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父亲强暴后，堕胎手术拯救了我（图）

12岁那年，我怀了父亲的孩子，做了流产。在我们去医生办公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父亲在我的年龄和怀孕原因方面撒了谎，他告诉医生我15岁，我和男朋友作出了鲁莽的行为。父亲摇了摇头，向医生解释说，作为一个单亲爸爸——父母当时已经离婚了——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我太不听话了。两个男人似乎都对我表示鄙夷。多年来，父亲的谎言所带来的耻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是一种刻板印象，源于对喜爱冒险、高度性化的黑人女孩的叙事。

我的羞耻从来都不是因为堕胎。我始终感激那次怀孕被终止了。我很幸运，我的身体没有受到父亲带来的额外创伤——换了今天，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和法院会把这种创伤强加给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强迫或期望一个孩子怀孕和分娩，也不应该让她们对堕胎感到悔恨、内疚、怀疑或不安，更不用说强奸或乱伦的情况了。

正如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在1973年“罗伊诉韦德”一案的多数意见书中所承认的那样，出现意外怀孕情况时，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

最后，我的出路是在15岁时离开家庭的经济保障。这也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但这并不容易。当我离开时，我只有10美元，也无法使用我父亲为我保留的储蓄账户。我在斯塔滕岛的一所公立学校注册。为了养活自己，我为一对非常善良的夫妇打扫房子。我住在一个未完工的阁楼里，吃豆子、米饭和金枪鱼罐头勉强度日。为了从父母那里赢得自由，我上了法庭，忍受了准备不足、冷漠无情的律师盘问我小时候被强奸的经历。

作为讲授宪法和生物伦理的法学教授，作为童年的时候经历过强奸、怀孕的人，我深刻意识到当前堕胎禁令的严重危害。

在得克萨斯州，根据州参议院第八号法案，堕胎权变得几乎毫无意义，该法案禁止大多数怀孕六周后的堕胎，而此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就像密西西比州的禁令一样，它对强奸或乱伦也没有提供例外。

鉴于最高法院本周审议的重要性，以及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张牙舞爪的幼稚言论——他说通过严厉打击犯罪，强奸将在他所在的州消失——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话。

这位州长设想他可以“把得州街头所有的强奸犯都消灭掉”，但就像许多施暴者一样，我的父亲在社区里受人尊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深受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爱戴。另一方面，我感到孤独和恐惧。我不仅遭到了性虐待，身体也受到了伤害。父亲威胁我保持沉默，并让我“咬紧牙关忍住”。

没有人愿意公开写出这样的经历，暴露自己的隐私，回顾童年的创伤。这可能是乱伦的经历者不愿意站出来的一大原因。即使我们的社会对性侵犯和性虐待这样的事情态度变得越来越理性，亲历者往往还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念大学的时候，一位著名的教授警告我，永远不要说出或写下我的经历。他相信我有光明的未来，分享这样的经历可能会对我和我的职业带来伤害。

然而，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相关立法缺乏同情心，而且何其傲慢，这些都需要我们出来做回应。

通过这样的法律，这些州实际上迫使女孩们背负起欲望的负担，迫使她们中的许多人冒着健康的风险——甚至是死亡的风险，继续怀孕。这就跟征兵一样，这些州强制征召强奸和乱伦的经历者，让她们去承受更为巨大的负担。去承受对身体和精神的再一次毁灭性打击。将她们的生命与强奸犯的生命联系起来。这一次，是州议员强行征用她们的身体。

这场以怀孕为形式的征兵，是一场国内战争，这些州让女孩子们在战场上自求多福。它们非但不提供援助和照顾，还往往惩罚那些在经历了性暴力后离家出走的女孩。在一些州的青少年惩戒系统中，超过八成的女孩是性暴力或身体暴力的受害者。对于这些女孩中的许多人来说，她们的出路不是从青年时代到大学和研究生院，而是到少管所，甚至可能是监狱。她们的生命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拯救。

堕胎禁令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州立法或州权利，它也代表着对自主、自由和自治这些基本原则的攻击。正如布莱克门大法官在1986年重申罗伊案裁决的多数意见书时所说，“很少有什么决定比终止妊娠的决定更私人、更私密，或者对个人尊严和自主权更为基本的了。”对强奸和乱伦没有例外的堕胎禁令，是一种极其残忍和不道德的立法。

出于这些原因，对于最高法院来说，眼下是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发布纠正意见，并表明在这方面，道德世界的弧线可能很长，但正如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预言的那样，它趋向正义——其中包括对女孩们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