面的步伐则比较慢。艾克斯-马赛大学（Aix-Marseille University）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人权法专家劳伦斯·盖伊（Laurence Gay）说，在少数几个接受了这一概念的欧洲国家，法庭的影响力似乎较小，这可能因为它们的环境政策总体上更强硬。

例如，在斯洛文尼亚这个有着丰富的绿色植物和广泛回收项目的国家，右翼势力影响了该国的一些环境政策。但主要影响是，塑造了该国对待自然的心态。其教育体系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国的教育体系包括了大量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驻日内瓦联合国常驻代表雷普尼克（Sabina Stadler Repnik）大使说。“我认为，这项权利的教育部分更重要，从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成就，而不仅仅是走上法庭，打上好几年的官司。”

盖伊说，在一些欧洲国家，当这些权利最初被采用时，许多法官最初争论宪法中的环境权利是否仅是政治宣言。但“越来越多国家的法官倾向于拒绝这种立场，并承认（这项权利的）约束力”。

在斯洛文尼亚，采用这种权利的关键成果是，该国重新承诺了支持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挪威一桩引人注目的气候诉讼中，环保组织辩称，允许在北极开采石油是违宪的。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实际上有义务保护公民免受环境损害。然而法院裁定，钻探许可没有侵犯这一权利，部分原因是该州不应该为其出口的石油排放负责。

但法国已经更进一步。巴黎法律服务公司西雅图倡导（Seattle Avocats）的环境律师塞巴斯蒂安·马比勒（Sebastién Mabile）解释说，2017年出台的《警惕义务法》（duty of vigilance）规定，企业有责任在整个供应链中防止侵犯人权或环境的行为。

显然，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需要一些额外要素才能发挥作用，尤其是执行该权利的意愿和不受政治影响的司法制度——并非所有享有该权利的110个国家都享有这些东西。杰福兹补充说，当人权与其他宪法权利和法律相结合时，人们更容易上法庭获得有关他们权利的信息，人权是最有效的。

穆迪利补充说，环境保护必须与其他人权齐头并进。他指出，一些政府以保护的名义将土著社区驱逐出了保护区。但如果使用得当，例如在拉丁美洲，宪法权利既可以保护人权，也可以保护自然，而且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哥斯达黎加被认为是中上收入国家，主要出口电子产品、软件和生态旅游。

包括阿尔及利亚、冈比亚、智利、加拿大和苏格兰在内的更多地方正在考虑很快在其宪法或一般立法中通过健康环境权。但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正式考虑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博伊德主张在联合国层面上得到承认，这将迫使更多的国家承认并加强这一点，同时创造出让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承担责任的方法。

人们常说，人权源于错误。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诞生于二战的废墟之上。当时，该报告的作者无法预见一场全球环境危机，也无法通过大量科学研究证明自然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但这些文件无疑是为了向前发展，以适应他们所治理的人民面临的新威胁。博伊德说：“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从人权的角度来看，麻烦就大了。”“如果我们不采取必要和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和恢复这个美丽的星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