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病毒共存”宜缓行稳行（图）

公共政策的讨论或实施，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存博弈。大家都往中间走，通过一系列讨论达成妥协和平衡，形成公共意见和公共政策。

3月1日至16日，中国除新疆、西藏外其余省市区均有阳性病例报告，累计逾20000例。武汉解封进入常态化抗疫以来，目前新冠疫情反弹最重、报告病例最多、牵涉地域最广、蔓延速度最快。

全国“两会”一结束，各地疫情防控措施迅速升级，这是中国特色。法定的应急响应除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官宣启动一级之外，大部分城市未启动，按措施严厉和对社会冲击评估，深圳市、东莞市、吉林省等相当于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上海市、青岛市等相当于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医务人员、公安干警、村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等一线工作人员非常辛苦，令人钦佩。笔者自3月16日处于“居家7天隔离观察+7天健康管理“状态。3月17日凌晨02:22医务人员来电核实情况，03:36上门核酸检测，告知面上“刚完成大排查”，紧接着处理点上核酸检测需求。隔离人员很多，医务人员太忙了，要打无数的电话，通话时间一般一分钟左右，直奔主题，笔者有问必答，也很简短。

质疑“动态清零”的观点

疫情全国扩散，四个一线、十几个二线、上百个三线城市破防，因防疫措施受影响的民众也是常态化抗疫以来最多，所以此次对中国“动态清零”总方针质疑的声浪尤其大。国内外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发达国家有很多很好的专家和技术，它们研究后实施“与病毒共存”肯定有道理，为什么中国不学习？

二、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与病毒共存”，为什么中国要另类？这样下去会加速与美国、世界脱钩。

三、“动态清零”成本越来越高，很多企业死掉，很多人失业，社会停摆，给民众造成一些重大的精神压力和伤害。

四、Omicron毒株没这么可怕，接种了疫苗死亡率很低，就是“大号流感”，老人、孩子少出去，可以自然免疫。

五、全国不少地方几天内三番五次反复核酸检测，完全失去了检测的意义，劳民伤财，而且形成新的病毒传播渠道和环境。

六、实现“动态清零”的措施过于严厉，每年交通事故死亡多少人，会因此把交通工具“清零”吗？

七、地方政府层层加码，限制自由、侵犯人权，造成次生灾难，引起公愤和反感。例如西安市、长春市封城期间，都有重患因医院机械执行防疫规定，不能及时救治而去世。

八、公共空间随意关闭，老百姓缺乏健身活动场所，导致免疫力下降。

九、希望中国开放国门，出国旅游，为全球经济复苏多作贡献。

笔者多篇旧作讨论“动态清零”话题，例如FT中文网刊发的《Delta疫情衍生争议：防疫策略、疫苗有效、病毒溯源、第三针》《Omicron毒株带给全球六大挑战》《中国仍需坚持“动态清零”防疫策略》《展望：中国抗疫两周年的六个挑战》等，浅见今年“动态清零”利远大于弊，仍需坚持。本文换个角度，从“与病毒共存”角度切入，讨论为何缓行、如何稳行。

“与病毒共存”为何缓行

一、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自然免疫死亡人数。香港第五波疫情已失控，事实上正进行自然免疫，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样本，死亡病例已逾4000例。香港中大医学院助理教授郭健安以数学模型预测，会有450万至500万人感染，7000至9000名患者死亡，取中位数为8000人。香港人口750万，内地人口14.1亿，对应内地如自然免疫死亡约150.4万人。2021年11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披露，如果没有采取“围堵清零”，中国的发病及死亡假设与美国、英国水平相似，则有20410万-20644万人感染、305万-315万人死亡。

二、存在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鸿沟。新冠疫情加剧贫富分化，马斯克、盖茨等富豪的身家继续膨胀，这是典型的马太效应。各地对阳性病例的流调，经常折射出底层艰辛、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真实的中国、分化的阶层令人唏嘘。中国还有近6亿农民，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薄弱，不少贫困县还比较落后。目前如有零星疫情，可举全省之力援助，如全国自然免疫，即使一二线城市也自顾不暇，很难有足够医疗实力去支援农村，这意味着农村的死亡病例和致死率将远高于城市。

