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有用吗？贝尔•胡克斯的思想对当下女性社会境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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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斯提出，女性主义绝对不是“反对男性”，乃是审视人类被暴力支配的一种普遍不平等的状况，而性别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

女性主义是什么？

在当下中文世界中，“女性主义”（feminism, 或译为“女权主义”）一词充满多方的误解。人们（包括一些女性主义的提倡者）普遍认为，女性主义就是反对男性特权，更有极端者认为，女性主义就是脱离男性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的异议者甚至讥讽说，女性主义是“女拳”，随处发泄着对男人不满的仇恨和“厌男症”的表现。在一些关于女性的新闻事件中，好事者也会讥讽说，“女拳”怎么不见了？

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各种理解。然而，女性主义的倡导者、美国非裔思想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却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性和实践性的视角：女性主义绝对不是“反对男性”，乃是审视人类被暴力支配的一种普遍不平等的状况，而性别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之一。如果不以此为原则，一旦一些女性能够在女性主义中获得好处，成为自己阶层和肤色的平等者，也会抛弃女性主义真正追求的普遍性的平等。

身份歧视与权力不公的交织

贝尔•胡克斯原名格劳瑞雅•沃特金斯（Gloria Jean Watkins）。她于1952年出生在肯塔基一个种族隔离的黑人社区。作为黑人女性的身份，也塑造了她对于种族和女性平等的意识。胡克斯是她的笔名，并且是以小写字母为首字母而不是通常姓名所使用的大写字母，这是胡克斯在少年时期时写作不想让社区的人们知道，而使用了祖母的名字，小写则是胡克斯想要表明，对于读者而言，重要的是作者写了什么，而不是作者是谁。这一点也和她的经历有关。在大学时期，胡克斯参加了女性主义作家奥尔森（Tillie Olsen）的女性课程，这位教授把胡克斯的诗歌印发给学生们，上面没有名字，让学生来辨别是男性还是女性作者。很多人，特别是女生都认为是男性写的。这让胡克斯意识到，女性自身都有内在的敌人，就是她们自己内在化的性别主义。女性常会把自己看作不如男性，为了认可，把自己看成是与其他女性之间存在永恒的竞争，怀着嫉妒、恐惧和仇恨看待其他女性。

胡克斯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社区：“处于边缘，意味着虽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却处于主体之外。对于住在肯塔基小镇上的美国黑人来说，火车的铁轨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们自己处于边缘。越过这些铁轨便是铺设得很好的街道、我们不能进入的商店、我们不能进去就餐的餐厅和我们不能直视的人们。在铁道的那一边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当女佣、门房、妓女……只要是服务业。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世界，但不能在那里居住。我们始终都要回到边缘，回到铁路的那一边，回到小镇边缘的小屋和废弃的房子里。（《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页）。”

胡克斯在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的家庭中长大，她父亲在白人家庭做门卫，母亲则当女仆，靠着微薄的薪水抚养包括胡克斯在内的六个儿女。她的父亲认为，一个黑人女孩接受更多的教育是没有用的。她母亲也非常担心大学会阻碍胡克斯成为一个“合适”的女人。但胡克斯还是坚持要上大学，并且在一位英语教授的鼓励下，从女校转学到斯坦福完成了本科学业。

早年的经历让胡克斯意识，女性的不平等问题是内嵌在社会不平等中的，而且性别主义、种族歧视和阶层差异等多种原因共同构成了女性所面对的不公。胡克斯举例说，当黑人夫妇生出孩子时，人们先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肤色，然后才是性别，因为种族和性别将决定这个孩子的命运。这意味着，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问题是融于一体的。

她提醒女性主义者们应该正视这种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因为“女性主义是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它的目的不是仅仅使某一群体、某一种族、或者阶层的妇女获益。它不是使妇女享有男性所没有的特权。它有能力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女性主义既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现成的、可以让人直接进入的身份或角色。（《女性主义理论》第32-33页）”胡克斯认为，女性主义并非阳春白雪，或是中产阶级以上女性的特权。它倡导的是每个人（包括女性）要在实践中去面对遭遇的不幸和不公。

启蒙或体验：胡克斯对女性主义的反思性批判

目前中国社会中，人们谈起女性主义通常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受过高等教育、都市单身的女白领。这种印象一方面来源于大众的误解，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女性主义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胡克斯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周围的观察认为，多数女性主义的提倡者都是在生活的经验中逐渐意识到女性主义，而不是单纯依靠大学的启蒙。

胡克斯发现，学院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传播和教育了一些人意识到性别问题和性别中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当那些女性主义的倡导者被吸收到学院体制中时，女性研究却处于边缘化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还创造出一些让人费解和排他性的学术行话，既不能为普通人了解，也和实践中的女性主义运动断绝了联系。

因此，胡克斯认为需要有以社区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研究，她提倡一种群众性的女性主义运动，深入社区。她反对那种社会上层的女权运动，或将女权运动当成一种反文化，又或是创造一个仅仅妇女的世界，仿佛女性主义是女性在寻找到其他身份的过程中暂时选择的一种包装好的角色。

胡克斯反对把女性主义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认为这样的定义其实就是限制在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未婚、甚至是没有社会和经济责任的学生的范围中。但那样一来，女性主义并非是一种可以实践和真实的生活。相反，女性主义要面对一种真实的现实，这些人是劳工、母亲、家庭主妇和妻子，贫穷的，有色人种。

“女性主义是给每个人的”

