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的滴滴需要注意的几件事（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滴滴应明确企业可持续经营的战略性赢利点在哪里，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要避免因自身引发中美冲突升级。

网约车巨头滴滴赴美上市，旋即在2021年7月2日和4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先后发布了对“滴滴出行”和“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通告。7月6日，美股开盘后，滴滴市值一路暴跌，一度跌幅达到25%左右，收盘时跌幅19.58%，上市当天的涨幅尽数蒸发。

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严格审查、限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融资，中国在美投融资受挫。拜登上任后，中企在美国上市迎来一个持续的“井喷期”。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数据，截止今年5月，共有248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总市值为2.1万亿美元。根据金融数据供应商路孚特的数据，今年前六个月，共有29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筹资总额达76亿美元，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水平。滴滴显然也想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抓住上市的机会。

然而随着App下架，中国政府要求停止新用户注册，滴滴在国内的发展受到来自行政层面的安全以及合法、合规性审查。由于赴美投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企业股价低走。这在注重商业信息“公开”与“透明”的美国金融投资方看来，是滴滴涉及“商业诚信”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越发担心这些行业巨头型科技企业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具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评论称，决不能让任何一家互联网巨头成为比国家掌握还详细的中国人个人信息的超级数据库，更不能给它们对那些数据的随意使用权。相对于中国政府关注国家安全和企业行为的合法性，美国相关方更注重商业利益的损益得失。据彭博社报道，有律师事务所在纽约和洛杉矶向法院提出控诉，指控滴滴未公布公司与中国政府机构曾就遵守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商谈的信息。诉方将滴滴首席执行官程维、总裁柳青和其他几名执行董事列为答辩人，公司上市主承销商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也被列为被告。另外两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罗森（Rosen）和夏尔（Schall）律师事务所分别宣布展开调查，他们认为滴滴潜在披露了误导性信息。此外，拉巴顿•苏查洛律师事务所（Labaton Sucharow）在滴滴出行被审查后，就宣布将展开调查。目前看，诉讼一方面要看滴滴有没有充分披露风险，是否存在“恶意”；另一个关键点是股价能否稳住，如果没有暴跌，很难说带给投资者实际损失。但事实是随着事件发酵，滴滴股价跌幅已从5%，扩大到20%左右。在注重法律维权的美国投资市场，诉讼的规模或将继续扩大。

滴滴可能要面临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退市的风险。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弗里德（Jesse Fried）一度指出，“滴滴面临与其他中国公司一样的退市风险，如果其审计工作连续三年得不到检查，其股票就必须停牌”。瑞幸咖啡去年因财务造假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退市。最终，瑞幸咖啡同意支付1.8亿美元罚金以免除对其财务造假的指控，这笔款项部分将用于赔偿受害者，但难以满足全部受害者的诉求，目前部分投资人仍在对该公司发起诉讼。滴滴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诉讼局面和复杂的政经关系。

不仅SEC已经介入调查，最大的变数还有国会层面。过往实践表明，国会议员可以深刻地影响中美经济关系走向，甚至在特定时期高级国会议员可以决定某一企业在美的命运。近期，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成员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Bill Hagerty）、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一同呼吁SEC调查滴滴是否在上周的首次公开发行之前误导了美国投资者。此外，一向对华持强硬立场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对《金融时报》表示，“允许滴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发行股票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他形容滴滴是一家“无法摸透的中国公司”。他补充称，“中国展开的引发滴滴上市后股价暴跌的监管打击，进一步突显了美国投资者投资中国公司的风险。即使其股价反弹，美国投资者仍无法了解该公司的财务实力，因为中国政府禁止美国监管机构审查账簿。这会将美国退休人员的投资置于风险之中，并让美国亟需的资本流向中国”。这与卢比奥一向反对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立场一脉相承。

