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安徽高中女生“误入”娱乐圈，5年了，连个房租都交不起（组图）

三个安徽高中女生误入娱乐圈，取名3unshine（三个不闪光的女孩）。之后六年，她们没红，没钱，没梦想，像藤蔓扒在北京的边缘，却成了一群普通人的慰藉。

以下是她们的故事，是受她们的“不美不强”感召的16个粉丝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1963年秋天，美国的广播电台没完没了地放一首叫做《Be My Baby》的歌，一个尖刻的、带点儿黑人口音的、没多少训练痕迹的女声不停重复“Be my baby（做我的宝贝）”，向初识的男人袒露爱慕之情。这是流行音乐史的空前时刻——表达欲望过去被视为男人的特权。布鲁克林福克斯剧院的观众们有幸目睹演唱者The Ronettes的真容：三个黑人女孩睫毛乱飞，眼线暗黑，顶着三公分高的头发。在那个种族隔离仍未远去的时代，黑人女孩被要求是端庄而温顺的，The Ronettes的出现像是一场摇滚叛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The Ronettes主唱说：“观众鼓掌越大，下次我们涂的睫毛膏就越多。”

2018年，北京，在某时尚杂志的拍摄现场，中国女子组合3unshine复制了The Ronettes的造型。女孩们千禧年出生，五官可谓平常，妆容却让她们变成了另一个人：头发还要更高一些，睫毛还要更飞一些。她们并不清楚致敬的是谁，但不影响粉丝视她们的诞生为一场近乎于The Ronettes的“山崩地裂”。她们作品不多，其中一首叫《我要做你女朋友》，因外形之土和唱功之差在互联网招引嘲笑。但一个粉丝对我说，在他心中《我要做你女朋友》和《Be My Baby》的地位等同。

也许有的读者能想起2016年大年初四那五个因为丑冲上热搜的安徽亳州高中女生，是的，就是她们。只不过，她们从五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从sunshine改名为3unshine（经历了一场经纪纠纷），她们来到了北京，她们留在了北京；是的，她们真的进入了娱乐圈，并真的收获了一批粉丝，愿意跑到全国各地看巡演，花380元购买一张实体唱片；她们甚至正在成为一种亚文化的符号。3unshine在选秀节目《创造101》的第二期即遭淘汰，但当101女孩们唱“你越喜爱我越可爱”的时候，3unshine出了首《创造3unshine》，歌词是：“你不喜欢我也可爱”。

这场亚文化狂欢的巅峰出现在2019年7月，3unshine成员Cindy登上《乐队的夏天》，和新裤子乐队合作舞台《艾瑞巴迪》。Cindy脸盘子大，曾经是因为“最丑”被骂得最惨的那个。她扎高马尾，画了紫色的亮片眼影，叉腰、扭动，唱：“我来自一座小城的边缘，我没有一双漂亮的舞鞋”。表演结束后，新裤子主唱彭磊说，歌词是专为Cindy写的，Cindy让他想到了Cinderella（灰姑娘）的故事，舞会开始了，没有漂亮舞鞋的女孩却被挡在门外，只能和幻想中的王子起舞。

这其实是个啼笑皆非的误会：Cindy给自己取的名字是Candy（糖果），去影楼拍出道写真，摄影师错写成了Cindy，将错就错用到了现在。

此刻，2021年8月，通州的一家火锅店，中国版The Ronettes中两位成员正坐在我的对面。Abby，队长，很少笑，总瘪着嘴，讲起对人生的困惑来滔滔不竭，一副小大人模样；Dora，笑眼弯弯，是公认的组合门面，爱聊她的猫和她的“母胎单身”，请我（和她遇到的每个人）为她找男朋友。聊到兴头上，Dora举起筷子挥舞，Abby用亳州话小声提醒这样不礼貌。

Dora走神了，眼神飘忽到远方，Abby拍了拍她。“我马上要交房租，我在犯愁”，Dora语气苦涩。见面前，妈妈给Dora弹了个视频，说家里还要还房贷，你没有工作，在北京吃什么喝什么？回家吧。“五年了，连一个房租都交不起”，她自嘲地说。她没有存款，房租4000多元一个月，都是家里帮她交的。

气氛一时有些凝重。这时火锅冒起热气，现实的忧愁搁置到一边，我们争先恐后地夹起毛肚和鸭肠。

“我真的去打过工。”Abby有一次对我说。最近信用卡快还不上了，她不想问家里要钱，就去通州的咖啡店做兼职店员。她向我演示“倒奶-搅拌-装盖”的动作，爆单时“不停地做，不停地做”。时薪19元，她挣到了去广州录歌的800多块机票钱。

