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脱钩？德国报告的启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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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趋增大，然而，近年的新冠大流行不断提醒德国政商界人士这一问题的脆弱性。

过去几年，有关中国与西方脱钩断链的报道不绝于耳，各种消息令人目不暇接。许多报道要么属于肤浅的唇枪舌剑，表现为缺乏逻辑自洽的主观臆断，要么停留在表面叙事，背后煽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真正从客观、理性和发人深省角度展开的讨论并不多见，而从第三方角度谈论中国与美国未来关系的更是凤毛麟角。

从世界范围来看，逆全球化的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对产业链的冲击乃至一国经济的挑战，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会遇到，这主要由一国经济结构、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而定。如今，在德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人们也开始担忧与其他国家脱钩的问题，而这绝非杞人忧天。

三周前，德国一家智库发布了一份政策咨询报告，这份题为“地缘政治挑战及其对德国经济模式的影响”（Geo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en und ihre Folgen für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modell）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为上述议题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养分。报告一经发布，就被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并由英语媒体传播，为其他国家参与话题提供了燃料。

首先，有必要交代一下这份报告出炉的背景：地缘政治变化正影响着德国经济。具体而言，就是新冠大流行，尤其最近的俄乌冲突，暴露出德国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这让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德国长期奉行的全球化，以及与此配套的商业模式的有效性。为此，位于德国工业重镇的巴伐利亚商业协会委托设在慕尼黑大学的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完成了这项研究。由于研究期限很短，仅持续两个月，且在俄乌冲突暂无消停的背景下进行，因此，这份报告多少有些应急的成分。

应急意味着突发和重要。拥有人口约8300万，国土面积约35.7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中国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面积之和的德国，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根据“报告”，2021年德国出口货物和服务几乎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考虑到整个供应链和外国投入对德国出口的贡献，德国30%以上的附加值需要通过出口才能实现。对于德国工业来说，这一比值高达60%左右。因此，报告认为德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和中国。一句话，德国的繁荣依赖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经济体系中平稳运行的价值链。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比如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都会对德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深刻影响，其中一些调整和变化恐怕是长期和难以逆转的。

咋一看，这份报告似乎与中国关系不大，因为标题没有“中国”。不过，阅读全文，会发现中国无处不在，总计39页的报告出现“中国”达160次之多。这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德以及中欧之间经济往来十分密切，在某些领域甚至高度依赖。尽管这份报告的目标读者是德国政商界人士，但涉及中国的内容仍让人充满好奇。

就方法论而言，报告只是将国际贸易理论中成熟的模型应用到具体问题上，包括65个经济部门和120个国家，涵盖了全球90%以上的附加值。考虑的变量包括贸易流、贸易量、部门附加值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各类贸易壁垒等。在此基础上将脱钩细分为单边脱钩和双边脱钩，对峙双方又分为单一国家对单一国家，单一国家对联盟国家，联盟国家对单一国家以及联盟对联盟等。此外，国家或组织间脱钩断链的程度和范围也各有不同。在这些设定下，报告为中德、中欧、中美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能够想到的未来提供了可能的画面。为便于阅读，报告略去了大量冗长的计算过程，仅对关键的技术环节进行了说明。

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报告的分析逻辑是严谨的，得出的结论新颖但不出意外。除去贯穿始终的定性分析，还有定量描述，这或许是报告最大的亮点。

为模拟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动态演进，报告的第四部分即“贸易政策方案的经济影响”，假设了逆全球化的五种情形，由简入繁，依次为：

情景一：将生产迁回德国或邻国；

情景二：欧盟与中国脱钩；

情景三：联盟形成-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

情景四：联盟形成和贸易协议-西方世界与中国脱钩，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

情景五：欧盟与专制国家脱钩。

过去几十年，德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趋增大。1990年中国占德国货物贸易的比例不到1%，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5%。作为德国在商品领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近年的新冠大流行不断提醒德国政商界人士这一问题的脆弱性，比如，中国的生产或港口设施的封锁可能使德国的整个价值链和生产工厂陷入瘫痪。

