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返校途中“人间蒸发”：公交监控缺失，曾到市区开房1天1夜（组图）

7月20日，袁勇从四川省眉山市小北街的7天酒店出发，开车沿着3路公交车的行驶路线，一直行驶到东坡大道与眉州大道交叉口的转盘处。

该转盘处是儿子袁常皓失联前手机信号的消失之地。2020年10月4日下午，儿子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从就读的四川工商学院到眉州市区，并在当晚住进了7天酒店；5日晚8时许，儿子在7天酒店门口坐上了返校的3路公交车，但在半途中失联至今。

当时，警方通过技术侦察发现，袁常皓的手机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就是在东坡大道与眉州大道交叉口的转盘处。警方随后调查了公交车的监控，发现“影像资料缺失”；而转盘处附近的监控，则因网络升级而没有拍到袁常皓的踪影。

八九个月过去了，儿子袁常皓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是生是死，无从判断。苦苦寻找的袁勇整天神思恍惚，茶不思饭不想。煎熬中，他总期待奇迹出现。恍恍惚惚中，他从成都开了100多公里的车，来到眉州市这段儿子最后活动的路段，试图体验或捕捉到儿子失联前的一些景象，但没有任何收获。

其实，他也知道不会有什么收获。他只是在煎熬中希望有个结果。正如儿子在失联这八九个月期间他所能做的，就是三天两头的给学校领导发邮件、发微信和打电话，让学校督促警方能给出答案。

截至8月12日，袁常皓已经失联311天。当天，眉州市警方回复记者称，他们一直都在寻找袁常皓，已经把所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但的确一直都没有寻找到他。因袁常皓是成年人，且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离校出走，因而构不成立案标准，警方并未立案。

以为儿子出去贪玩去了，耍一下就会回学校的

2020年10月6日上午10时，袁勇从四川泸州市老家返回成都时，接到了儿子袁常皓生活老师李老师的电话，让他赶紧到学校去。

“他本来准备在老家再住两天的，但我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告诉他小孩子不知道去了哪里。”袁勇的妻子刘学说。

儿子联系不上的消息，刘学是最先知道的。10月5日下午，儿子的生活老师李老师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小孩子”有没有回家，她说没回家。李老师告诉她，她家“小孩子”昨天晚上没有返校。

刘学便赶紧跟儿子联系，但儿子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她赶紧又给儿子发了个红包，想着他如果能接收红包，那肯定没啥事。之前的10月1日那天，她还给儿子发了个200元的红包，儿子都接收了。但这次，儿子却没有接收。

一直在忙碌的刘学并没有意识到，打不通儿子的电话，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她只是以为，儿子出去贪玩去了，到外面耍一下就会回到学校，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她没有立即赶到眉州，而是给远在老家的丈夫袁勇打了个电话，让他第二天到学校看看。

袁勇回老家参加刘学堂妹的婚礼，原本打算住到10月8日再返回成都，但出了儿子失联这件事，便在6日上午11时30分赶到了四川工商学院，在这里与老师交流了一个多小时，便开车返回了成都。

为何不留下来找儿子？他解释说，车上有小孩子和老母亲，需要安顿一下；他妻子刘学则替他解释说，还是以为儿子出去耍了，不会出啥事儿。

隔了几天，她们接到通知，让到儿子学校所在的眉州市东坡区富牛镇派出所去做笔录和采血，以便将来做DNA对比。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事实上，刘学发给儿子的红包，过了好几天都没有接收；警方发现他儿子最喜欢玩的《王者荣耀》游戏，也都一次没有登录过。

这在儿子的生活里是极其罕见的。

出现这种情况，夫妻俩推测，儿子肯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或者碰到什么意外了。

儿子为什么要到市区开房住了一天一夜？

10月6日晚上，学校领导和儿子的生活老师李老师等人曾来到成都，与袁勇一家进行沟通。在沟通中，袁勇获悉儿子出校门时写了请假条，也在门卫处进行了登记。学校6日报案后，警方便根据请假条、登记簿和学校门口的监控，查到袁常皓是在4日下午15时30分出的校门，并在校门口坐上了开往市区的公交。

