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经济冲击需用改革解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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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发展？即使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缺少应对供给冲击的制度安排。如何完善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

2022年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上作讲话指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部分指标是总理最早提出的“克强指数”），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如何稳定2022年经济大盘（虽然一些省份已经提出稳经济“基本盘”，如山西5月18日提出“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如何“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一、全面把握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防止单打一、一刀切

自2019年末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以来，中国采取切实有效方式，坚持动态清零，2020年10月，基本做新增清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有14亿人口的大国，本国清零有效防止病毒外溢，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做到了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2020年和2021年实现经济增长1.7%和8.0%。但是，由于世界一体化，各国防疫政策差异较大，中国防疫正外部性必然被部分国家负外部性通过人口、物流等渠道传染，导致中国疫情一波复一波，对经济影响较大，失业率迅速上升，2022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6.1%，甚至一些大企业都有裁员计划。由于不能与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在防疫上高歌“与病毒共存”，通货膨胀上保持“高”度一致，一些人担心中国防疫和物价稳定难以为继（中国各省防疫也需要统一政策，不然可能出现上海这次情况）。极左和极右派对立严重，在中美冲突背景下本应该一致对外，却导致社会撕裂。因此，全社会应该集中力量研究“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而不是卷入无谓的争论。笔者认为在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期，必须以创造性思维，“创造性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困难。疫情防控建立两道防线，应对经济下滑创新五道制度保障。

二、防控疫情构筑两道防线

根据过去2年多防疫的经验和教训，疫情防得住，在中国社会动态清零之后一定要转移力量集中防疫情于国门外，加强重点领域防控。由于疫情具有严重负外部性，按照经济学原理，需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统一将外部行为内部化。

1.第一道防线：扩容海关力量，疫情防控于国门之外，搞活做大内循环，便捷联通外循环

中国疫情动态清零之后，各种病毒基本来自国门之外。因此，封堵疫情在国门之外才能创造一个内循环畅通的国内环境。同时，中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也要畅通快捷外循环，给世界提供最安全且无病毒的中国制造。目前看来，一方面，海关安检等部门设备和人力远远不够。疫情爆发区常态化动员志愿者，时间过久造成爱心疲惫。另外一方面，大量人员尤其是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人员长期赋闲在家。因此，需要迅速扩容海关等防疫一线力量，一是加大投资力度，不断增加改进安检设备，二是增加人手。最终，在疫情防得住情况下保证海关监测和通关能力不受影响甚至提高。

2.第二道防线：负外部性行为由国家内部化

两年疫情小微企业和低收入者伤害最深，未打疫苗的老人得到最大程度保护（2021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2亿以上）。但是，一些城市疫情集中爆发却都是因为个别企业和个人不遵守防疫规定，导致疫情扩散，防疫较好的企业也受到影响。即使有法律的威慑和惩罚，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不遵守规定屡屡发生，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非违纪者个人所能承担。因此，必须建立疫情防控第二道防线，即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个人和重点环节监测，改变目前疫情防控由企业负责的做法，减少企业成本（经常有企业因为防疫被整改停业多日），而由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核心环节如大型商场，重点餐饮企业等疫情防控，防疫成本政府化。

三、用“市场化”和“改革”的办法解决疫情防控滋生的问题

长期以来，甚至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缺少应对供给冲击的制度安排。为了落实防疫，将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损失减少到最小，也为未来应对供给冲击建立良好的制度框架，需要不断完善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如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李克强总理也提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坚持用市场化办法、改革举措解难题”。

1.第一道制度保障：形成政府以工代赈保就业方式制度化，稳定就业预期

为了落实防疫保障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手。疫情导致小微企业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政府可以将部分行业，尤其是长期暂时性失业人员，家庭极度困难有需求的人员迅速进行简单培训，充实到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起到了传统的“以工代赈”促进就业逆周期调节的作用。由于这些行业尚未丧失市场需求，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或者疫苗完全普及，员工大部分会投入原来行业复工复产。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大的未来，供给冲击发生频率提高，可以考虑将这种方式制度化，形成供给冲击下以工代赈政府促进就业方式制度化。

