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惠宁喊话香港：“慢进也是退” 香港该往何处去？（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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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骆惠宁提了三点：认清国家规划要求，全面把握香港的发展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断提升香港的竞争优势；善用国家政策支持，努力开创香港发展新未来。从“认清”到“融入”再到“善用”，从认识论到方法论，言简意赅，表明了中央对香港的要求和期待。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对今天的香港来说，尤其迫切地需要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善用国家政策支持，香港才能重整旗鼓再出发。

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便是最好的例子。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验场，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到今天，已经由最初毗邻香港的一个两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超过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为中国“一线城市”，经济规模超越香港，仅次于北京、上海。

2020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2.76万亿元人民币，居亚洲城市前五位，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元，其中出口额实现内地城市“二十八连冠”；人均、地均地区生产总值居内地城市前列。反观香港，整个2020年，香港完成的名义GDP为2.71万亿港元，按平均汇率换算为2.41万亿元人民币，不仅低于深圳市，也低于大湾区三大核心城市的另一城市广州市。

深圳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深圳读懂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抓住了改革开放赋予的历史机遇，其中的关键更在于自身的主动——利用好自身的条件，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凭借区位优势和特区政策优势，率先参与国际循环。深圳依托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以及经济特区的政策、税收等方面优势，积极承接香港的加工装配订单，吸引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到深圳落户。1979年底，兴办了200多个“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同时，承接台湾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大批台企纷纷在深圳设厂开展加工贸易。这一时期为深圳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加大对高新技术的引进，深圳开始从“深圳加工”向“深圳制造”迈进。至2000年末，深圳已有161家先进技术型企业。这一阶段，“深圳制造”享誉全球，1993至2000年，深圳连续8年进出口总额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电讯器材、家电、玩具、箱包、鞋帽等远销海外。

进入21世纪，深圳借助加入WTO的契机，加大力度引进头部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加强对本土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深圳制造”逐步进化为“深圳创造”。2001年，《福布斯》杂志列出的世界500强公司中，有70多家落户深圳，其中IBM、日立、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三洋、理光、西屋电气、东芝等15家在深圳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深圳通过倾斜性产业政策、新办高新技术园区、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等措施，加强对本土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这一阶段深圳以创新科技作为经济增长龙头，孕育出华为、中兴、大疆等本土高科技企业，不仅蜕变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同时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无论速度与幅度，都创造了世界奇迹。2020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成为引领深圳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可以看到，深圳的每一步发展，都踏中了国家发展大局的鼓点。

深圳的发展奇迹和崛起，对一度陷入政治意识形态陷阱，社会撕裂，发展乏力香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为香港未来计，为百万民生计，香港从政府到民间，都需要正视现实，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主动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充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香港应该自信，因为迄今为止，“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仍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优势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价值。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独立关税区和经济体，它的国际化与开放程度，能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政治与经济交往、法治与城市治理等提供独特支持。而且这个城市拥有比深圳更稳固的基础建设、发展及管理经验，香港市民亦具备各种推动现代发展的专业素质。

“香港之所以拥有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经济地位，根本在于拥有连接内地的区位优势和自身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骆惠宁说。直至今天，这依然是香港的独特优势和经济发展依托。如果，香港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读懂国家发展方向，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港深两地，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无疑也可优势互补，香港自然能够实现自我的同步发展，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事实上，“十四五”规划有关香港的内容，被认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也给香港释放了很多有利发展信号：一是明确继续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巩固自身传统优势产业；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进一步完善香港产业结构，培育新竞争优势；三是支持香港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香港所长对接国家所需，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重要节点的独特优势。

国家政策是“风向”，扬帆起航，如何迎“风”扬帆，香港需要捕捉到风向。比如，“十四五”规划中“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这一句中的“提升”是什么意思？香港如何做到“提升”？显然需要香港更积极、主动地去谋划、去实施。“政策不能等喂到嘴边，自己应该了解自己发展需要怎么样”，这方面香港显然需要加强。因为说到底，国家只是引路人，真正走路的还是700多万港人。香港究竟能否抓住历史发展机遇，能否不再重蹈重大利好政策前“跳车”的覆辙，读懂骆惠宁的谆谆告诫，认清国家规划要求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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