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韩国妓女变迁：从歧视黑人士兵，到转战欧美（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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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开始的话。

老伯纳最初是对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变迁感兴趣，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海面下的韩国性工作产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性工作的特殊性，我国内部研究该韩国问题的学者基本没有，韩国研究者也羞于提及。幸好有很多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对此非常感兴趣，结合老伯纳对韩国产业变迁的研究，最终孕育出了本文。

韩国——推动亚欧美三大洲性工作者流转的性产业大国。

美国国务院200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08年移民到美国的性工作者中，韩国女性占据了足足23%。与文化名声响亮的日本不同，韩国性工作行业一直躲在幕后闷头发展事业，不声不响地就成为了影响亚洲、欧洲以及美洲性工作者流通的枢纽。

截至目前，外界普遍认为现代韩国的性工作行业要从1962年说起。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当时大力发展经济的朴正熙为了吸纳外汇、赚美元，主动训练和组织韩国女性为驻韩美军士兵服务，把性工作者称为“民间外交官”、“韩国爱国者”的美称，最终获得大量的美元（有说性交易产值达到GDP4%的，甚至有人说性交易的产值一度达到韩国当时GDP1/4）。

上述观点听起来像模像样，但一来查无实据，二也不符合当时的经济状况。老伯纳考察了当时韩美的社会背景，基本可以断定这种说法是假的。

最主要的依旧是，韩国在1962年时的GDP在40亿美元左右，GDP的1%就已经是4000万美元了。驻韩美军巅峰时32万人，美军初级军官进入21世纪后的年薪都没能突破5万美元，所有驻韩美军的年薪加起来都不会超过320万美元。怎么给朴正熙创造GDP？

老伯纳在查询资料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足以佐证本人的观点。

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向韩国人公布了一个小消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决定从韩国内部撤出2万名士兵，且大幅度减少原定归属于韩国的经济援助（从1962年前后的近10亿美元，削减到1220万美元）。

韩国突然少了一大笔美国援助，这极大冲击了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激化了韩国性工作者的不满情绪。

事实上，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美国士兵的微薄薪水在1970年左右就已经无力支付韩国性工作者的服务账单了。韩国和美国关系遇冷之后，忍受不了的韩国工作者转过头来就对美军搞起了种族歧视。本来美国士兵就穷、赚不到什么钱，现在两国关系又不好，韩国性工作者就不愿意提供服务了。

特别是正式进入1971年之后，很多韩国性工作营业机构甚至挂起牌子，明确表示“拒绝接待黑人美军士兵”。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美军士兵那点美元不够看。

按照常理，既然美军士兵薪水微薄，韩国的性工作者团体在缺少客户之后就应该逐渐消亡。可事实并非如此，韩国的国家安全需求和资本的逐利本能让韩国走上了一条歪路。

这里首先就要讲清楚一个道理。为什么韩国对驻韩美军外围的性工作者视而不见？

即便是全力打击性交易的卢武铉，在对待驻韩美军性工作者问题上也是畏首畏尾，明显的雷声大雨点小。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日本、韩国来说，性工作者不止意味着美元，更意味着美军的士气以及背后的国家安全。

日本、韩国需要维持美军的士气和战斗力，需要让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士兵每天都轻松且愉悦。这是日韩等国的国家安全需求，牺牲部分女性的权益就成为了常态。

书接1971年的性工作者歧视活动。当时，韩国性工作者对黑人士兵的歧视越来越过火，终于在1971年7月9日引发了一次严重的外交事件。实在无法忍受韩国性工作者歧视的50名黑人士兵聚集在一起，毁掉了当地酒馆以及其他为性工作提供地点的场所。

这场美军黑人士兵发动的反歧视运动得到了韩美两国的关注，可最后不仅调查时和稀泥，韩国政府还要负责“保障美军士气”的额外任务——“登记性工作者并为她们定期检查身体，以此降低美军中的性病率”。

要知道，性工作在韩国一直是非法的。即便是朴正熙时代也是如此。可无奈的是，韩国的国法实在是架不住美军的需求，架不住韩国的国家安全需要。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维护，韩国政府需要满足驻韩美军的需求，但美军士兵的薪水又无法适应日益高涨的韩国性工作行业门槛。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主意。既然韩国本土的性工作者要价太高，给美国士兵找点价格便宜的菲律宾人不就行了。

引进菲律宾性工作者来满足美国士兵，资本涉足性工作以及从业者迁移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为了满足国内的各类需求，韩国下有引进自菲律宾等国的亚裔性工作者，上有引进自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白人工作者。几十年的性工作产业发展至今，韩国已经搭建了一套全球化的性工作产业模式。不仅内部市场活跃，而且还对外输出。

韩国性工作者输出的影响范围已经涉及到欧洲、亚洲乃至美洲三个大洲，就连孤悬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活跃着韩国性工作者的身影。澳大利亚研究者Bronwen Dalton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通过对11位韩国赴澳性工作者的访谈解开了韩国外输产业的根源。

Bronwen Dalton采访了一位化名为“Shin”的韩国性工作者。以下是“Shin”的自述：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高中毕业于家乡的城市。我父母离婚了，之后一直和母亲以及一个哥哥住在一起，直到哥哥去参军。之后，我去了首尔，因为首尔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可到了首尔之后，高中学历的我只能找到报酬低、工作辛苦的工作。我住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每周工作七天，做服务员以及店员两份不同的工作，可还是要担心房租和账单。我想办法寄了一些钱给我的母亲和哥哥，但我自己从来没有任何积蓄。

一天，我和邻居聊天。我发现她在酒吧做兼职女招待赚了不少钱。是她让我干这行的。有一天，我去了她工作的地方，和她一起工作。我那天晚上挣的钱，比我整个星期挣得还多。

另一位赴澳大利亚的韩国性工作者"Ahn"表示：

我了解到，对于像我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年轻韩国女性来说，从事性工作比其他任何的职业都要赚钱。我曾在家乡的几家卡拉ok厅工作过，后来去过首尔的几家会所。

从事这个行业一年之后，我决定辞职，开始在一家大型商店做销售助理。销售助理的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很高，而我通过劳动拿到的工资却少得多。一个月后，我只赚了75万韩元（即3922元人民币）。我非常失望。就在那时，我的前同事告诉我有机会去海外工作，因此我来到了澳大利亚。

Shin和Ahn直白地反映了韩国的现状。由于国内产业规模较小，且都被三星、现代等少数顶尖的财阀所控制，身为发达国家的韩国其实面临着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韩国没有成规模的中小企业来吸纳就业，也没有大规模的制造业给民众提供岗位。

拥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尚且很难找到工作，仅仅高中毕业的民众就更苦了，很多没有文凭的女性往往只能做临时工（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从业者中的临时工比例要远远高于男性，这是一种严重的歧视现象）。韩国对外输出的性工作者，基本都是这些无法找到好工作的女性。

这些女性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呢？也许，韩国电影《酒神小姐》中的65岁老人依旧靠性交易来维生，就是她们不断重演的悲剧。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女性甚至有可能都等不到未来了。性工作者的输出往往伴随着强迫、暴力、人口拐卖等犯罪事件，从业人员的安全和健康缺乏保障。

韩国从立国之初就对性交易疏于管理，时至今日已经是危如累卵、积重难返，这个教训足以警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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