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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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治坚：在过去的30年，我们见证了全球化的“合”。然后，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以及一些事实上的逆转。

过去30年，是全球化高速发展的30年。几乎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切身感受到全球化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全球化的两个重要标志，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以及生产环节在不同国家的专业分工。全球化得以让中国、越南、墨西哥、孟加拉国等国家集中制造他们擅长的产品，并向全球其他国家供应这些产品。这样的安排，达到了以下效果：

首先，大量低端和中端生产能力被搬去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组织效率比较高的亚洲国家，这样全世界人民都享受到了更为低价的消费品。举例来说，从1995到2020年的25年间内，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每年仅上涨1.8%，比1970年代和80年代的通胀率要低得多。让一些读者可能有些意外的是，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中的耐用品子类，每年的平均通胀率为负2%。也就是说，我们平时使用的电视、冰箱、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其价格是在不断下降的。这背后主要的功劳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全球生产基地的崛起。

当然，这种趋势同时伴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由于一大部分工业产能离开了发达国家，这些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也都被搬去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导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偏重于服务业和金融化。比如美国著名的汽车公司福特，在1992年时，全集团大约53%的员工位于北美。而到了2009年，全集团只有37%的员工位于北美。

其次、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更加紧密。生产国需要全球的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而消费国则需要生产国向自己供应各种消费品。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生产国创造了就业，带动了经济发展，而消费国则获得了价廉物美的产品。同时，由于两者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也应该能更好的促进全球和平。这是因为，不管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从国际贸易和分工中都获得了好处，因此在破坏和平和国际合作之前，都会三思而后行，不愿意轻易打破这种平衡。

但是这样的逻辑，被最近俄罗斯的一系列操作所颠覆了。俄罗斯就像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玩家，让欧盟切实体会到了没有留后手的痛苦。下面让我用俄罗斯和欧盟在能源行业上的合作博弈来具体解释一下。

在能源的供给和需求上，欧盟和俄罗斯恰巧是一对镜像。欧盟是典型的产量不如消费量，每年在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上的供应缺口高达41.6亿桶、3300亿立方和4.75亿吨。而俄罗斯则是典型的消费不如生产量，每年在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上的供给盈余高达27亿桶、3000亿立方和5亿吨。所以在欧盟领导人看来，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是天作之合：既能解决欧洲的能源需求，也能增强欧洲和俄罗斯的互相依赖度以达到更长久的和平。

基于这种合作双赢的思维，欧洲的能源供给结构在过去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依存度大增。1980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大约占欧盟自己油气产量的1/3左右。而到了2021年底，这个比例上升到100%左右，也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和欧盟自己生产的油气量已经差不多持平了。其中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的天然气量增速惊人，从2016年欧盟总进口量的30%左右，快速跃升到2021年的47%。如果德国没有停止北溪2号管道工程，这个比例还会继续快速上升。其次，欧盟自己的油气产量在2000年就达到了顶峰，从此以后开始逐年下降。2021年，欧盟的油气产量大约相当于每天600万桶左右，仅相当于1980年时的生产水平。这背后主要的原因是欧盟对于绿色能源愿景的追求。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后，德国就宣布逐步关停境内所有的核电站。德国国内来源于核能的电力供应，从2000年的30%，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1%。截至2021年年底，德国境内仅剩3座核电站还没有被关停。但按照原计划，这仅剩的3座核电站，也会在2022年年底前全部关停。同时，为了达到欧盟定下的零排放目标，德国加速推动“发电去煤炭”，目标是在2030年将基于煤炭的发电量降到零。这些失去的发电产能，需要由其他产能来替代，主要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就好比美国的制造业把生产工作外包给了中国公司，欧盟的能源行业也把能源供应外包给了俄罗斯。

在2022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后，用能源换和平的理想被击了个粉碎。上文提到的生产国（俄罗斯）和消费国（欧盟）之间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很可能会不复存在。短期来看，由于欧盟的能源生产缺口太大，对于俄罗斯的依存度太高，因此不太可能马上切断所有俄罗斯的油气供给，这也是为什么各种经济制裁都把能源排除在外的原因所在。但从长期来看，德国已经叫停北溪2号管道项目，欧盟以后应该会主动减少自己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存，逐年减少从俄罗斯的进口量，用自身的产量或者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产能作为代替。

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能源格局变化，并不是全球化合作发生逆转的唯一例子。举例来说，电子行业的石油，就是芯片。从安全角度来看，芯片的战略价值甚至不亚于石油，因为小到手机，大到汽车、飞机和卫星，都需要用到大量高精密芯片。垄断了芯片设计和制造，其全球影响力不亚于垄断了石油供应。

1990年，全球半导体芯片产能的80%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然而到了2020年，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芯片产能仅占全球产能的20%，主要的产能都已经转去中国台湾和韩国。事实上，目前苹果手机使用的5纳米芯片，只有台积电和三星有能力提供。

在和平年代，各国政府忙于推动全球化，致力于降低全球平均关税，鼓励跨国公司充分利用高效的物流系统在全球布局。然而当地缘政治重新成为各国政要的焦点时，他们对于全球化的好处和风险就会有一番新的评估，甚至开始考虑逆转。全球化的镜像逆转，就是当地化。2020年开始的COVID全球大流行，导致了全球芯片的供应链断裂，也让更多政府开始重视芯片的本地制造。比如2021年9月，中芯国际宣布在上海投资90亿美元新建芯片基地。11月，在日本政府的补助刺激下，台积电和索尼宣布在日本投资70亿美元筹建芯片基地。同月，三星集团宣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投资170亿美元建厂。所有这些巨额投资，背后都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足见政要领导意识到生产当地化的重要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过去的30年，我们见证了全球化的“合”。然后，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以及一些事实上的逆转。他们有些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民粹阵营，有些出于对地缘政治的担心，也有一些是源于大国之间的博弈。最近，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就提到，俄乌冲突标志着全球化的终结。如果全球化进程确实发生逆转，甚至终结，那么将产生一些重要的经济影响，比如过去30年的低通胀可能会成为历史，我们不得不面临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各个国家的产业布局和贸易关系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到各行各业。在这个历史转折口，地球村接下来将往哪里转，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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