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处分的彩虹：失落的，接力的（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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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像是暗号……我们不需要更多交流就能确认对方是安全的，有互通语言的人。”」

2019年6月15日，上海，参与者参加了一埸LGBT的派对。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7月18日，清华大学因放置彩虹旗对学生给予处分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5月14日，两名学生在校内超市留言墙桌子上放置了10面彩虹旗，当日即遭约谈，甚至被校方威胁「可能影响毕业」。6月底，二人收到拟处分告知书，称其未经批准擅自发放宣传品。7月，两位同学将书面申辩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中，引发关注。

2006年，中国大陆第一个高校彩虹小组在中山大学成立。2013年至2018年，性别学生社团经历了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发展，同时自2014起，又遭遇着社会整体包容度的下降和校方手段愈发严苛的管控。2019年发布的《中国高校LGBT社团调研》中，参与调研的50个社团，有28个面对着较不友善或极不友善的校方态度。

2021年7月，线下空间逐步压缩至线上的高校性别小组，又经历了集体失声，20多个社团账号一夜间消失。一年后，象征骄傲和包容的「彩虹」再次因被处分而引发关注。

在逼仄的生存环境和一次次集体创伤下，端传媒再次访问不同时间段的高校彩虹小组成员，他们有人深陷无力感，有人想选择逃避，有人将「彩虹」佩戴在身上成为日常，在彩虹意象的象征，过去活动里那些或振奋、或浪漫、或与学校百般周璇的故事，以及行动的传承和接力中，我们试图还原一些关于「无力」与「动力」的碎片。

清华大学学生于校内超市放置彩虹旗被处分。图：网上图片

Bobbi：“当时的兴奋和活跃，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种子”

Bobbi 是中山大学2011级的本科生， 如今在美攻读社会科学方向博士。2014年5月17日（注：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在前期校方约谈、取消讲座等重压下，Bobbi 参与的中大彩虹小组仍然在夹缝中进行了校内彩虹旗快闪。但之后两年小组遭遇了校方更严苛的对待，原本的指导老师离职，又失去校内活动场地，并不可避免地经历约谈与重组，「它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一样」。

于我而言，一切起源于宋素凤老师《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的公选课。

这门课每一节都会邀请不同主题的讲者，如跨性别者、性工作者、同性恋、女性自慰研究者等，他们总会提出挑战你原本知识体系和性别认知的观点，因此当时很热门。虽然名额仅200人左右，但有不少旁听的学生，有人坐在阶梯上，有人站在门口，有人甚至趴在窗外，教室里里外外都会被塞得满满的。

2013年9月，我报名了公选课的助教团，直到2015年毕业。由于当时中大彩虹小组已无法通过校方社团注册的审核，因此小组也以所谓助教团的形式存在。中大当时整体氛围是自由开放的，跨学科交流也很密切，政治参与的话题讨论在学校里热度很高。彩虹小组那时有微博、微信公众号，公选课也有自己独立的发声账号。我们几乎每周都有更新，大家当时都像打鸡血一样在做事，觉得可以做一些改变社会的事情。

但同时，环境也在这一时间段恶化。

例如当时朱健刚老师（曾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开了10年的公民课，2014年是它存在的最后一年。那年国安查得很严，我们有时会在课堂上发现陌生的面孔，不是上课的同学，而是来监听的人。同年5月15日，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论自由和社会公义」的讲座被临时取消了。这些都是风向标，意味着学校可能受到了某些压力。

2014年「5·17」活动前后，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和阻拦。那年活动我们筹备了一两个月，计划了如青春歌舞会等很多活动。但组里的同学陆陆续续被辅导员约谈，要他们「不要走得太近」。于是我们表面说不再有活动，也的确砍掉了很多，但仍然保留了当天「口耳相传」的彩虹旗快闪。

快闪第一个地点是图书馆，那里人流量大，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我们把长约20米、宽约10米的巨幅彩虹旗塞进行李箱，拖到图书馆门前再合力掏出来，展开，合影，这个过程花了十几分钟。第二个地点是进士牌坊，是中大校内最悠久的历史建筑。牌坊前有一片很大的草坪，我们把彩虹旗展开后，又举过头顶，大家跑到旗子下，一边跑一边跳，就像在彩虹旗下跳舞，一些路过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

最后我们去了永芳堂门口，这里是中大历史系的办公学习场所。把那幅巨大的彩虹旗展开又收起来后，我们在永芳堂前围成圈，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小的彩虹旗，一起拥抱。当时有一对从香港来的艺术家同性伴侣，也到现场支持我们。

