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日本控制新冠疫情的秘密武器（组图）
在遏制新冠疫情的可怕后果方面，日本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要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不妨看看柳原美香（Yanagihara Mika，音）。上周，她在东京市中心买花。即使冒着摄氏30多度的高温，她依旧戴着口罩。
“人们会盯着你看，”33岁的柳原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敢摘下口罩时说。“这就是压力。”
日本的新冠死亡率只有美国的十二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中最低的。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11位的人口大国，日本的疫苗接种数量也在全球排名第一，而且一直是全球感染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尽管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强制要求佩戴口罩或接种疫苗，也没有实施封锁或大规模监控，但日本居民基本避免了这种病毒的严重影响。在很多方面，日本让同侪压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即使是现在，随着日均病例数下降到每10万居民中只有12例（约为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政府5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近80%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或在校学生还戴着口罩，约90%的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电影院、体育馆和购物中心人仍要求佩戴口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遵守。“脸裤”一词成了流行词汇，意思是在公共场合摘下口罩，其尴尬程度不亚于脱掉内裤。
今年5月的一项政府调查发现，约90%的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毫无疑问，日本抗击新冠病毒的成果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包括国有化的医疗体系和比其他许多国家更持久的严格边境管制。
但专家表示，社会顺应性——以及从小被灌输的对于当众受辱的恐惧——是日本在预防新冠方面相对成功的关键因素。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日本法律不允许政府下令封锁或接种疫苗。科学专家鼓励人们戴口罩，避免停留在封闭、不通风、人群密集的地方，大多数人都听从了这样的指导。
经历了缓慢的开始阶段，在日本加大了疫苗的分发力度后，大多数人都听从建议接种了疫苗。即使没有强制规定，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最脆弱的人群——也有近90%接种了加强针，而美国老年人的这一比例为70%。
在日本，“如果你告诉人们向右看，他们就会向右看，”东京圣路加国际大学公共卫生副教授大西一成说。
“总的来说，我认为受他人影响而不为自己考虑是件坏事，”大西一成说。不过，他也表示，在疫情期间，“这是一件好事。”
与美国不同，在日本，戴口罩或疫苗接种从未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试金石。虽然在新冠疫情期间，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在1955年以后只有四年时间由另一个政党执政的日本，公众在应对新冠时将实用主义置于政治考虑之上。
与美国不同，戴口罩或疫苗接种在日本从未成为检验意识形态的试金石。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互相监督，也会监督营业场所，是否违反了在紧急状态期间提前关门或停止供应酒类的市政规定。
“我们收到了很多关于商店开门营业的举报，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自肃警察’，”在日本第三大城市大阪的应急部门工作的平井裕子（Yuko Hirai，音）说，“人们肯定意识到社会的目光在关注着自己。”
学龄儿童反复被教导要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在大多数公立学校，学生们都穿校服，因为害怕蒙羞，不敢不遵从学校的期望。“对日本孩子来说，被踢出团体是大事，”东京大学公共管理学副教授青木尚美说。“他们总是希望属于一个社会群体，不想有孤立感。”
孩子们受到的教育是要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学生们打扫教室和校园，午餐时轮流在食堂值日。
日本文化也依赖于一种公众自我约束的道德，这种道德可以组织成集体行动。1988年裕仁天皇病危时，流行歌手推迟了婚礼，学校取消了庆典。
2011年福岛核灾难导致严重的电力短缺后，公众自愿减少用电。（过去一周，随着东京气温上升，居民们再次被要求节约用电。）
伦敦艾伦·图灵研究所研究日本应对新冠病毒措施的人类学家詹姆斯·赖特说，在疫情期间，政界人士“利用了这种为了公共利益而自我克制的集体理念”。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导要与他人保持一致。一位教授说：“对日本孩子来说，仅仅是被踢出团体是一件大事。”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当2020年初新冠病毒从中国传播开来时，日本是最早出现病例的国家之一，疫情在人群中小规模传播，并且在停靠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大暴发。日本专家很快意识到，这种病毒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减少传播的最好方法是让人们不要聚集在狭小、不通风的空间里，或与他人密切接触。
日本东北部东北大学病毒学教授、政府顾问押谷仁说，由于执行该指导的法律途径相当有限，当局希望民众自愿遵守留在家里的请求。
即使日本有集体主义文化，但当营业场所迅速关闭、人们足不出户时，押谷仁仍然感到很惊讶。从未允许远程办公的公司让员工带着笔记本电脑回家。家人取消了对长辈的探访。代表剧院、职业运动队和举办红白喜事场所的近200个行业团体发布了冗长的预防感染方案。
公众接受了这些指导方针，总体死亡率竟然低于新冠暴发前一年的死亡率。
在大阪的一家棋牌室下围棋。棋牌室老板伊达利雄说，经常有陌生人责怪他接待太多客人。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些试图违背指导方针的人受到了公众的谴责。伊达利雄（Toshio Date，音）在大阪经营着一家专门从事围棋和将棋游戏的棋牌室，在该市要求餐厅、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关闭时，他最初试图继续营业。
在当地电视台要求拍摄这间异类的棋牌室时，58岁的伊达得到了消息并迅速关店。大阪是日本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但即使在大阪的感染数字稳定下来，棋牌室重新开业后，伊达表示，自己经常遭到陌生人的责骂，说他接待太多客人。
尽管大部分大棒来自公众，但政府也以经济补贴的形式为企业提供了胡萝卜。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2020年，日本向超过420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提供了逾405亿美元的资金。
较大的企业根据大流行前的收入获得“配合资金”，每天高达20万日元（略低于1500美元）。
2020年，日本向超过420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支付了超过405亿美元。 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激励措施并非普遍有效。在疫情的第一个夏天，由于光顾酒吧和歌舞厅的人无视专家的建议，东京市中心的夜生活区开始出现群聚感染。
当企业无视有关通风、戴口罩和酒精消毒的指导时，市政府官员被派去说服他们遵守规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对企业罚款或切断经济补贴。在东京，根据该市产业劳动局的数据，96%到98%的企业最终同意遵守规则。
专家警告说，自愿遵守并不能保证防疫的永久成功。
押谷仁说：“这种措施就像黑白棋游戏。”他将日本的新冠病毒结果和该棋盘游戏作比较，只需一步就能转胜为败。“防疫最成功的国家可能会一瞬间成为世界上防疫最糟糕的国家，”他说。
目前，居民继续屈服于同侪压力。
40岁的子部加惠（Kae Kobe，音）是涩谷一间办公室的前台，她说因为工作面向客户，所以她在上班时总是戴着口罩。
“周围的每个人都还在戴口罩，”她说。“所以很难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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