我曾在时尚杂志工作，采访过一些艺人，他们都乐于呈现自己的“接地气”，但我不会和他们认真地讨论钱，讨论找不到对象，讨论如何在北京活下去。3unshine太不像明星了，就像是……我在采访我的小学同学。

Abby说她原来头发很“炸”，现在越薅越少。她薅着幸存的头发，用一种千帆过尽的语气说：“当你真正的手里没有钱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梦想真的不值钱。你要向现实低头，你需要沾满铜臭气，因为只有钱你才能活下去，你才能和别人讲梦想，要不然你没有资格。”

最后她说：“成年的世界很难。”

活人演假人 厌食症 如果我只想天天打游戏呢

Abby问我，你们公司给你交社保吗？

没人给她们交过社保。听到我和Abby在聊社保，Dora低下头，埋进手机里。Abby凑过头看，搜索框里是“社保”。

“我才知道公司要给艺人交社保。”Dora说。

“我说真的吧？”Abby说。

这五年里，女孩们和经纪人都没签合同，也没有保底工资，接了商务就给点钱。Abby和Dora说，参加完《创造101》的2018年全年，她们每人到手一万八。她们一直在问家里要钱。

我问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我们也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权利说。”Dora说。

在上一家经纪公司时，她们还是五个人，被要求走鬼畜路线。Abby和Cindy出演了一个叫做《金坷垃传奇》的短剧，两人戴着黄花头饰，手挽手踢着腿出场，向日本太君推销“金坷垃化肥”。和前公司的纠纷过后，组合中另外两个女孩回到了学校，和剩下三个断了联系。据说她们考上了大专。

新的经纪人是个穿搭精致、出过《Pink Boy》唱片的歌手，他将自己对舞台的想象和渴望倾注到这三个女孩身上。组合从sunshine更名为3unshine，3-un-shine，三个不闪光的女孩。

经纪人要求女孩们变得“婊里婊气”。Cindy很快学会了，Abby却怎么也“婊”不起来。很多舞蹈动作是将皇冠戴上头顶，寓意“姐就是女王”。她不想当女王。还有点要命的是，她总挂着一张臭脸，但“这个社会不允许艺人是丧的”。经纪人修正了一下对三人的定位：Cindy是美国艺人Nicki Minaj（麻辣鸡），Dora是虚拟偶像洛天依，Abby是创作歌手陈绮贞。

“（陈绮贞）很好，但有些歌我听不懂，”Abby坦率地向我承认，“我演得很累。”

Abby上的第一个单独热搜，是“Abby 抑郁症”。那天是她的18岁生日。她暴饮暴食，要靠米饭、面包、馒头把自己填满。一次和经纪人的争吵过后，她给妈妈打电话，说人生太累了。听到窗外火车过境的声音，她像是产生了幻觉，差一点从窗户跳下去。她说她每年都会写一封遗书。

“洛天依是虚拟的，是二次元的一个形象，”Dora一直和我强调洛天依的“虚拟”，我听了很久才明白她的意思：让一个活人去演一个假人，这太讽刺了。

Dora说到自己的歌词在组合中总是最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有段时间她患上了厌食症，吃不下去饭就硬吃，走路都会吐。一回到老家，她奇迹般地好了，吃什么都是香的。

我问Dora上《创造101》的感受，她模仿起当时的样子，把帽子压得低低的，眼睛四处乱瞟，“这么多女生，怎么聊天，怎么打招呼？”她掰着指头算，按当时的人气，她们至少能留两轮，那就能在节目组待一个月，免费学跳舞、学唱歌。一天后，她们被淘汰了。

在我的想象里，3unshine混迹了娱乐圈近六年，发了两张专辑，走过红毯也上过卫视，多少能感受到一些站在舞台中央的、星光熠熠的时刻。但Abby说，也许顶流有顶流的待遇，她们参加活动就等着下班，吃火锅、卸妆、睡觉。那套致敬传奇女子组合的造型是阿玛尼的——她们本人却不知道。Abby回到家，弟弟说她们的造型像妖怪。

在亳州的一家米线店，我和Dora各点了一大盘7块的炒米线。风卷残云般地吃完，我们聊起她们出席过的VogueMe派对。她记得她戴了个巨丑的白色假发，还有个她喜欢的明星站在她旁边，她没认出来，“但我这人比较花痴，我喜欢的时间不长”。别的也没什么意思了。