确实，由于美国资本往往含有如政府公职人员退休养老金或基金等，美国政治精英首先担忧这一庞大资本流向以及稳定性而非盈利性议题。如果国会持续出现重量级议员对滴滴在美上市的持续反对以及对中国政商关系的“抨击”，那可能触发新的一系列国会听证，或由此更新立法，重新对中国在美上市以及融资的企业进行再审查。在国内，中国职能部门对滴滴系列共25款运用实施审查；在国外，滴滴面临严峻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内外交困的滴滴需要关注并明确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企业可持续经营的战略性赢利点在哪里？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滴滴作为中国本土成长的跨国公司，其盈利模式在于以中国出行市场的极高占有率、相对成功的商业模式（处理优步以及利用外部资本）在纳斯达克上市进一步扩大融资。作为一种涉及国家高精度地理数据以及海量个人隐私数据的网络服务型企业，在中国国内滴滴完全可将这些战略资源作为民用和商业化并汲取市场利益。但地图尤其是适用导航的多维高精电子地图是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或产品，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家安全以及信息保密。在经营中，可能的审计底稿更涉及到中国的保密法。在这些领域中国政府显然不会让步。显而易见，滴滴盈利之根本在中国而非美国。在内外交困之际，运营“合法性”受到中美两国政府质疑和挑战，滴滴更应该分清主次，集中力量，配合中国政府，确保在中国市场的核心利益。

其二，付出一定的代价不可避免。企业进行战略规划首先要符合的可能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建构行为合法性。如果企业扩张行为丧失合法性或者合法性孱弱，那将面临来自政府监管方面的挑战，也为企业往后发展设限。从已公布的新闻看，滴滴尚未完全契合中国法律即“投机”式赴美上市。在中美处于强竞争、弱合作的现实下，滴滴这一带有中国符号与象征的企业在上市时间节点安排上多少会让人认为存在某种“政治隐喻”。目前，滴滴在国内面临监管升级，在美国面临利益攸关方的起诉。在这种背景下，滴滴不仅要面临行政执法压力和国家安全再审查，还需要面临美国司法起诉与审查以及美国政府的政治不信任，后续的“蝴蝶效应”实难预料。滴滴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或大额罚款以及投资方长期的诉讼或成为大概率事件，付出相应的代价不可避免。

其三，如何从泥潭中脱身？滴滴急于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让一部分投资者在“形势看好”之际抽身，然而事非所愿。在处理涉美事务上，滴滴的确可以好好地向字节跳动学习。字节跳动起身于中国，融资于全球，在中美两国市场安排相对独立运行，缓慢寻求上市。滴滴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中美两国政府的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分量与角色权重远高于美国政府。如果滴滴在美国只是涉及“商业诚信”问题，那在中国则涉及“国家安全”这一事关国家利益的事项。孰轻孰重？一目了然。目前看，中国政府在数据安全领域不会让步，而美国投资受损者显然不甘心白白承受损失。在上市受阻，“合法性”受到母国质疑和审查的情况下。滴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中国政府负责，或主动申请退出美国市场，待时机成熟选择在中国深圳或上海等地上市；如果继续在美国发展，则要选择在美经营实体市场，将美国公司独立运营，契合美国的法律规范，在企业行为上契合中美两国的法律与国家安全需要。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信任并依赖中国政府。目前看，应对在美事务最好的方向是选择退市，收缩力量，避免出现战略透支，并对利益受损方进行补偿。

其四，避免引发中美冲突升级。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在推动高关税打击中国贸易优势的同时还重点限制打击了一批在美上市或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跨国公司。这引起了中美关系较长期的冲突。随着中美经济出现所谓“脱钩”的信号与事实，中美冲突有向跨国公司及产业链竞争转向的趋势。目前，中国在美海量的存量投资以及在美上市企业成为中美经贸互动的关键。在涉及数据业务、军民两用技术以及上市合规性等议题的跨国公司都有可能成为美国职能部门的审查对象。滴滴赴美投资以及中国国内加强对外资参股企业实施反垄断，进行合法性、国家安全性审查等，这使中美业已存在相对紧密的金融联系出现某种松动的信号。对此，滴滴更应该从中美大局出发，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发挥企业自主性，向好而行，避免推动中美冲突升级。

中美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交往中，两大国政治精英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博弈到今日彼此熟练地使用“规范”这一杠杆的明显转变。而“规范”最集中地表现在国内立法。目前，中美两国政府和立法机构都把立法以及相应的执法当作保卫国家利益，增强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中美业已进入深度的战略竞争阶段。滴滴事件表明经济相互依赖依然是中美两国互动的要素，中美博弈更加考验一国的法治水平以及政府治理“国际—国内”互动的能力。中美都希望通过立法以及依法处理跨国事务进而增加本国行为的“合法性”，使本国在应对“对手”而进行国内政治和经济动员上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