那天到现场的人有很多，甚至有人早早等在我们快闪的第一个地点：图书馆。当学生们发现原来在学校是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都很振奋。此事过后，校方也没有太追究。甚至2014年秋季，我们举着「广州高校彩虹小组」的旗子，到香港参加了同志游行（Hong Kong Pride Parade），我们还畅想着2015年的「5·17」活动，以为第二年还能接着办。

但事实上，2015年的彩虹旗活动我们就不再能公开宣传，地点也转移到了校外。到了2016年，《社会文化与多元性/别》公选课开课申请不被通过，中大彩虹小组也被打压得差不多了，基本都散了。过去几年我很少再公开提那些事情，它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梦一样。

这次清华学生因彩虹旗被处分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创伤没有去年公众号集体封号来得大。去年的感觉是死透了，不让发声，如同没有存在过。

当年彩虹小组里的成员，如今有人在英国做酷儿平权的NGO，有人在国内做了几年社工后出国读书了。原本留在国内NGO的朋友，最近也辞职了，在国内做NGO真的很辛苦，生存压力太大。

面对国内这种逼仄的环境，肯定有无力感。我习惯把微博当作我的宣泄平台，会转发和吐槽，但有时候看得多了也会逃避，最近我沉迷抖音，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要逃避。但我也尽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参与一些事情，发声也是一种参与，做什么可能不一定有用，但不做什么就肯定没用。

有人在微博给我留言称，很感谢当年彩虹小组给过他的帮助。其实我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帮助，但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当时一个珠海中学生在微博上向我们求助，他是一个同性恋，家里想要带他去精神病院，因为有医生说可以给他提供电击疗法，「矫正」性取向，他很害怕，就来找我们帮忙。我们小组就尝试着给他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怎么去跟家里、医生沟通，去避免电击疗法这样荒谬的事情。

如今我重新翻看几年前的照片，才发现它们真的很有力量，到现在还会觉得振奋人心，过去那些「似乎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行动，当时的兴奋和活跃，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了种子，至于能不能发芽，有没有发芽的条件，我就不知道了。

2013年1月25日，北京的公寓里，一对女同志的一幅画。摄：Jason Lee/Reuters/达志影像

房飞：“彩虹是酷儿身份的标签，同时也代表着包容和多元文化。”

房飞，西安某高校性别小组的创立者，小组仅运行了两年，在校方不断约谈，甚至要求室友监视行动的压力下，被迫解散。

在组建性别小组之前，我其实是一个小粉红，是在儒家传统文化建构下成长起来的，一个非常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学生。

我来自一个农村的单亲家庭，曾被家暴，并且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一直有困惑。虽然成长过程中会意识到一些如被迫婚嫁等不平等的存在，但只是朴素地认为不合理，并不知道如何认识、解读，甚至抗争它。契机是2017年4月，当时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还能在各地举办影展，我很偶然地参加，接触到了性别议题，并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解构世界，重新审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之后邀请酷儿小组到我们学校放映，活动后询问参加者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一起做些什么，于是有了小组的雏形。

2017年5月，我们尝试向学校申请成为一个注册社团，但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找到可以挂靠的学院和老师。时值期末，我们便主要经营公众号和做科普手册，到了第二学期，我们才开始和其他社团一样招新，和进行线下活动。2017年9月到2018年6月，我们进行了十几场线下活动，包括6月骄傲月的骑行、观影、真人图书馆、科普及其他倡导类的活动。我们还做了有关西安四所高校同性恋环境友好度的调查，每个学校发放了200份问卷。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5月17日的活动。那一年，我们一边与巡查保安打游击，一边在校内派发了两百多个彩虹的胸章、贴纸和彩虹旗，并在西安的大学城广场上，放置了5米×5米的大展板，写着「5·17不再恐同日」。展板中留出空白，邀请路过的人签名，甚至邀请了当天在广场表演的乐队到我们展板前演出，因此吸引了更多签名。

对我来说，彩虹是酷儿身份的标签，同时也代表着包容和多元文化。我记得2018年活动期间，我们曾收到一条私信，提到他在路上看到我们的社员派发彩虹饰品，并且戴着彩虹丝带，那一刻他感受到社群里是有其他人的，自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

我们在做活动期间其实被约谈过很多次，最开始学校党委书记认为我成绩不错，是个乖学生，可能被「带坏了」，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边应承说解散了，一边继续更隐蔽地做活动，例如宣传上不写具体的活动时间和地址，在前一天时才会私信通知。

2018年10月的紫色纪念日，我们在学校标志性的建筑楼前摆放了反对霸凌的展板，还穿了相应的文化衫。不巧的是，校长从我们面前经过，气愤地说「这个社团怎么又出现了」，于是小组成员又被约谈了一轮。