Abby想起来，以前和妈妈一起看国产剧，很多外国景和外国人。妈妈说，这一定是在英国拍的。来北京后，她去了天津的意大利风情街，发现和剧里长得一样。“我们呈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你不想呈现的，永远看不到”，她想娱乐圈就是这样的吧。

经纪人指责她们不努力，Abby说，她已经对“努力”过敏了。她看到有句话说，每个女孩都想活成欧阳娜娜。问题是：如果我只想谈个恋爱，或者，只想天天打游戏呢？

穿绿格子西装的男孩 不美不强并受到伤害的人 让我知道普通人是可以做的

一个朋友邀请我去看3unshine见面会，花30块充两个月QQ音乐绿钻就能去。我问：“还有其他人去吗？”“其他人倒贴钱也不去。”

我们来到一家类似Live House的小场馆，等候入场。门口，黄、粉、蓝的气球拼出了三个女孩的名字，透着股粗糙的真诚。场馆能容纳100人，实际来了60人左右，主要都是男生。其中一些化了精细的眼妆，用高音调交谈。我们前面排着一个穿绿色格子西装的高挑男孩，他目不斜视，随着队伍的前进，马丁靴哒哒作响。

他在互动环节不出意外被选中了。Dora给他涂上紫色的唇彩，戴上白色假发（是的，就是她嫌弃“巨丑”的那顶）。他戴上墨镜，双手交叉举至头顶，呻吟般说道：“我要升天了。”

坐在第二排，我能看清旋转椅上Dora身体的微微晃动。我想她们也能看清底下每一个粉丝的脸。这感觉很新鲜：我看过火箭少女101的演唱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我坐在被灯牌簇拥的山顶，只能通过转播屏观看表演。

见面会以粉丝们大喊新歌歌词结束：“好肉我可以，潇洒做自己！”

这是2019年4月，朋友和我说，3unshine正成为她身边gay朋友疯狂追逐的icon。如同麦当娜和Lady Gaga，她们自信、勇敢、强大，敢于冲破传统，也暗合了性少数群体的渴望：越是被噤声，就越要被所有人看到。一度，我对3unshine粉丝的印象就是这样：他们是一群“潇洒做自己”的gay，3unshine是他们迷恋的气场强大的欧美diva的中国代餐。

“很霸气的diva，我们不信这一套了。”坐在咖啡馆里，Bobby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共情，是身处我们之中的陪伴——也就是需要3unshine。”Bobby是那个将3unshine类比为传奇女子组合的粉丝。他戴圆框眼镜，蓄胡子，理近乎平头的短发。落座前我都不敢和他打招呼——他实在不像我印象中“潇洒做自己”的3unshine粉丝。

Bobby说，不是所有gay都是自信强大的。他回忆和3unshine的相识，嗓音低沉平缓：他和三个女孩同龄，高三时，他听到了3unshine的《我要做你女朋友》。MV里，女孩们穿上并不合身的水手服，在一片类似郊野公园的树丛中追逐（还装点了一些蓝色球状物特效），唱“青春的时代很梦幻，爱的时刻要勇敢”。他想如果换作甜美的女偶像来唱，那就是美好的少女情愫，3unshine唱的，是“高中班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女生，在向你展示内心壮丽的世界”。他是被这种黯淡的质感吸引的。这样的话从他温吞的嘴里说出，显得格外庄重。

那时3unshine只出了四首歌，他没有手机，就把这四首歌拖到MP3的一个文件夹里，在高考两天的午睡时间循环播放。他听说了一些3unshine的经历：女孩们受前经纪公司操纵，Abby为了和后来的经纪人搭上线，将手机屏保偷偷设成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18岁的她们在和一个庞然大物搏斗——对18岁的他来说，这是“传说级别的故事”。

我理解这个故事的诱人之处，同时又想到我采访过的其他偶像粉丝，她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偶像是经历苦难的“美强惨”。

“为什么惨的时候，一定要又美又强呢？”Bobby有些急切地打断了我，“3unshine在人们心中是不美的、不强的，她们是真正的受到伤害的人，她们是真正在去努力抗争的人。”

3unshine粉丝的公敌是杨超越。两者都是草根出身，都没多少唱跳实力，但在3unshine一轮游的《创造101》上，杨超越最终第三出道。他们毫不怀疑杨超越哭着喊出“全村的希望”是真诚的，也正是这种真诚令他们难以忍受：杨超越的“希望”在于，她拥有3unshine没有的美貌。美貌是天分。