但在当天晚上，袁常皓并没有如期返回校园。按照学校的放假安排，“国庆”、“中秋”双节8天假期，因疫情压缩到4天。而4日下午，正是学生返回校园的时间，袁常皓却离开校园且没有返回。同寝室同学发现后便报告了生活老师李老师，李老师与袁常皓联系未果，便上报给学校，也跟家长进行了联系。这些情节，记者从李老师处得到了证实。

随后，警方根据袁常皓的订餐信息，联系上了当时给其送餐的外卖小哥。又从外卖小哥处获悉了他所住的酒店。根据该酒店的登记信息和监控录像，警方发现他4日晚19时左右住进了该酒店，次日又续了一天的房。期间的吃饭，都是叫的外卖。

住到5日晚上20时左右，袁常皓退房走出酒店，并在酒店门口的站台上坐上了返校的3路公交车。

获悉这些情况，袁勇想不通儿子为何要到市区开房住了一天一夜，也想不通他为何手机关机不接大家的电话。

一切都像谜团，笼罩在他的心头。

失联前家人跟其联系，说话语气和平时一样

儿子的反常表现，让袁勇百思不得其解。他仔细回忆儿子失联之前一个多月自己所知的点点滴滴，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2020年8月30日，是儿子二年级开学的日子，他开车将儿子送到了学校门口。这次开学，他给了儿子1200元的生活费（每个月都这么多），妻子给儿子发了200元的红包，爷爷又给了他几百元零花钱。在生活上，他们每月至少让他保持中等的生活水平，不会让他因生活费出现啥问题。

之后，他每隔两三天，就会和儿子在微信上聊两句，问问他吃饭没有，近况如何。儿子都会简单回复一下，有时只回复几个字。他一贯都是这样。

直到9月22日那天，儿子突然主动联系他，说学校通知，国庆放假如果出校门，必须得家长签字同意才行。他想着因为疫情，儿子在校园封闭了一个月，刚好放假出来玩玩，趁机也可以理理发，便按要求找了张纸，写下同意袁常皓假期外出的字样，签过名后拍照发给了儿子。

最后一次跟儿子联系，是在9月30日。想着儿子放假需要花钱，便提前把下个月的1200元生活费转给了他，又给他发了个200元的红包当零花钱。

发完红包，他还给儿子打了个电话，问他小姨结婚回不回去，回去的话第二天早晨可以去接他。但儿子直接拒绝了，他说坐车晕车，此外跟老家的人都不熟悉，不如在学校自在，在学校他可以和同学一起打打游戏。

袁勇并没有勉强他，自己带着小儿子和母亲回了老家。10月3日，母亲在老家还给儿子打了电话聊了一会儿，还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那是家人最后一次跟他联系。

袁勇事后回忆，这段时间他跟儿子联系时，儿子说话的语气和态度都和平时一样，并没有什么异常，都是那种略带一点敷衍的样子，多说几句就不耐烦了，可能耽误了他打游戏。

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儿子为何突然去开了宾馆？为何突然失联了呢？袁勇一直想不明白，儿子究竟遭遇了什么。

“最乖”的学生怎么突然就“人间蒸发”了

袁勇说，儿子性格腼腆，一向很乖，尤其是在他们面前，多数时间都是沉默寡言，但跟他的同学在一起时，却会打打闹闹。儿子失联后，他曾经想过是不是他们做父母的问题，也就此向不少家长进行了询问，但大家都说，孩子们都是这样。

也许是常年在外打工的原因，造成了儿子与父母之间的聚少离多，交流也不多。袁勇说，儿子跟爷爷奶奶的关系很好，因为在上小学之前，他们夫妻俩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孩子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读小学后，他们才把他接到了中山那边；后来读到五年级时，考虑到升学问题，又把他转回泸州老家上了一年多，随后又让他转到成都市新都区哥哥教书的学校，读初中和高中。这期间，基本上都是哥哥和父母来照顾他。

