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共产党：红旗褪色的日共（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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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老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要么是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般，在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和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冲击下，或逐渐衰落，或改头换面为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政党；要么是如美共般，从一开始就因被严防死守而难以扩张，而日共在经历了以上双重打击之后，目前仍是西方民主阵营最大的共产党。

该党是如何在重重打压和排挤之下保存势力？又能否在日本如今举国右倾、左翼迷惘的情况下，担起左翼运动的大旗，为日本政治生态注入一股平衡的力量？

目前，日共有约27万名党员，仅次于万年执政党自民党（100万），以及拥有最大新兴佛教团体“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45万），且远高于基层组织涣散的最大左翼政党立宪民主党（4万），可见日共的组织能力在左翼阵营中首屈一指。同时在本世纪以来的选举中，日共通常能在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区各拿到400至600万票（总投票人数为5,500万人上下），是混乱左翼阵营中一股最稳固的组织。当该党在近年来终于结束“光荣孤立”，被左翼联盟所接纳之后，就毫不意外成为其中一大支柱。

这一发展趋势可谓独树一帜。在其他老牌西欧国家，通常是共产党逐渐式微，支持者转向主流左翼政党。而在日本，却是主流左翼政党不断瓦解重组，而共产党风雨不动安如山，并有望摆脱长年边缘化的命运，重新成为左翼阵营主力。该党是如何做到逆势而行？

先天不足与后天打压

日共走到今天并不容易，该党自1922年在日本落地以来，面临着先天不足与后天打压的重重障碍。说先天不足，即日本当时并不像中苏一般拥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肥沃土壤，尽管工人阶级与农民饱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但由于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就极速增强国力，普罗大众生活质量和民族自豪感都得到飞跃，知识分子也大多还是希望在原有社会框架下改革，被马克思形容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Bourgeois Socialism）的渐进式理念更有吸引力。

同时，由于日共主张推翻天皇制及消灭私有制这等“大逆不道”的思想，该党刚一诞生就面临严酷镇压，难有扩张之机。日本警方在1923年至1929年对日共实行了三次大抓捕，基本将中高层领导人一网打尽，使该党陷入瘫痪境地。大众左翼运动领导权自然而然交由另一中左翼的社会党。

终于等到二战结束，美军解除了针对日共的种种禁令，大赦共产主义者，该党迅速扩张，引领起当时如火如荼的工会运动。不过好景不长，在1947年冷战兆头初显之时，美军即刻改弦易辙，更在1950年实行“赤色清洗”，剥夺日共24名中央委员职务、禁止党刊《赤旗报》发行，并在校园、传媒和工会中大量清洗共产主义者，使刚复苏的日共再遭重创。

未妥善引领战后左翼运动

更雪上加霜的是，日共糟糕的领导力使其先后失去工会和学生的信任。在多年打压之下，日共领导层极其缺乏人才，只能奉狱中囚禁18年而未有叛变的初代创党人员德田球一为党主席。但此人因被美军解救而过分信任对方，更在1947年屈服于美军压力临时叫停“二一大罢工”，导致这场本已动员起300万各界工人的大运动瞬间流产，使共产党名誉扫地，并就此失去工会母体“旧产别”，此后成立的工会纷纷转投社会党的怀抱。

此后在赤色清洗之下，德田又盲目地模仿中国经验发起“暴力革命”路线，制造了“血色五一”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这使得日共疏离了战后思安的广大选民，还使其始终无法甩脱“暴力分子”的污名。当该党1952年众院选举丢掉所有35席，以及德田次年逝世之后，新领导人就于1955年忙不迭放弃“暴力革命”路线，重回议会斗争，但这又使得业已动员起来的工作队和学生组织深感被背叛，使日共失去了坚实的学生堡垒。

而日共此后为洗刷暴力恶名而避免街头抗争，也因此错失引领战后最后两次大型左翼运动的机会：即1960年的百万人反《美日安保条约》运动以及六十年代末以校园抗议为主的“新左翼运动”。在两次运动中，日共都与主导运动的激进学生团体忙不迭划清楚河汉界，并贬称对方为“托洛茨基派分子”（这是斯大林主义者对激进分子的贬低性称呼），这使双方出现不可逆转的裂痕。

结果就是，日共永久地失去了六十年代学生的支持，也未能巩固一度激昂的左翼情绪，而是任其爆发、内斗和消散了。此后日本腾飞的经济发展舒缓了民众的抗争情绪，长期掌权的右翼势力更不断巩固自身票仓、瓦解工会势力，就使左翼党派几乎成为了永远的反对派。