“但是3unshine不一样，如果她们没有发那条微博（宣布出道），她们就是普通人，就跟我们一样，现在在工作，在加班，可能在洗盘子，可能在工厂里缝手套，可能Cindy现在在考公务员。我之前觉得，普通人是没办法做明星或者艺人的，她们让我知道，原来普通人是可以做的。就算很多粉丝都知道她们是被打造出来的3unshine，她们是有人设的，她们私底下跟我们看到的样子不一样，但是那又怎么样，对不对？”一个粉丝在电话里长长地独白。

3unshine在舞台上化浓妆、凹造型，但粉丝们更乐于穿透那些装扮，在访谈和节目的碎片中捕捉女孩们和人设冲撞的、并不光彩的部分：她们的桌上放了一本言情小说，叫《粉色时光萌动我爱》；女孩们和他们一样漂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是欢乐谷；因为Dora最小，Abby和Cindy把唯一的一张床让给Dora睡；Abby发丝凌乱，在镜头面前说“被撕裂的梦想也是梦想”；Dora邀请一位男偶像一起打王者荣耀，对方的账号却很快下线了——他们怀疑女孩们在北京没有朋友，“结了婚会邀请你”的那种朋友，娱乐圈看上去很功利、很现实。

一个粉丝提到别的艺人时称“他们明星”，那3unshine呢？她想了想说，3unshine不算明星，是“在往偶像路上前进的团体”。

粉丝们大多和3unshine年龄相仿，正上大学，或者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也和3unshine一样，从小地方来到北京。他们，是刚刚失业的教培机构英语老师，是朋友圈不向同事可见的国企员工，是在清华躺平、保研到北理工的“小透明”男孩，是有过明星梦但被父母扼杀的大一新生，是从没追过星却给3unshine组织了十几场应援（也几乎是3unshine的全部活动）的前“饭头”，是和北京“死磕”八年后离开的小城青年。他们原本并不相识，对3unshine的爱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不少粉丝都是“初恋”追星，饭圈的玩法——控评、做数据、和对家互撕——他们既不熟悉也兴趣寥寥。采访他们和采访别的粉丝很不一样，我采访过一位顶流的后援会会长，她需要预先审核采访提纲，只同意文字回复，并要求稿件的最终修改权——也许比顶流本人还懂得如何做好形象输出。当我采访一个3unshine粉丝时，紧接着，他会给我介绍第2个、第3个，最后是第16个。

Dora是组合中人气最低的那个，但每个接受采访的粉丝，都对Dora有一种近乎于保护的怜爱。见面会上，五音不全的Dora要开口唱歌了，我旁边一位长相敦厚的男粉丝一遍遍喊：“Dora加油！”Dora紧张得不停眨眼，同是五音不全的我也能听出来，她还是跑调了。但粉丝们似乎毫不在意，他们沉浸在全场的大合唱中。旁边那位粉丝转过头，用一种笃定的语气对我们说，Dora会越唱越好。

两年半后，我在合肥见到了这个粉丝。绿西装男孩太亮眼了，以至于回想起那次见面会，我很难记起他。我们聊起绿西装男孩，他说他打心眼里羡慕这个男孩的自信，但是，“如果他出现在我公司，我会假装不认识他”。

一个粉丝说，这就像一群“不太好”的人聚在一起，期待3unshine能代表他们变得更好，“大家在为一个事情欢呼”。演唱会开始了，大家齐唱Dora的歌词：“哎呀哎呀，我五音不全啦”。有人唱低了，有人唱高了，但都没关系，Bobby说，“只有3unshine能够完成这种场面”。

蹲坑上方水滴按时滴落 萨莉亚 边缘也是保护色

接触的16个3unshine粉丝里，Bobby勾起了我最大的兴趣。第一次见面后，我偶然翻到了他的微博，主要围绕三件事：“我不活了”，抱怨大学辅导员、面试官傻逼和收不到校招offer，以及，由于认定3unshine遭经纪人压迫，咒骂经纪人“恶心”“下作”。间隙，他用不容置喙的语气称3unshine为“中国第一女子天团”，想象十年后3unshine开万人演唱会的样子。他的微博名一度叫做“3unshine-Bobby”。