2. 第二道制度保障：形成逆供给侧冲击的免税制度化，稳定长期创业预期

个人所得税普遍被认为是市场经济自动稳定器。为了将政府在疫情期间针对受疫情严重影响小微企业减免税制度常态化，稳定预期。李克强总理要求“保市场主体”，如何保市场主体，核心是信心。政府应该以“远期指导”方式，明确规定因供给冲击（非市场需求丧失的需求冲击）如疫情等因素造成受冲击行业形成自动免税机制，直到疫情结束一段时间从免税转为减税（甚至疫情期间创业企业5年不加税）。建议将这个制度常态化，如2006年中国免除农业税。如伟大的林肯总统1862年5月签署了《宅地法》，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只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能在西部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之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如清朝“千古一帝”康熙，规定康熙50年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中国人口迅速繁荣。长期预期稳定必然搞活做大中小企业，在大企业裁员背景下有利于“被裁员工”创业（很多新兴起来初创者都是来自原来企业）真正形成“全民创业”高潮，在反垄断背景下有利于贯彻“先立后破”原则促进竞争。中国就业就有保障，中国人口问题也应该迎刃而解（中国大小企业家是最愿意二胎三胎的人群，因为“万贯家财”需要人继承）。

3. 第三道制度保障：建立小企业逆周期保障基金，稳定小微企业反周期预期

中国一些学者和人大代表多次建议设立小微企业局、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笔者认为，在目前困难时期，应该如政治局会议要求用改革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仿照一些行业现有的做法，建立小微企业逆周期保障基金。在政府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逆周期免税制度在供给侧疫情冲击结束之后逐步从免税到小幅度减税，减税上缴的收入建立中国小微企业保障基金。基金核心是保障14人口大国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微企业应对供给冲击的能力（当然需求冲击小微企业需要转产了），总体上保障小微企业稳定发展。

4. 第四道制度保障：用足一揽子逆周期调节工具作用

经济理论发现，金融顺周期是加剧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和中国也长期存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疫情冲击，银保监会4月发文“鼓励拨备较高的大型银行及其他优质上市银行将实际拨备覆盖率逐步回归合理水平”，虽然是一项比较好的逆周期政策，但是我们有很多逆周期缓冲工具可以选择。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受疫情冲击下企业裁员可能实在迫不得已，其也应该能清醒的意识到经济好转再招聘熟练工人难度较大。因此，如果能给企业关于未来较好的持久预期，那么一定程度会增加企业主、员工与政府共度时艰信心。人民银行的差别准备金制度，即现在MPA动态调整，可以规定疫情等暂时性供给冲击下，企业不裁员将作为企业获得贷款等融资的重要指标。2020年9月《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2020年10月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初始设定为0，是中性水平，也可以调整为负。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 （目前是1）等可以相机调整。

5. 第五道制度保障：克服李嘉图等价效应，国家对小企业的减税额度稍后由财产税房产税填补

中美冲突背景下，政府需要足够资源应对外部挑战。著名的李嘉图等价效应可能会抵消掉小微企业的减税效果（担心今天减免明天要收）。政府减免小企业税收，一方面可以通过做大小企业税基得以弥补。同时，也应该加快实施房产税和财产税，尤其是对三套以上住房疫情之后实施房产税，对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十分关键。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著名学者黄奇帆指出，社会主义中国是唯一不征收财产税和房产税的国家。目前，政府提出“房住不炒”已经深得人心，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国民的“衣食住行”领域进行权衡调控，保证平稳才是经济社会稳定的核心。最近一些地方放松楼市，似乎又要走“一涨解千愁”的老路，将社会矛盾代代转移。但是目前看，房地产成交量没有预期上升，只有在房价稳步下降的基础上，才能通过成交量上涨实现房地产对经济的合理贡献。从西方经济理论看，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典型的资本市场，其价格下降对多套房者消费无影响，如果不影响消费，在控制房价不崩溃情况下，对经济影响不大。同时，针对日本广场协议与日本失去三十年的最新研究发现，日本经济三十年低增长核心是日本人口老龄化所致，地产泡沫破裂影响没有宣传的长远和深远。

总之，百年不遇疫情下政府不能手脚慌乱，不能朝令夕改。政府要为后人种树，要稳慎处理存在的雷，绝不能为后人埋雷。政府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以改革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就能变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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