胡克斯指出，女性主义争取的是所有女性的权利，而不是特定群体的女性特定的权力和权利。因此，她大胆地批评了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她指出，有很多声称女性主义的作者是机会主义者，她们通过写作，或要求平权，收获了威望、名誉和金钱，但一旦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却支持父权制、资本主义、阶级、种族主义。胡克斯指出，这些人的期待是不同的，这些人只不过是希望与自己同一阶层的男性达到社会的平等，却忽视了更为普遍的平等和尊重。

其次，女性主义要警惕权力和暴力。女性主义所反抗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权力对人的压迫。权力的压迫不仅表现在性别主义中，而是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结构中。胡克斯告诫女性主义者不应当将获得权力作为追求的目标。

一些女性主义者将父权制等同于男性统治，因此主张女性要获取统治的权力，胡克斯认为，实际上这种看法忽视了两者的差异，也导致女性追求压迫她们的那些权力和物质基础。她认为女性主义真正要做的是打破这种压制性的权力体系的价值观，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否则她们也会接受原本压制她们的权力-价值体系，去压迫、歧视其他人。

事实上，在这种权力体系下，女性也很有可能把关注放在追求特权上，而男性统治群体也会转变策略，就是让一些女性加入进来作为代表，支持和维护权力结构现状，而不是改变它。比如，里根任命的桑德拉•奥康纳对于多数能让妇女对其生活实现更多控制的改革都投了反对票。而特朗普任命的艾米•巴雷特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歧视和滥权才是问题的根源

在胡克斯眼中，男性和女性一样，都是这种性别主义和权力体系的受害者。女性主义不能只是聚焦在男性暴力上，这也是性别主义和歧视的陷阱，从而认为男性的暴力就是性别决定的，而妇女不是。胡克斯反对这种黑白对立的立场，即男性是施暴者，女性是受虐者。她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两者其中之一，对于更弱小的进行施暴。因为有的女性很多时候也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持她们对其他弱者的控制。

女性主义也需要和“暴力循环”作斗争。因为不仅男性在外界受到种族、阶层或等级制度带来的羞辱之后，可能会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环境中释放出来，去暴力对待家中的女性和儿童。同理，女性也可能如此。即便一位从未施暴的母亲，如果教育她的孩子们，暴力是可以接受的行使社会控制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和父权制合作。她也指出，父母中很多人运用某种形式的身体或语言的压力来对待孩子，其实都是通过权力来实施强迫，维持统治。

女性主义追求每一个人的平等和尊重。胡克斯主张女性主义不能固守一些支配性的文化意识形态，而必须建立自己的彼此关系和团体，是以结束性别压迫为目的进行团结，而不是反对男性，或者找到一个共同的假想敌。这样也要不再接受根据性别压迫所定义的女性和男性的好坏。她强调在反对这种父权统治之前，自己要先打破对性别歧视的依附，审视、反思、消除自身的性别歧视的社会化影响。

在现实中，并非妇女进入工作就实现了这些目标。相反，性别歧视也影响着女性，比如蔑视对孩子的抚养，过度夸大工作和薪水的价值，甚至一些女性自己在教育孩子时，也认为只存在两种行为方式，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女性之间的歧视和敌视女性本身就是性别主义的影响，在日常与他人交往中，也有意无意地将这种性别主义的影响付诸行动。

胡克斯提醒，在女性主义中要克服自身对他人的歧视，如对同性恋的歧视和憎恶，以貌取人、女性自身的关系也需要转变，同时也需要注意不能仅仅因为自己在女性主义中获益而忽视其他受损者。胡克斯反感一些白人女性主义者以主人和发起人的方式来邀请其他族群参与。她指出，女性团体应该是彼此都是主体，而不是主-客之间的关系，要意识到自身内部化的种族歧视问题。“这会导致我们感到自我嫌恶，相互发泄对不公平、而不是对压迫力量的愤怒、相互虐待、伤害，或者导致民族群体之间不努力相互沟通……”

消费社会中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很容易被消费主义塑造，这一点是需要警惕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萌芽时期，就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左右。胡克斯注意到，最初女性消费-服务行业担心女性主义影响自己的利润，从而诋毁女性解放，丑化女性主义者大多是肥胖、超级男性的、相貌平平、或者又老又丑的女人。各种消费广告塑造了女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于自己身体的焦虑，把身上的肉看成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女性节食所导致的饮食紊乱等都和消费主义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关。

如今，随着女性主义提倡者群体对于商业有利可图，商家感到有利可图时，也会制造一些流量话题，来进行营销。但胡克斯需要注意到，少数女性地位的提升和被商业塑造并没有影响和提升很多贫穷和劳动阶级女性的地位。媒体和消费社会容易突出那些本身就具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声音，这些声音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代表大多数女性，这就有点像是女性主义的马太效应，就是声音越大的越受到关注，反而忽视了最需要帮助的人。

女性主义有用吗？这不仅是我们今天所问的问题，也是胡克斯年轻时被她母亲问的问题。胡克斯曾经分享说，“当我还是个少年时，经常会想到自杀，抑郁沉闷，不知道如何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位置，我需要女性主义给我一个平等和正义的根基，让我站立起来。我母亲现在也认识到了女性主义，因为她看到我和她所有的女儿（我们一共六个），都因为女性主义而有了更好的生活，她看到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希望和承诺。”（《激情的政治》金城出版社，2008）是的，我们需要靠得更近一些，去亲眼看看女性主义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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