这和我见到的那个温和的他很不一样，我有一点畏惧，也有一点好奇：他为什么如此迷恋3unshine，并在其中付出了如此多的爱憎。

第一次见面的两周后，我来到他家。他在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实习（在线教育的寒冬是他实习的第二周降临的），房子租在了北五环外公司旁边的老小区，2200元一个月。 他和生了两个孩子的二房东一家住在一起。他的房间没有窗户，像一个超大号的集装箱。他不觉得压抑，只是早上容易睡得很死。没有椅子，我们坐在床上聊天。他挺满意这个房子，美中不足的是卫生间是蹲坑，正上方有水滴以固定频率滴下来。于是他每次都在公司解决完再回家。

Bobby提议午饭去吃萨莉亚。去上海看3unshine的第一场演唱会时，他吃过一次。那是2018年末，他刚刚进入大学，还未走出过老家山东。他原本没想去看演唱会，“去外地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庞大的事，我可能做不成”。开票那一刻他还是买了，他觉得他必须见到她们。

他买了前一晚到上海的廉价航班。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不会值机、不会托运，他找网友帮忙。下飞机已是凌晨，他从浦东坐城际公交到静安，离演出地点还有好几公里。他第一次到大城市，上海的老城区看着破破旧旧，他还是觉得新鲜，在路上一直走到凌晨5点。

我们到了萨莉亚。看到菜单上有9元的葡萄酒，我们迟疑地点了。又点了一堆鸡翅、牛排、意面、焗饭和蛋糕，没超过200块，很快吃完。我们说起各自第一次吃萨莉亚时，才知道世上有如此便宜美味的西餐。他再次感叹，“别处的烤鸡翅也就这样吧，鸡翅能做出什么好？”

我们转场到一家咖啡馆。邻座在看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原著，我问Bobby看过吗，他摇摇头。他听说那是两个富有的、长相甜美的白人男孩相爱的故事，“太不真实”。他没谈过恋爱，现实中鲜少朋友。宿舍七人，其余六人建起了自己的宿舍群。他讲起前段时间某大学收集学生性向的新闻，“它恐怖就恐怖在这里”。他没有出柜。

我提到了他的微博。“你都找到我微博了”，他愣了一下，“微博就是一个发泄的地方，在上面胡言乱语。”他很快补充了“发泄”的界限：只关于自己，不讨论公共议题。以前，他看到歧视性少数的新闻还会愤怒，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还想过怎么发声吗？“不是说我们想不想，而是没有任何机会，一切都像徒劳一样。”

但是——“我如果真的是不在努力生活的人，我也不会有那么多要发泄的。”我们的聊天看上去快要滑向自怨自艾，他及时刹住了车。不要给边缘蒙上可怜的色彩，他说， “边缘也可以是舒适区，是一种保护色。”

我和Bobby第一次见面适逢七夕，后来他告诉我，那天麦当劳推出了50元的七夕双人套餐，结束采访后他一个人去吃了两个汉堡，然后去一家同志酒吧蹦了迪。他翻出视频，几个男孩在台上投入地跳K-POP，他镜头晃动地录影，投入地做着观众。

Bobby说，他和Abby一样抑郁过，总是没来由地大哭，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人生崩溃了几个月。“解决的唯一办法还是去直面生活”。

发稿前，他向我更新了近况，他找到了在大厂的新实习，还在等待一份发自北京的正职offer。相比老家山东，这座城市让他感觉开放，机遇十足，没有令他生厌的人情世故和酒局。“我觉得3unshine和我一样，是属于北京的”，第二次见面的最后，Bobby对我说。他希望女孩们在北京一直一直待下去。他说这话时的神情很肃穆。

能被看到吗 我们是女主角的同班同学 不相信鸡汤里说的

玛尼是3unshine难得的女粉。刚见上面，玛尼就告诉我，她不是“那种粉丝”——就是会把追星当做全部生活的那种。她去3unshine的演唱会，为她们花钱也为她们流泪，但多少带着一种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出身普通、长相普通、天资普通的全方位的普通人，在这个时代还能不能被看到？

这个疑问首先指向玛尼自己。玛尼说，3unshine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她：她从小成绩中上，但也考不到第一；从不惹事，学校的风云人物离她很远；她有暗恋对象，但她没有表白，对方也不会恰好喜欢她。就算是穿了好看的衣服上学，她也祈祷千万别被发现。高一时，玛尼意识到，如果生活是一部电视剧，她不会是女主角，甚至不会是女主角的闺蜜，她只会是女主角的同班同学。她平静地接受了自己是个普通人。