三、Omicron毒株研究还有太多的未知。即使WHO和医学界，有很多专家不认同“大号流感”的说法。感染上呼吸道，虽然对肺部伤害小但毕竟有伤害，对身体其他器官伤害程度怎样？后遗症怎样？自然免疫获得的抗体优于接种疫苗，感染Omicron毒株后自然免疫的抗体维持多久？是否半年左右又会反复感染？是否在非洲艾滋病阳性病例中会变异出传播力强、致病力强、免疫逃逸能力强的“新冠毒王”？

四、存在交叉感染和反复感染的高风险。如果中国开放国门实施自然免疫，很快每日新增阳性病例突破100万例，且持续四五个月，除非不组织检测，大概率第一轮自然免疫还未完成，第二轮重复感染又叠加。各地尤其县城和农村的医疗体系崩溃后，不仅有大量重症新冠肺炎病例死亡，还有大量其他重症疾病患者死亡。很多地方将瘫痪，局部社会动荡，届时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否正常运转？意、美、印在疫情高峰期遗体来不及火化是人间惨剧，如果中国重演，中国百姓和国际舆论会怎么看待？

五、三类人群存在感染后致命的高风险。3岁以下孩子还不允许接种疫苗，3岁以上至12岁的小学生，很多孩子还是独苗，很多家长基于安全考虑，也未同意接种疫苗，至少未接种加强针。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3月14日，全国已全程接种12.3917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7.88%；还有1.70829亿人因癌症、过敏等原因，未全程接种。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2.1162亿人，还有约5240万人未完成全程接种，占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总人口的19.85%。即每5个60岁以上老年人，约1个未全程接种。香港第五波疫情高死亡率，主要是未接种疫苗的老人和孩子。笔者观察，支持“与病毒共存”的群体是经济基础更好、文化层次更高、获取信息更多，甚至自己创办企业，严厉防疫措施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话语权相对更大；需要重点保护的未接种疫苗老人、孩子、重病患者及他们的家人，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话语权相对更弱，如果自然免疫，让这数亿同胞几乎宅在室内，实质软禁失去自由吗？

六、第一代疫苗并不成熟。以往疫苗研制以年计算，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导致疫苗研制以月计算， WHO和各国政府不足一年就不得不批准紧急使用、附条件上市，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一代疫苗普遍3-6个月有效率剧降，对Delta毒株、Omicron毒株只能防重症、防死亡，即使接种第三针也不能免感染。以色列国小而富，只有920万人口，可以全球率先接种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这需要巨大的公共财力支撑，非洲穷国或人口大国难以支撑，除了以色列几乎没有国家鼓励接种第四针，都在等第二代成熟的疫苗。

七、制度不同导致防疫路径策略不同。美国、印度是联邦制，抗疫主力属于州、邦政府，州、邦抗疫不力，美国总统、印度总理不能撤州长或邦首席部长。纽约州和纽约市是美国的重疫区，但州长科莫辞职并非疫情，而是受到多起性骚扰指控。新冠疫情与交通事故不同类别、不同属性，没有可比较性，后者责任主要限于司机、行人、制造商，国家机器（政府或法院）是一个仲裁者，不管有理没理，通常还会偏向更弱势的受害者。中国是单一制，全国一盘棋，自然免疫的艰难决策必须由中央决策，没有穷尽其他防疫手段之前不会执行。一旦“躺平”带来高死亡率，地方官员必然被千夫所指失职渎职、草菅人命。中央政府如不严厉问责，解除地方官员职务，必然矛盾和矛头转向中央政府。

八、文化迥异导致民众心理认同不一。有宗教信仰会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基督教有上帝和天堂、佛教有佛祖和极乐世界、伊斯兰教有真主和天堂。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风俗不同，对疾病和死亡看得更重，多在乎今世与此岸，而少在乎来生与彼岸。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建立宪政国家，将社会契约写入宪法；中国传统其实有道义契约，不是写在有形的宪法中，而是写在中国人无形的精神中。儒家学说的“道统”实质解释了中国人的伦理信仰，民众对掌权者充分授权、充分支持、充分配合，全能政府、全权执政、全能责任，心理期望或者说默认的交换条件是必须对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温饱承担完全责任，这是政治伦理的底线，否则就会遗臭万年，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古代是皇帝、现代是执政党），百姓就有反抗和更换的权利，打出的旗号就是“替天行道”。