直到儿子读高二时，他们家在成都新都区购买的新房交房，夫妻俩才回到成都工作和生活，和儿子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一年多后，儿子考上了四川工商学院外语学院日语专业，虽然该校是一个民办三本学校，但在开学前去考察时，儿子对学校的环境等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大学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儿子从来不向父母讲，袁勇他们也并不清楚。这次失联以后，他才想起问问孩子在学校的状况。老师说，他儿子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学习也中规中矩，只是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有一科挂科了，但后来补考又考过了。

儿子的听话袁勇最清楚，当初从中山市转学回老家时，中山那边的班主任就曾经跟他说：“你要问我我们班谁学习最好，我可能答不上来；但如果你要问我我们班谁最乖，我回答肯定是你儿子了！”

这个“最乖”的学生，上大学时一直延续着他的“乖”，没有谈女朋友，只喜欢安静地打他的《王者荣耀》。就连失联前假期的那几天，袁勇从学校了解到，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要么在寝室里打打游戏，要么天天到图书馆去看书。

10月4日上午，儿子本来跟一个要好的同学约好去市区理发，但他睡了懒觉，让同学先去了。等后来起床后，他又去了图书馆，看了阵书才去市区的。

图书馆的监控显示，他离开图书馆时，手里提了一个手提袋子，袋子里装了一件衣服，还有一个充电器。而他并没有带书包，而是把书包放在了图书馆里。

袁常皓的生活老师李老师也向记者证实，袁常皓人比较文静一点，其失联后，他们也向其同学和老师做了调查，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儿子失联后，妈妈刘学也去了儿子的寝室，看到了他放在图书馆里的书包，另一个不用的手机还在里面。在寝室和书包里，并没有发现儿子写下遗书等异常的东西。之前，警方也去查找过。

没有任何异常，儿子怎么就突然“人间蒸发”了，刘学也想不通。

公交车上的“影像资料缺失”

袁勇把寻找儿子踪迹的希望寄托在了公交车的监控之上。袁勇相信，儿子不张扬的性格，注定他不存在在公交车上招惹别人的情况，但别人有没有动机搞他，只有查看公交车上的监控，才能说得清楚。

在儿子失联大约10天之后，警方依法调取了其所乘坐的3路公交车的监控录像，但结论是“影像资料缺失”。

对于这个结论，袁勇满是疑惑：公交车上的“影像资料”是寻找儿子最关键的东西，但怎么会“缺失”了呢？是被覆盖了，还是设备出了问题？他一再追问，但得到的回答是，缺失就是缺失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调不到“影像资料”，警方又找到了该车的司机和当时的乘客，他们均称当晚在车上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无法从公交车上获得“影像资料”，警方又通过技术手段，追踪袁常皓的手机信号轨迹，发现其消失在东坡大道与眉州大道交叉口的转盘处。从这里，沿着眉山大道向东再走上6公里，本来可以到儿子就读的学校，但手机信号为何在此处消失了呢？是没电了还是出现意外被强制关机了？

袁勇推测，儿子从酒店出来，不可能存在手机没电的情况；即便存在手机没电的可能，但从酒店到转盘处，坐公交不到20分钟，也不至于只坚持这么短的时间。因而出现意外被强制关机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如果在这里出现意外，附近的监控应该能捕捉到。因该转盘处紧挨着眉山市政府，处于繁华地带，其交会的眉州大道和东坡大道上，还分布着不少政府单位，且这些单位门前都安装有监控。但袁勇说，警方调查后说，这些监控因为网络升级，都没有拍摄到儿子的踪影。

袁常皓手机信号消失的地方

袁勇认为，没有监控拍到，没有目击证人看到，儿子就像凭空“人间蒸发”了一样，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有点太诡异了。

袁勇相信，儿子自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失联前没有异常情况，他还坐上了返校的公交车，要自杀他就不会返校了。

但警方要排除一切可能，他说，警方组织人力派人到岷江下游五六公里的河道里进行搜寻，随后还发出了协查通告，但都没有任何结果。

袁勇说，警方还做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儿子的同寝室同学，以及他在成都的初中、高中同学和老师，但都没有多少收获。