这个普通人活到28岁，突然发现，身边人都结婚生子了，一直单身的她怎么就和大家不一样了？朋友为她介绍一个又一个男生，见面了，聊得也算开心，但双方都没提出想“试一下”。像一道生活布置的任务，完成了就是完成了。连最好的朋友也不能理解她。

普通人一旦做了点出格的事情——比如资质平平却要逐梦演艺圈，或是28岁了还没考虑结婚——他们就成了少数群体，就必须被审视，被指指点点。我想这真是太糟糕了。

第二次见面时，我向玛尼提议，我们可以去个你常逛的地方。她过了十分钟回复我，说她认真想了一下，发现在公司和家之外，她在北京没有“常逛的地方”。为了让自己有生活，她刻意没把房子租到公司旁边，但并未奏效。

她顺便告诉我，她刚刚辞职了。

听说有人指责3unshine没有梦想，玛尼觉得荒唐极了：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像3unshine这么大时，她对未来生活的图景是：工作日很忙，周末做个大扫除，好好做顿饭。然后立即跳到下一个场面：80岁在楼下，“晒一晒太阳，等等死”。

有一个粉丝似乎找到了新生活——在离开北京之后。

合肥最贵的商场里，阿九带我去了一家寿喜烧自助。他主动说起他在合肥买了房子，已经升值70万，“这点钱可能在北京就不算什么”——和北京“死磕”八年后，他去年离开。但他以前是那么向往北京，为此复读一年，考研二战。毕业后他去了一家著名的会计事务所，从下往上看时，这栋楼真漂亮啊；但真到里面工作了，他每天半夜下班，公司背着他开“小黑会”。他定期要见心理医生。现在谈起北京，他像谈论一段遥远的往事。他不记得自己住在哪里了，只记得会路过“像水沟的河”，河两边是石头垒起来的斜坡。

我们在合肥市中心的天鹅湖畔散步。桂花一路相送，在北京闻不到这么热烈的桂花香。在能够拿到北京户口的前夕，阿九辞职了，进入了合肥一家国企，年薪到手20万。房租1000元一个月，就在附近，5点准时下班后，他常来这里散心。国庆节他连休了17天。领导不让男生染发，他就周六染，周日再染回去。出去玩，他路过一个展览，看满墙的金鱼看了一个下午。

“你看我们这样，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努力？”他问。

“我觉得我活够了，前半生活得太辛苦了，忙着考大学比别人用功，考研也比别人用功，真的一定要这样过一辈子吗——比别人努力地工作一辈子？我不太想，我觉得活成那个样子挺遗憾的，我更想活得开心、快乐。”

我们抬起头，一起看在树上休憩的水鸟。

粉丝们把3unshine的《巴拉》称为“国歌”。演唱会跳《巴拉》时，三个女孩从舞台这头蹦到那头，唱和跳几乎都是在随意发挥了。而台下每个观众都举起了手：

生活不应该太复杂

简单一点就随便活吧

别去相信鸡汤里说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爱玩游戏就快去玩呀

想吃水果就放开吃吧

我一口气应该能吃下八个芭乐吧

我做了3unshine的邻居

灰头土脸的北京

好想躺平but

得知3unshine上了《创造101》，我每天都给她们投票。像带点儿恶作剧色彩的幻想：我知道怎样的女孩能在节目里获得成功，但还是期待3unshine能走得更远。

当看到节目第二期临时增加了踢馆赛制，Cindy和Dora因此被淘汰，Abby随后宣布退赛，说：“我们跟101个女生里面，跟她们是不太一样的。”我出离愤怒了：幻想被打破了，被踢出局的不仅仅是3unshine，还有我这个站在3unshine背后的普通人。

我从3unshine出道之初就关注她们，起因是看了她们接受亳州农业频道的采访。记者问她们会不会接演出，留着厚重齐刘海的Abby说，要到寒暑假，“是正规的那种（才会接）”。Dora讲话磕绊，口音明显。 最后记者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女孩们接二连三地说：“考上好大学。”

我也曾是她们中的一员。小学时我从村小转到实验小学，和Dora一样，因为说方言受到嘲笑。我的梦想也是“考上好大学”，并在这条路上走得不偏不倚。那时我和Bobby一样认为自己属于北京，那时我甚至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我相信成功、光鲜、挤入上流是毕生所求；这条路径靠奋斗浇筑，失败者都应归咎于个人能力的不足。

