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京来说，权力远比金钱重要（图）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显示了他和许多俄罗斯人所认为的这场战争的目标：捍卫俄罗斯的领土主权，抵御西方的统治。对普京来说，西方忽视俄罗斯太久了，它们否认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财富往往等同于接触领导人的机会和对领导人的影响力。所以，很多人认为，制裁寡头能迫使他们向普京施压，迫使其改变路线，就不奇怪了。这是一种误判。寡头们也许拥有将他们与权力联系起来并让普京可以利用的财富，但在俄罗斯，这并不意味着寡头们对普京或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拥有任何影响力。

这一切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目睹了以前共产党官员为主的群体，在丘拜斯主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积累起财富。那些发誓效忠叶利钦并为其政治竞选提供过资金的人变得更加富有，他们获得了石油、天然气以及镍和铝等原材料领域的最大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如今，他们仍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

但是，由于缺乏财产权的实际定义以及保护财产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这些寡头们仍离不开克里姆林宫，普金自2000年以来一直掌管克里姆林宫。法庭作出的对寡头有利或不利的判决，很容易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喜好而被推翻。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在我转行成为给在俄罗斯投资的西方人担任代理律师后，曾亲眼目睹了这种互动。

寡头的财富来源并不是普京能控制的唯一东西。他已把挑战他权力的危险讲得一清二楚。以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例，他曾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共青年团部门一路高升，后获得了西伯利亚几处前国有油田的所有权，成立了尤科斯公司。他在2003年的一次电视直播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敢于批评政府腐败。普京作出的反应是，剥夺了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资产，判处他10年监禁。他后来被允许离开俄罗斯，过上了流亡生活。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这种经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少有寡头站出来说话。只有那些待在伦敦等舒适地方的人敢对战争发表意见，比如阿尔法银行的创始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在伦敦发声明说，“战争永远不是答案”，但并没有批评普京。尽管只发了这种声明，普京已在最近的讲话中仍将这些寡头与他的对手——西方相提并论，说他们“没有牡蛎或鹅肝就活不下去”，他们精神上不在“这里，与我们的人民、与俄罗斯同甘共苦”。普京郑重表示，要把他们“像飞进我们嘴里的蠓虫一样”吐出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丘拜斯辞去了自己主管气候变化的象征性职位，离开了俄罗斯。丘拜斯不仅主管了私有化进程，他本人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了一名寡头，并曾一直受普京青睐。

唯一能真正影响普京的人是与他观点相同的意识形态者，即所谓的强力派——一群安全部队或军队出身的有权者。这些内部人士从普京在克格勃工作或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任职时起，就一直追随他，他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控制力和威望的保护者。他们把自己资金的大部分留在俄罗斯境内，让制裁鞭长莫及。和普京一样，他们也把苏联的解体视为20世纪的最大灾难，并相信这场战争是为了俄罗斯的“主权和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要想影响他们的话，西方必须优先考虑他们认为赋予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的东西：石油和军队。

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为国家提供高达40%的联邦预算收入，占到该国出口的60%。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把重点放在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制裁上很重要，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很少。虽然德国已停止了一条主要天然气管道的进展，但欧盟还没有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欧盟说，寻找替代来源需要时间。欧盟天然气需求的40%左右来自俄罗斯。如果欧洲国家真想对普京的想法有影响的话，他们应该在扣押寡头们的游艇上少花点时间，而是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上。同样，西方必须推动印度和中国也加入到这些制裁中来。

与此同时，削弱俄罗斯军队的最佳方法是限制其获取技术。正如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俄罗斯军队缺乏其他现代化军队用以收集实时现场情报的重要硬件和软件，以及能有效使用这些情报所需的通信系统。坦克车队长达数天的停滞不前表明，俄罗斯缺乏一个为军队运送食物和天然气的复杂供应链系统。

采取军事行动是俄罗斯公开行使控制力的做法，切断军事行动所需工具的制裁，可对普京身边的顾问们产生影响。虽然美国和欧洲已为做到这点实施了制裁，但他们必须鼓励印度和中国也这样做。这可能并不容易，做到这点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主权国家的原则，以及主权国家所依赖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生死存亡威胁的观念上提出足够的论据。

家住英国伦敦的寡头弗里德曼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英国制裁，他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如果欧盟认为他可以告诉普京“停止战争，而且这会有效的话，那恐怕我们都遇上了大麻烦”，因为这意味着西方领导人“一点儿也不了解俄罗斯如何运转”。

他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