“顺应民情”？“丧失初心”？

在外界打压和自我退缩下，日共未能引领好战后左翼运动，却又始终背负暴力之名，使得该党始终无法壮大力量，跻身主流政党。在形势所迫下，该党从七十年代采取温和化和独立自主路线，并注重基层组织建设，终于得以保存实力。

从六十年代末起，日共就确立了在中苏之间“独立自主”的路线，这使它能够明确地谴责苏联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等一系列举动，因此在苏联愈发失去道德性和最终瓦解之时，日共受到的冲击不似那些过分教条追随苏联的共产党那么明显。

此外，眼见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马克斯主义不断失色的趋势，日共也七十年代起软化党纲，例如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将“马列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本世纪初，日共还放弃了“废除天皇制”的标志性纲领，并删除“革命政府”的字眼。其关注的政策重点除反安保条约、反修宪、弃核以外，也转向福利政策、性别平等、减少消费税等民生议题。

同时，日共还注重基层建设，尤其是在最低一级的市町村议会中逐步建立起基层网络。根据统计显示，在1967年至1987年间，日共的市町村议员数量从891位激增至2,047位（现为2,611），到了与自民党相当的程度。这些措施都帮助了日共迅速复苏，大选得票由六十年代初的百万票，大幅增长至七十年代的500万票以上，至今仍大抵维持在这等水平。

相比之下，曾经的最大左翼政党社会党，则因过于依赖工会母体“总评”、缺乏基层组织，加之在左右调整路线中猛烈转向，最后终因“总评”在八十年代民营化浪潮中瓦解而随之解体。此后，主流左翼政党不断分裂重组，立场时而偏左（如现今的立宪民主党），时而偏右（如曾经的民进党），政策也摇摆不定（例如出现民主党执政后期提出增加消费税这等自杀式右翼政策），基层组织更是聊胜于无。而手握固定票源的日共就顽强地生存至今。日本也因此出现主流左翼大党消解涣散，共产党重整逆势增长的罕见局面。

通过漫长的温和化努力以及手握组织票的选举资本，日共更从2016年起终于结束“光荣孤立”，开始与社民党等立场相近的左翼政党合作。等到今年大选，日共更获接纳入左翼大阵营，得以加入“左翼五党共斗”——这正是它从七十年代起努力渴求的结果。

日共能走到今天，无疑是它巧妙顺应舆情转变的结果。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时候，“顺应民情”与“丧失初心”之间也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从六十年代因放弃暴力革命路线而畏惧与学生运动合流，到此后不断软化政纲往中左翼靠拢，日共正不断驯服自己，俨然从一个共产主义政党蜕变为资本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其高举的红旗似乎已然褪色。

事实上，日共除了共产党之名外，政策已与立宪民主党无甚明显区别。这是顺应日本民情的需要，也是对过去革命理想无奈地告别。

右倾大环境下如何立足？

目前，日共虽然打入左翼主流阵营，不过这还只是第一步，其今后发展还是面临许多困难。在财政上，日共因为坚持不接受企业捐款以及政府补助，仅靠《赤旗报》和党费收入维持预算，虽然赢得了清廉的名声，但近年来也因党员人数减少、党员高龄化而捐赠减少、《赤旗报》发行量下降而出现财政危机，这限制了日共的宣传与扩张能力。

在舆论上，日共还是无法抵御自民党宣传机器的攻击。自民党当局至今将该党与ISIS和朝鲜一起，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在10月大选中，自民党也将选举描述为在民主统治与让共产党渗入政府的选择。

此外，尽管日共可以说是日本最积极批评中共的政党之一，但在日本Google中搜索日共，跳出来的关联词第一位就是中国，第六位是亲中，可见在大众印象中日共仍与中共脱离不了干系，而这在对华情绪不甚友好的日本可以说是一大负面资产。

更致命的是，由于如今日本大环境不断右转，民众对于修宪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且弃核运动也随福岛核灾逐渐远去而声势大减，同时自民党政府也开始注重再分配等福利政策，使得左翼阵营正失去发力点。未来日共能否提出让多数民众感同身受的政纲，又能否凝聚起四分五裂的左翼力量，更有力地去平衡如今的右翼氛围，显然还面临重重困难。

细数日共过往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该党在前半段历经打压，以致于在短暂尝试暴力革命失败之后变得分外谨慎，错失领导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机会，右翼政府就此巩固绝对领导权；在后半段，该党努力走向温和化，耕耘地方组织，终被左翼阵营接纳。未来日共发展之路的艰难险阻不用多说，但一直以来在逆风下求生存的日共，它或许能寻得新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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