当我考上北大，真的来到了北京，仍然像个好学生那样很少出校园半步。第一次来到北京的东五环外，就是因为3unshine。

2017年夏天，我在一家媒体实习，协助记者采访3unshine。辗转两小时的地铁和公交后，我走进东五环外的一个文创园。零星几家面目可疑的底商，旁边是一片荒地，空气中漂浮着一股烧焦了什么的味道。老实说，我没见过这么灰头土脸的北京。

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女孩们蜷缩起身子，紧紧挨在一块儿。大部分时间都是经纪人在讲，她们百无聊赖地刷手机，像三只安静的小猫。只有聊到北京，她们有一肚子话想说：

来到北京后，她们第一次知道菜鸟驿站是什么，也第一次学会微信支付。她们最近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叫朝阳区。没去过什么景点，“长城特别长”，想过去圆明园（因为课本里出现过），发现很远，也没去成。三里屯倒是去过一次，是为了拍MV专程去剪头发，结果还被理发师拍下来发到微博上。

没什么工作，她们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酒吧听人唱歌。“家”是公司旁不到30平的开间，放两张上下铺，被女孩们拼到一起，效果类似三个人挤一张双人床。

采访结束后，我暗想：毕业后可别住到这么远的地方。没想到，一年后，我就做了3unshine的邻居。

理由够简单：我的收入不足以支持我在更好的地段租到房子。3unshine住在A3座23层，我住在A1座28层，同样的不到30平米的开间，卧室、厨房、卫生间三位一体。房间小到连我的猫也无法忍受，每到半夜它就拿爪子挠门，试图逃跑。唯一的慰藉是巨大的西向飘窗，夕阳下中国尊闪着金光，我常常看得入迷。

再次见到3unshine时，我们交流了颇多东五环外的生活经验：

她们刚搬进来时，小区还没多少人入住，底商只有一家山西刀削面。一碗15块，她们几乎每天都点。等我住进去时，沙县小吃开出来了，常年荣膺周边热门餐厅榜首。离小区最近的地铁站近3公里，出行只能靠公交。我那时供职的媒体位于市区中心，每次去公司，我要先坐公交到终点站，再骑车穿过一条漫长的黑暗甬道。

在我入住的一年多里，我从来没遇到过3unshine（我们猜测是彼此都不爱出门）。但我常能见到年轻亮丽的男孩女孩们，还认出来上过选秀节目的几个。这里靠近影视园区，房租便宜，是小艺人和小网红初到北京的落脚地。我和其中一个女孩一起等过公交车，她在晨雾的郊野间穿一条裙摆很大的黑色薄纱蕾丝裙，那个怪异的场景让我记到现在。

“你们在园区有认识什么新朋友吗？”我问。

“超市老板。”Abby想了想说。

比3unshine更糟，我在小区没交到一个朋友。但某种程度上我颇为了解我的邻居们——房间的隔音效果奇差，半夜，我要么是听左邻，一个音调高亢的女孩在电话里和男朋友吵架，要么是听右舍，总是弹错重来的吉他小哥演奏台湾芭乐情歌。我还常通过搜到的wifi来为素未谋面的邻居画像，“Jay Chou”也许就是吉他小哥，“黄千万”是身无分文但做着发财梦的北漂青年。哪个wifi某天不见了还会怅然若失，好像真的告别了一位故人。

小区名为“超级蜂巢”，远远望去就是格子间连格子间连格子间。真就像从荒野中拔地而起的蜂巢。

六年了，提到3unshine的关键词永远是丑。3unshine不丑啊，我总是在心底想，这不是“政治正确”，心平气和地评价，她们的长相就是“普通”。

像你，像我，普通的长相，普通的出身，普通的经历，连意志也是普通的。相比我们熟悉的那套“我要上春晚”的草根叙事，3unshine没有逆天改命的剧烈渴望，没有如泣如诉的舞台梦想，她们被人们看见的那个热搜如同闹剧，此后的人生更像是被命运往前推着走。我理解人们要给3unshine贴上“丑”的标签，比起“丑”，“普通”甚至更难被看到和言说。

如果说3unshine的存在是重新标明了普通人的意义，很难解释我是怎么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变成“3unshine主义者”的。但变化的不仅仅是我。和毕业后去往最好的单位的同学们见面，我们的话题居然是交换彼此对未来的不足的信心：有的是由其行业（教育、游戏），有的是疫情而来的隔绝，有的听上去更为私人，落不了户，买不起房子，恐惧婚姻和生育，以及人人都在谈论的二胎。

最后大家都会说：“好想躺平。”但你知道你不会也不能躺平，知道这是一种只属于青少年的天真遐想，如同一个粉丝形容3unshine在《我要做你女朋友》中穿粉色水手服追求梦中人，是“对待未来不切实际的美好的幻想，一定要加不切实际这四个字”。

