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中共的历史决议与香港需要的“觉醒年代”（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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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明白中共用“历史决议”来说明事情的方式。中共发表过三份《历史决议》：毛泽东在1945年发表了第一份，邓小平在1981年制定了第二份，习近平刚准备了第三份。中共发表第一份《历史决议》之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份《历史决议》发表之后，中共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发展了中国经济；很多人相信，今天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将为中国开展另一次民族飞跃提供认识和理论的基础。

认识历史贵在启迪当下

我自认为是极具历史感的人，相信历史能够为人类及社会的前行提供指引，只有通过历史的认识与反思，人类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某类人很喜欢对中共指手划脚、评头论足，但只要拥有历史视域，懂得通过历史来认识当下，就会知道他们其实不太理解中国和中共正在发生什么事。中共领导中国的发展轨迹与他们以往所熟悉的西方很不一样，但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无知，结果被自己的“大近视”误导，错误定义中国发展的性质，甚至在最近几年埋怨中共“欺骗”了他们。其实，他们既看不懂中国，更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从历史高度看明白中国发展，更不理解世界走在什么样的历史轨道上。

历史是经验的积累，它不只是历史事件的排列，更是反思历史经验，为认识当下提供思想指引。历史不是要了解汉武帝、唐太宗、康熙活了多久、有多少妃嫔，打了哪一场仗，而是要知道如何以史为鉴，知道为什么在探讨时代趋势时必须参照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第一份《历史决议》回顾了中共早期为什么会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接近灭亡。邓小平主持的《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严厉批评，以致后人都警惕任何走向极端主义的社会运动。很多人深信中国今天的成就是因为社会高度认同左倾路线是破坏的力量，必须防止，大家才能专心发展经济。

很多人从不同角度看“一国两制”，它反映的是大家对历史有不同理解、不同的价值认识与追求，这让包容“两制”变得难以掌握。香港与内地同文同种，却对同一段历史有不同价值认定，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认识影响着我们对当下的判断。当我们以为“两制”就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为专制集权和民主自由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那就显然是对历史有了错误理解，包括错误理解邓小平提出这个构想时的思考与担当。

我们可以用“体用”的概念来看“一国两制”，“一国”为“体”，“两制”是“用”，体为本、用为表，因为两地的历史经验有很大差别，虽然不至于彻底让两个群体分离，但却为“体”的顺利运行制造了困难，既然如此，就应该尊重历史，在“用”的层面为大家提供空间，缓解历史不同经验所产生在生活上的不习惯。如果用历史的视角来认识“一国两制”，估计不会发生如此众说纷纭的解读。

历史的另一端就是当下，历史认识的作用必然是为了当下，但一些人认为自己只需要活在当下，不愿意去接受当下只能够是通过历史来认识。如果不去掌握过去发生的事情，根本不知道现在为什么如此；如果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必然无法掌握未来，甚至会迷失方向。就好像我们一直以为香港的精英群体一定能引领香港，香港的公务员可以将香港治理好，最后却发现他们竟然是“沉睡”在过去的荣光中，紧抱着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沿用着小政府、大市场的意识形态来认识世界，甚至标榜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来理解世界的种种问题。

六中为下个百年作铺垫

香港的领袖们显然缺乏“觉醒”的紧迫感与动力，这究竟是我们以往的错误认识，还是其他原因让优秀的精英治理团队对社会问题束手无策？要知道原因，只能够回到殖民地历史以及公务员的成长历程去探讨，任何粗糙的判断可能都是误读的。

过去一百年，中共从不放弃自己的建党使命。就算在过程中发生过严重失误，它依然坚韧不拔。习近平经常引用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是在强调中共必须坚持信念，要解决人民面对的困难，一个不能少。

香港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政党需要如此坚持信念，他们觉得政党不就是用来巩固权力的政治组织吗？中共是否只是在装模作样，唱高调？这种猜测确实有依据，因为西方政党至今都是如此操作，政党轮替很可能仅凭一小段时间的政绩就发生。政党其实并非美国政治的主体，很多人知道美国多任总统的名字，却较少人知道他们属于哪个政党。相比之下，中共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观，虽然个别领导人的地位与贡献可以有差别，但都无法说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整体上的历史地位和政绩。