2019年秋季，我们邀请了一些女权主义者到校内做线下的工作坊，没想到被国安盯上了，工作坊一开始，警察便冲了进来，因此小组的骨干成员都被波及到了。这次的处分就不只是约谈了，有的被室友监视活动，有的不允许出校，出校需要写报备申请，还有的要求写悔过书，有成绩好的同学被影响到了奖学金的申请。

此后，我们就彻底解散了。

2021年11月5日，LGBT组织同促在线的微信账户被注销。摄：Ng Han Guan/Reuters/达志影像

胡士托：“彩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抗议、要求表达自由和异见自由的象征”

胡士托，上海某高校彩虹小组核心成员。

在彩虹小组的那几年，经历了很多不被理解和艰难的时刻，甚至有LGBTQ+的朋友说，「我们不需要被你们代表」。

2017年10月前后，我们递交了多次社团申请书，但迟迟没有得到校方回应，在学校社团联合会任职的同学甚至称我们为「一个不当社团」。2018年4月，在举办#MeToo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求校方建立反性骚扰的体系，结果被校方威胁、冷处理。

2018年5月，我们在中午饭点人数最多的时候，给经过的同学脸上绘制彩虹，那天至少两三百个学生先后加入，还有专门翘课来贴彩虹油画棒的。2019年，我们计划邀请同学在5月17日佩戴彩虹元素的饰品，并拍摄相关记录短片。然而16日晚，学校老师冲入了我们筹划活动的教室，对在场学生逐个进行单独约谈。翌日，保安及老师们又在校园主干道上围堵盘问有彩虹旗或相关标志的学生：「知不知道彩虹旗/标志的意思？」「跟该社团有没有关系？」

当我们还可以围绕彩虹这个标志做一些活动的时候，社群间的互动都很友好，没有区分「粉红性少数」这样的群体；但当这种活动不被允许时，「爱党爱国」就成了一个界限，大家都很害怕。

得知了学校保安在巡街查问之后，我就从学校离开，去了一趟松江大学城，松江大学城里有多所上海高校，校与校间没有围墙。令我很惊讶的是，那一年以「社会性别研究会 」申请到中国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的华东政法大学，宿舍楼外没有一面彩虹旗。

对于我和身边的社群伙伴而言，彩虹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在经历多年的打压后，彩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抗议、要求表达自由和异见自由的象征。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后来甚至约谈了18年秋季和19年春季学期作业里涉及彩虹话题的学生，而2019年5月17号那天，长三角一代可能只有东南大学的学生组织，顺利开展了活动。

2019年6月15日，上海，参与者参加了一埸LGBT的派对。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小包：“彩虹元素成了日常的一部分，像是通过这种形式，将当年做的事延续下来”

小包，成长于香港新移民家庭，北京师范大学2016级本科生，过去，他们以「无大台」、议题推动的方式零散地进行学生活动，因为「太知道学校想怎样了」。

我所在的性别社团是一个很闲散的小组，我们刻意地无组织化，想要做事的人便一起来，每个人都有权对活动进行自己的提议，或进行一个活动的分支，活动后也很少联系，像彼此的默契。因此我们的小组可以说是「年抛」、「月抛」，甚至是「次抛」的。在校园环境收缩下，这种「无大台」的形式让我们少了很多被约谈的经历。

2018年5月，网友「票圈君」在北京798艺术区发起国际不再恐同日的纪念活动，活动尾声时，有佩戴彩虹标识的参与者被保安拦下，并发生肢体冲突。看到这件事后，我就在朋友圈号召大家从5月17日开始，佩戴一个月的彩虹配饰，并且给北京同志中心（注：北京性少数平权NGO）发了一个照片合集。只是那个合集发出去当天，图片就消失了。

2019年，我们开始在校园里感受到氛围的收紧。

学校开始「变聪明」了，他们会关注我们的活动推送，知道时间会提前，因此5月初就会有人观察学生有怎样的动作。我记得五月十几号，我在宿舍楼下挂了一个袋子放彩虹旗，以这种方式派发给社群和支持社群的伙伴，但没多久就被学校的工作人员清理掉了。

同时，校方也开始约谈参与活动的学生，包括撰写文章的同学，以及在性少数NGO中实习的学生。由于当时香港正在发生社运，我也被辅导员约去聊天，要我「不要相信什么，也不要说什么」，很微妙地提醒了一下。

那年5月17日，台湾通过同婚法案，为了庆祝，我们将彩虹元素的明信片以「落」的形式，放在某教室的抽屉中，在微信群里通知朋友们去拿。发完明信片后，我在寝室楼下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她当天全身贴满了彩虹，我递给她明信片时，她说：「Happy Pride.」