3unshine和我都从超级蜂巢搬走了。她们先是在公司打地铺，又搬去了燕郊，最后搬到了通州各自的新家。我放弃了自己独住的执念，和朋友合租。我看到《创造101》一个早早被淘汰的选手的采访，她说她将来要搬到北京去，搬进这个我和3unshine一起住过的小区，“住在那里就能和很多好的公司联系，就能找到新工作”。

最后一场演唱会 娱乐圈教训她学文化是重要的 睁开眼

在经历过很多麻烦后，3unshine正陷入出道以来最大的麻烦。

今年4月，经纪人掏出来一份合同，要三个女孩签。Abby和Dora说，那份合同有试用期，没有保底工资。Dora看了一眼合同，扭头就走了。她将这份工作对比洗盘子，“（洗盘子）一个月六千，包吃包住，人家吃完饭才开始洗”。Abby和Dora都没接受这份合同。6月开了最后一场演唱会后，她俩再没见过经纪人。

三个女孩各自在看新的机会。Dora签了新公司，但她说不清楚公司给她的规划和定位。她想演戏，只是不知道自己能演什么。Abby起初和我说想成立工作室，自己当老板。但自己做了两首歌后，她让我赶紧给她介绍经纪公司。

Cindy是“更有商业价值”的那个，不缺资源和曝光。我通过Dora、共同认识的朋友、经纪人五次向Cindy发出了采访邀请，她都没有答应。经纪人回复：“今年Cindy暂时没有采访的安排了 ，档期有点满。”看上去，Cindy正在活成一个真正的女明星：她晒出和人气偶像们的聚会合影；她发角度刁钻的美照，上了一些热搜，最新的一条是“Cindy瘦了”。

粉丝们却说，他们因此没那么喜欢Cindy了。刚刚还沉浸在3unshine姐妹情中的阿九，说到这里语气一下冷了下来：“在粉丝这个假想的小小世界里，你才算得上女明星，但是她把它当真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关注她了。”

另一个粉丝说，回过头来看，《巴拉》就像是3unshine故事的标题，三个普通女孩有过一段梦幻般的经历，但最终粉丝们也必须要接受，她们三人仍然是普通的女孩。如果3unshine变成了天王巨星呢？

“其实我不太希望她们变成天王巨星，这个心理有点病态，”他斟酌了很久自己的措辞，“我会觉得她们离我近一点的话，这个故事更真实，我跟她们是在一起的。”

10月中旬，商丘幼儿师范学校的门口，Abby穿着粉紫色毛衣，从人群里跳出来。她的背后站着穿西装的上班族，戴手串的社会大哥，正将宝宝拥入怀中的新手妈妈。“逃离北京的感觉是不是很爽？”车马声很大，Abby凑到我的耳边问。在北京见到的她总是愁容满面，现在的她，更像个无忧无虑的21岁女孩。

Abby是来这里参加成人自考的。这些年闯荡娱乐圈给她的教训是，学点文化知识是重要的。Dora也报了，报的是学前教育，也许她以后会成为一名幼教。

Dora带我回了她们的母校亳州三中。门口的饮料店卖完了她最爱的西瓜汁，操场上，穿红白校服的高中生扎堆聊天。我们在夜色下的跑道绕圈，讲起15岁时的她、那个叫王小蝶的女孩的故事时她总是絮絮叨叨的：王小蝶、吉星月（Abby）和范丽娜（Cindy）是倒数第三排的同桌，王小蝶不吵不闹，就爱上课睡觉。吉星月是副班长，却不爱学习，成天逃课到医务室吹空调，看电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为赢得一部手机，她们组了组合，报名参加当地的唱歌比赛。组合该取什么名字呢，大家提议了“TFgirls”“水晶少女”“梦光紫水晶”，队长吉星月一锤定音：就叫“sunshine”吧——“因为我们觉得阳光，有希望”。

很多年之后，那个传奇女子组合The Ronettes主唱在回忆录里说：“我们看起来像坏女孩，但我认为观众可以看出，在妆容之下，我们真的只是三个天真的青少年。”

如果说北京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女孩们说，那就是欢乐谷。她们办了499元的欢乐谷畅玩年卡，到期前连去了三四次。过山车Cindy不敢坐，Abby就和Dora两人上。Abby闭上眼，Dora在一旁兴奋地拍她：你睁眼，看一下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