警方还调查了儿子的微信、微博、QQ和手机通话记录等。在儿子的微信账户里，袁勇转过去的1300元钱生活费，花得只剩下了几元钱。

查看其消费记录，发现有点餐、游戏充值、买小东西、住宿等费用，这些费用总额大致与其所转去的生活费数目差不多。

警方还还对儿子近两个月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在9月13日左右，有两个来自乐山市的陌生号码，各自向儿子拨打过两次。儿子每个电话只接听了一次，接听时间都在10秒多一点。警方向这两个电话的机主调查时发现，他们是一对夫妻，但他们称打错了电话。

袁勇称，儿子失联报案后因并不符合立案条件并未立案，但因其是学生，还是并到其他案件中予以调查。

今年7月3日，袁勇在眉州市东坡区富牛镇派出所看到了警方关于儿子失联事件的侦办记录，警方相关调查都记载得很详细。民警对他说，现在没有任何线索，只能等有线索了再说。

事实上，民警一直在寻找着相关线索。早在2020年11月份，民警监控到有人正在用袁常皓的QQ玩游戏。20分钟后，民警在成都的一家网吧里找到了QQ号的使用者，发现他是袁常皓的高中同学。该同学解释说，上学期间，他和袁常皓经常互用QQ号码玩游戏。

刘学对这个结果有点失望。她推测，儿子肯定是遇到什么危险或意外了，但即便是碰到了危险或意外，总要能见到他本人吧，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境况，太让人煎熬。

“到现在我们都不敢告诉他爷爷，他爷爷今年80岁了，心眼小，怕他被气倒；也不敢告诉他外公，66岁的外公有糖尿病……”刘学说。

警方：已经把所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

自儿子失联后，袁勇整天都“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竟然想不起儿子失联前所住的酒店的名字，以及酒店所在的街道。但他再迷糊，也不会忘记每周至少跟学校领导联系两三次，有时甚至是一天一次，希望学校以单位对单位的形式，督促警方尽快找到儿子。同时，他也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努力寻找儿子的踪影。仅今年7月份，他就往眉山市跑了三趟，其中一趟还在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富牛镇派出所查看了相关侦办记录。

袁勇说，每次给学校领导发邮件或微信等，他们都会认真回复，并派人去派出所去询问案件进展，然后给他拍一个视频予以回复。在其提供的学校相关回复中，可以看到学校的积极态度。在今年3月8日的一份回复中，四川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还特意称，袁常皓失联事发之初，他们便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上报给省教育厅安全稳定与信访处。

四川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给袁勇的回复

关于袁常皓失联事件，8月12日，四川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谢院长说，事发后，她们跟警方、家属都做了很多的沟通，学校的处理情况也都有详细的记载，学校并不是不作为，也没有跟家长失去联系。至于详细的情况，她觉得还是让学校官方接受采访比较好一点，她个人不太适合发表言论。

该学院徐书记称，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已经报警了，警方已按照人员走失来处理，学校也组织人员进行了搜寻，但主要依靠警方的力量来处理，事件的具体进展可以找警方来了解。

关于袁常皓失联的具体情况，眉州市东坡区富牛镇派出所胡警官称，他对此无法做出回答，应该由梅州市公安局宣传处统一进行回答。

梅州市公安局宣传处一工作人员向富牛镇派出所了解相关情况后向记者回复称，富牛镇派出所一直都在寻找袁常皓，他们已经把所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但的确一直都没有寻找到他。袁常皓是一个成年人，他的行为应该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离校出走，而不是被胁迫着离开或者怎么样，就此警方已经跟袁常皓的家人进行过多次的沟通，他的家人也清楚这种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说，正是因为袁常皓是成年人，具有自我判断的自主意识，所以他的案件构不成立案标准，因而没有立案；如果他是未成年人，那绝对要立案了。至于其是否存在已经遇害的情况，该工作人员说，他独自离开学校，没法判断他当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