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澳媒曲解中方措辞，扩大澳中矛盾（组图）

本文译自Crikey，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孙皖宁（Wanning Sun）于2022年7月13日在Crikey网站发表了题为《误读中国的“要求”，澳媒擂响战鼓》的英文评论性文章，表达了澳媒在媒体报道中曲解中方措辞，导致澳中矛盾扩大化的观点。

全文如下：

澳中关系“冻结”长达3年后，两国外长终于展开了会谈，澳中双边关系有可能开始“解冻。”

据一些双语外交官的说法，在黄英贤和王毅会晤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精心措辞的声明，听起来中方是积极且有远见的。从各方面来看，人们会认为这总算是个好消息了。

澳中外长上周五在巴厘岛会谈（图片来源：Crikey）

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澳媒究竟是如何把一个“好故事”变成“坏故事”的。

截至目前，有关这份声明的大多数报道似乎都围绕着如何解释声明中的几句话而展开。由梅卓琳（Jocelyn Chey）教授翻译的版本如下：

“希望澳方抓住当前契机，付诸实际行动，重塑对华正确认知，同中方相向而行，为改善中澳关系减少负资产，积累正能量。一要（should）坚持视中国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二要（should）坚持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三要（should）坚持不针对也不受制于第三方。四要（should）坚持构建积极务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根据上述翻译，这似乎只是四项措辞模糊的观点，既可以被视为建议，也可以被视为双方应该遵守的原则。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细微差别，澳媒在描述这四句话时最常使用的表达是“要求”。例如，澳洲广播公司在一篇报道中称，“王毅向新政府提出了四项总体要求”，但是却没有为使用“要求”这一措辞而附上任何理由。

从那时起，澳媒的角度似乎或多或少地就陷入了一个主题，即中国又在教训我们，试图对双边关系的条款和条件发号施令。

这份声明显然是旨在启动和解进程，但现在却被当成了中国强硬/侵略性态度的进一步证据。

因此，这是一个“世界在变，吾心依旧”的例子。又是一个指责“中国苛刻，不讲理”的老套路。

（图片来源：网络）

澳媒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如何报道这一事件的论调，而且似乎也致力于延续这种单一的观点。因此，毫无疑问，在回答记者关于中方“要求”的问题时，倾向左派观点的《卫报》以及倾向右派的默多克新闻集团都报道称，总理Anthony Albanese说，“澳洲不回应要求。”

不管Albanese是否认为这些话就是“要求”，他的回应成为了所谓“要求”论调中的一个新进展，媒体似乎在摆弄他。

Anthony Albanese（图片来源：网络）

这种“要求”论调似乎是“受中国侵害”论的自然延续。

看一看所谓的“十四点不满”是如何产生的，就可以最好的理解（澳媒）这种将原始材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转化为具有特定倾向的媒体报道的过程。

在悉尼科技大学最近举办的一场论坛上，中国驻澳大使肖千及副大使王西宁都暗示，“十四点不满”是澳媒的杰作。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记者在报道澳中关系时是如何操作的，他们如何翻译外语中的特定术语，如何框定特定背景下的声明，以及如何解释可能存在多种解读的问题或事件。

这就像一个副厨过度搅拌奶油，最后得到了黄油一样。一些记者不断搅动有关中国的消息，直到它符合媒体预设的、容易消化的，以及必然具有侵略性的中国论调。这一点我们在最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一旦“十四点不满”的黄油形成，记者就可以使用了，就好像它本来就不是奶油一样。

大约一年前，澳洲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指出，《悉尼晨锋报》的Peter Hartcher把中国的“十四点不满”说得好像是针对澳洲政府的某种官方意见。

芮捷锐称，Hartcher反复强调这些“要求”，就好像它们具有挂在Wittenberg University教堂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一样的地位（《九十五条论纲》曾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严重的误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决定如何将一句中文翻译成英文时，存在很多事利害攸关的事情。也表明了一个特定的术语——无论是故意还是无知的误译——是如何产生的。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问题往往不在于翻译的不准确，而在于故意的过于准确。很多时候，那些受众为精通革命性语言的中国国内听众的比喻或措辞，最终被逐字逐句地翻译。当这种“忠实”的翻译适合记者的目的时，那对记者来说就太有诱惑力了，即使有些人很清楚发表夸张言论的适当文化背景。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习近平主席去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的讲话。

习近平在党内的一些讲话被西方媒体翻译为 ：“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欺负、压迫或奴役。那些妄图这样做的人是在与由14亿多中国人民的血肉之躯组成的钢铁长城相撞，最终将使自己头破血流。”

从《澳大利亚人报》再到《洲金融评论报》，澳媒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中都使用了类似的耸人听闻的表达。相比之下，官方的中文翻译更符合原意：“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对于西方记者来说，事实证明，血淋淋的文字表达太诱人了。

字面翻译在澳洲媒体中掀起了一股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焦虑浪潮，但正如前外交官 Colin Heseltine所认为的那样，习近平的讲话并不值得“更为鹰派的评论家们做出令人惊恐的解释。”

Raby所说的“误读”是因为缺乏中国文化素养，还是记者的专业判断力差？或者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心态，甚至是具有政治动机的后果？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威胁论的说法让许多评论家乐此不疲，也是让主流媒体得以生存、记者得以就业的众多热门话题之一。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理由改变报道的方向。新一届政府打算改善澳中关系，从新闻角度来说，这不一定是个好消息。如果故事中没有冲突，那么卖点在哪里呢？

Raby在评论澳媒的误读癖好时，分享了自己宝贵的专业建议：在评论外交和外交政策时，了解Demarche和Aide memoire之间的区别是有帮助的。法语让人觉得有点困难，但前者是一个政府要求另一个政府采取或停止某些行动；后者是帮助一方或另一方回忆所讨论事项的备忘录。

但知道其中的区别并不能提高报纸的销量，也不能刺激用户点击链接。

就像喜欢把什么都当场钉子一样敲的锤子一样，鹰派评论员和政治家在不加思考的记者的推动下，可能会继续无视这种建议。而就中国事务而言，就是确保对抗性新闻的车轮不断前进。

作者孙皖宁（Wanning Sun）：悉尼科技大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媒体和传播学教授。自2016年以来担任澳洲人文学院研究员，目前是澳洲研究理事会专家学院的成员（2020-2022）。她也是中国媒体和文化研究专家，以研究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变革，以及软实力、公共外交而闻名。

（Gleen）

本文译自Crikey，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