我觉得无力感是很难走出来的，只要我一天认识简体中文，就不可能走出这种无力感。但愤怒还是会有的，所以仍然会关注，会声援。

事实上，中国国内的紧缩是可以预料到的，你在看着一个东西慢慢塌掉的感觉，所以也曾经寄希望于境外，包括香港。2020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香港，在G点TV做志愿者时，很坦白地讲述了自己之前的经历，当时的负责人说，可能香港也要学习这些经验了。只是没想到，一语成谶。

不过由于之前的经历，我现在每天都会在身上佩戴一些彩虹饰品，它们变成了我日常的一部分，比如包上绑一条彩虹旗，像是通过这种形式，将当年做的事延续下来。彩虹像是暗号，就像那年我在宿舍楼下遇到的女生，我们彼此不认识，之后可能也再没见过，但因为这个元素，我们不需要更多交流就能确认对方是安全的，有互通语言的人。

2022年1月13日，北京清华大学。摄：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李彩：“行动才能走出无力感”

李彩所在的学生小组，在安全因素考量下，被描述为「距离清华彩虹小组『Purple』只有一公里的学生小组」，他们在同时期校内其他的学生运动影响下，摸索着行动的边界。

我们是和清华的性别小组purple前后脚成立的。表面上两校学生会彼此互黑， 但其实大家关系很好，也会一起玩。 这次被处分的同学，此前也有被约谈的经历，这次是直接给了处分。但从他社交媒体透露的状态来看，并没有被击倒或充满抱怨，而是仍然很坚挺，好像学校压得越紧，他反而越有信念和意志力去做事。

2015年，清华的purple成立后，我们也开始筹备。虽然一直无法在校注册，但发展到2016年，我们已小有规模，并系统地分化成了8个部门，有负责内部联系和社交的，有负责撰稿的，有在线交友的，有做学术调研的，还有团体心理咨询小组等，每个部门有10到20人，整个小组有100人-110人左右。

压力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2017年，由于在一篇推送中提及团体心理咨询小组有校心理咨询老师的支持，因此相关负责人被校方约谈，要求我们在推送中不再出现和学校名字有关的字眼。此后，心理咨询的小组改称「颐和园5号的神秘柜子」，而我们也逐步发展成了北京区域的高校性别小组，后来甚至有其他省份的学生也参与进来。

其实同时间的清华彩虹小组也是一样，他们最初叫「清华purple」，后来改成了「五道口purple」。

我们每年都会做彩虹相关的周边，而且这个周边每年都会卖得很好，通过售卖周边，也可以支撑小组的其他开销，比如嘉宾费、团建费等。但我们并没有太多走到校园内，走入公众视野中的行动，因为同时期学校在发生其他的学生运动，他们都很勇敢，我们看到行动到那个程度之后可能是怎样的后果，如果无法承担，就稍微往回收一点，然后再在边缘去试探。

2018年，校园里有引起较大公众关注度的MeToo运动。当时有十几人的连署，要求学校公开公布相关数据，以保证校规校纪里写到的学生知情权。同时还有马会（注：马克思主义协会）的同学，在中午人流量最大的时候，跳上学校食堂餐桌，进行公众演讲。其实，马会、MeToo以及性别小组的成员，都有交叉的，只是大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跟自己关联更紧密、更紧迫的议题，去参与行动。

这些行为其实是走到很前面的，当然也会引起校方更多的关注。后续就是，马会的核心成员有人失踪了，有人「自愿退学」，很多人签保证书，或被校方一遍遍约谈。

在环境收缩，和越来越多校外伙伴参与小组的情况下，我们后来的主战场就在公众号，在赛博空间里发挥公众影响力，及服务社群伙伴。我们每一年都会定期发表学术文章，虽然可能这些研究无法在国内学术期刊中发表，但我们也发现一些调研的PDF在时隔很久后，还有人会在后台反复收取、阅读。同时，团队心理咨询的小组后来活跃度非常高，有一年还推出了春节不停歇的活动，在年节这种可能遭遇原生家庭冲击的时间节点，提供了一个可以彼此陪伴的空间。

也因如此，2021年7月众多高校彩虹小组被同时炸号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相当于在一瞬间，大家就失去了发声渠道。

我记得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晚上，当时我已经退出性别小组的运作了，但还在群组里。看到炸号的瞬间觉得很难过，就去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澡。洗澡前，群里大家都在表达情绪，但洗完澡出来，群里已经在商量对策了，有人去申诉，有人去备份。到了第二天，群里甚至出现了一大张思维导图，罗列了接下来要进行的行动和时间节点。与此同时，在我们其他没有被销号的社交账号里，收到了很多私信说备份了我们的文章，有需要可以联系。

也是在那个时刻，让我们知道，这个小组不只是一个自嗨的事情，而是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行动才能走出无力感，在大家迅速的行动里，我才意识到，这个小组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杀不死的，是可以被接力的。

因隐私及安全，以上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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