一些人批评，中共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的悲惨历史放在嘴边，是在用一种悲情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种误解忽视了中国人本质上就是很有记忆的民族。记忆不是用来延续报复心理，而是提醒大家不能够再次陷入衰败的境地，是让大家发愤图强建立集体意识。这就是历史感。中共是坚持信念的政治组织，其根源就是对历史的掌握，跟欧美国家经常讲述自己是如何走出封建、进入民主的故事其实没有多少差别，只是程度和层次不同。在巴黎，大家到处看见法国大革命的艺术品，美国经常强调自己的立国宪法，英国人将自己的《大宪章》看成是人类的伟大历史进程，都有着差不多的意思。只不过欧美学者不再将罗马帝国或希腊的历史看成是自己的历史，但中国人却会将记忆追溯到春秋战国，甚至是三皇五帝。

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反思和奋发思维，在六中前后多篇解读都可以预见这份《历史决议》是为了统一社会的认识，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发展基础上，进一步为第二个百年如何发展好做准备。它是要说明中共确实能够承担解决现代中国困难的重任，引领社会聚精会神搞发展，以人民的利益为一切考量的基础和起点，持之以恒，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国家和平崛起，民族可以复兴。

中国的发展依旧在路上

口号和形式是没有价值的，短暂的成功和失败无法将全域呈现，更不能昭示未来，历史经验才是最佳的证据。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依然没有回应一般人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向往以及对中国专制集权模式的忧虑。然而，如果连这种忧虑都没有，大家就不会注意到中西方之间的争论。

中国的发展依旧在路上，中共还没有解决世界或文明的所有疑问，当然就无法解决所有人的忧虑，这是基本的事实。但是，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已经提供了清晰和有效的解决路径？当然没有。确实地说，近年在欧美国家发生的各种混乱罄竹难书，与我们年轻时所理解的不只是相差甚远，简直是颠倒了是非黑白。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成就正是突显了西方放任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的缺陷，正所谓没有比较就不会有伤害，这亦是为什么今天欧美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冲突的主要背景——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挑战了西方的发展模式。沃尔玛曾经是世界上业绩最好的零售企业，亚马逊的成功却在无形中挑战了它，我们能说这是亚马逊的错吗？今天的沃尔玛在电子商务方面急起直追，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将自己的问题污蔑为别人所造成，本身就是一个失败者的又一次失败，如果欧美国家要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中国也别无它法，只能够在发展中更加小心。

中共的历史感其实是不少西方国家应该学习的地方，香港亦然。西方国家在吸取发展经验和教训时，从来不进行具系统意义的反思，更没有开放地检讨自己的发展模式，以为一时的成功就是永远的成功，这是肤浅的，根本不可能。气候变暖就是很好的案例，我们能说工业文明的发展没有犯错误吗？而且是持续了几百年的错误。一旦知道，就应该积极改正，但美国不少人依然否定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令人难以置信。这说明人类在大自然和历史面前最终还是渺小的。香港长年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正应该积极反思曾经的失误，勇敢面对，就好像中共不断反思自己曾经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行自我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的困难，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发展。

香港需要的“觉醒年代”

人类社会或政治的发展看似漫长且复杂，但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简单目标，就像中共的政治纲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除此之外，还能够有什么？《觉醒年代》告诉我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一百年前，但它与今天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其实互为因果，没有那场“觉醒年代”，就不会有今天的“历史决议”，而且两者跨越时空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对历史的反思。以这样的反思作为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启下一个百年的“觉醒年代”。

放眼世界，当人类共同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而且还没有结束，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危机，也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当世界暂停下来的时候，也该是我们集体反思的开始。可惜的是，人们还是无法从这场认知革命中“觉醒”，不能真正看到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局限性，不能看到更加严峻的气候挑战摆在我们面前。

对于经历过修例风波重创和疫情考验的香港而言，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大方向摆在眼前，“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已经开启，尤其不能继续沉睡在对于中共的固有想像中——香港尤其需要一场“觉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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