“与病毒共存”如何稳行

中国“动态清零”的定义与政策执行，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并不僵化。

以定义为例，并非“静态为零”。早期指“双清零”，即本辖区发现新冠阳性病例后，在一定周期内实现清零；持续14天无新增阳性病例报告，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从而实现清零。如今指“三清零”，2021年12月西安封城时，提出“社会面清零”，即新增阳性病例只在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发现，“三区”以外的经济社会基本上照常运转。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指挥得当，有望两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四周内实现新增阳性清零、六周内实现中高风险地区清零，对多数人的影响限于四周内。

以治疗方案为例，3月14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重点针对Omicron变异毒株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传染周期短等特点和病例特征，减轻社会冲击，缓解医疗挤兑。规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轻症集中隔离，不再需要定点医院收治；将核酸检测Ct值由40降为35，放宽了出院标准；出院后隔离管理和健康监测14天降为居家健康监测7天，放宽了隔离标准等。

“与病毒共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概莫例外。中国缓行，并非不行，而要稳行，可考虑分四步走稳健开放，不能一步到位，一市制定一个管控方案。开放节奏借鉴现在室内密闭场所、室外旅游景点的经验，开放管理借鉴冬奥会闭环的经验（入境人员只在闭环内自由活动），开放顺序大致按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先后次序。

第一步，2022年6月或7月开始，本轮疫情基本平息后，以2019年全年入境国际航班、入境人员为参照系分别按25%的目标恢复，先在上海、广州、深圳三市试点，对外开放需求最迫切，医疗条件和城市治理水平在中国属于顶尖。北京是首都可暂缓，有对外开放强烈意愿的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可自主申报试点。

第二步，2022年10月25日左右开始，二十大闭幕且国庆黄金周假期后14天全国几乎无疫情反弹，以2019年全年入境国际航班、入境人员为参照系分别按50%的目标恢复，继续开放全国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边境地级市。有对外开放强烈意愿的其他地级市可自主申报试点。

第三步，2023年3月下旬，今年冬季结束且“全国两会”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后，以2019年全年入境国际航班、入境人员为参照系分别按75%的目标恢复，继续开放全国所有地级市。有对外开放强烈意愿的县城可自主申报试点。

第四步，2023年9月，如WHO已宣布结束新冠疫情“大流行”，以2019年全年入境国际航班、入境人员为参照系分别按100%的目标恢复，开放全国所有县城及本县主要旅游景点。其他农村地区留待最后开放。

分四步稳健开放有两个要点需特别关注。其一，中国出境旅游暂时控制。除非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2022年不宜放宽，已恢复通关的澳门和疫情控制住才能通关的香港除外。先逐步开放入境，既有安全考量又有经济考量，中国消费依然疲软，有限的旅游需求今年还是多留国内。

其二，取决于中国第二代国产疫苗的研制、量产和接种进度。高效应对多种病毒的国产一针疫苗如2022年三季度研制成功，四季度量产，2023年一季度实现全国接种85%以上，同时研制成功高效口服药物，那么对外开放无后顾之忧顺利推进。以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日均接种约1400万剂次（前期快逾2000万、后期慢查缺补漏低于500万），三个月可轻松实现全国接种85%以上的免疫屏障门槛。

公共政策的讨论或实施，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存博弈。按照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是平等的一员，都有发言权和建议权，正当权益都需要尊重和维护。大家都往中间走，都有让步的诚意，通过一系列讨论达成妥协和平衡，形成公共意见和公共政策。

坚持“动态清零”，并非一味刚性执行政策。例如必须畅通重病、急病就医绿色通道，不能拖延推诿；必须考虑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的就业和收入，设立专项基金，艰难时刻要托个底、拉一把，工青妇组织和非政府公益组织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与病毒共存”，并非彻底躺平不作为。例如必须先考虑如何重点保护未接种疫苗的孩子、老人和重病患者的生命权；必须考虑重大防疫政策不宜急转弯，需要给民众一段缓冲期、适应期，现在就要暖心耐心解释，如靠水军简单转发几个指定文章链接，只是内部自娱自乐，老百姓几乎无感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