有鉴于此，德国社会各界和大众媒体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讨论与中国脱钩和将生产环节迁回德国的替代方案，以此减少潜在的外部冲击，提高德国经济的柔韧性。然而，无论将生产迁回德国，还是迁往欧盟27个成员国、土耳其或北非，都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前者令GDP减少9.68%，后者降低4.17%。不仅如此，德国的举动还会让中国和美国蒙受损失，因为德国同时是美国和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或许，报告的作者有感于英国退欧对欧盟和德国的冲击，在定量描述德国与外部世界切断联系可能遭受的损失时，多次用英国脱欧来进行直观的比喻。在作者看来，英国退欧令德国经济付出了实实在在的惨痛代价。

如果欧盟与中国的单边脱钩，德国的GDP将下降0.52%，中国GDP下降0.42%。欧盟其他国家的GDP将小幅下降0.38%，世界其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报告认为，如果欧盟与中国的单边脱钩，那么，德国遭受的经济损失大概是英国退欧造成损失的四倍。

如果欧盟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中国对欧盟采取类似报复性措施，那么，从长远来看，中国损失的GDP将是单边脱钩的两倍。此时，德国和欧盟其他国家也将承受更大经济损失。对于德国经济的影响，估计是英国脱欧的六倍以上。

如果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单边脱钩，西方联盟（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将协调行动，提高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成本，此时中国GDP将减少1.49%，比西方国家的损失高出两至三倍。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其他地区不会因为西方国家单方面拒绝中国进口而受益。

如果中国和西方发生贸易战，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那么，所有国家无一幸免，都将面临巨额经济损失。其中，中国GDP下降约2.27%，德国下降0.76%，是英国脱欧给德国带来损失的五倍以上。欧盟下降0.49%，美国下降0.48%。世界其他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总量下降0.24%。

以上是报告前四种情景中与中国有关的片段。虽然涉及到一些地缘政治因素，但这四种情况基本属于地理划分。第五种属于意识形态归类，这是一种全新的提法。对此问题，不要说现有教科书不会涉及，就是最新的学术论文也鲜有讨论。回顾欧洲历史，即使在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期，也没有出现切断彼此间贸易往来的提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最新语境中，脱钩不仅意味着斩断经贸往来，还包括终止人文交流等，大有中国老话“老死不相往来”的阵势。

情景五中的“专制国家”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21年推出的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将地球上59个国家列为“完全专制”（fully authoritarian regiems）国家，占全球人口37%，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诺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最近的文章（2022年8月23日）也援引此名单，认为“这59个政权中，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强大到足以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来自中国的挑战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俄罗斯的问题集中在军事方面。

59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但也有例外，比如名单上就包括卡塔尔、沙特和科威特等石油高收入国家。这说明一个国家是否专制与富裕程度关系不大，也不由人均GDP来定义，而是由意识形态以及依此形成的一整套体制决定的。

情景五之所以在报告中单独提出来，与最近的俄乌战事密不可分。目前，在德国政界和商界，围绕与专制国家贸易的讨论已成为热门话题，一些激进人士呼吁完全停止与所有独裁政权的经贸联系。报告通过图表和数字罗列出独裁政权在德国、欧盟和世界其他国家外贸中的分量和比值。数据显示，德国所有出口中，有大约12%是出口到专制政权的国家，同时，德国近15%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其他独裁政权。德国与专制国家的贸易额比德国与欧盟27个国家贸易的总和还要大。

无论未来欧盟单方面减少与独裁政权的贸易往来，还是与这些国家打贸易战，德国都将承受巨额的经济损失，预计德国GDP下降1.16%。如果与所有专制国家发生贸易战，下降幅度将达到1.69%。与仅同中国脱钩的情形相比，此时德国需付出双倍以上的代价。

可以说，在五种情景中，第五种最糟，也是中方应该极力避免的。无论中国人喜欢与否，这份名单都是不可回避的存在，它正在影响西方世界的媒体舆论和公民认知，大有以此划分阵营，成为部分国家制定对外政策依据的可能。一言以蔽之，中国研究者对情景五提到的相关问题需认真对待，这符合从坏处着想，往好处努力的逻辑。

就在本文完成之际，《纽约时报》（2022年9月2日）发表了“‘中国制造’地位不再？科技公司逐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署名文章，指出随着地缘政治和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带来的担忧与日俱增，苹果、谷歌等公司正逐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而这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例。

国际关系领域流传一句老话：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此处的“利益”狭义理解为经济利益的话，那么，最近的地缘政治动向表明，这句话其实并不准确，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来制裁俄罗斯的举动。因为在这些国家政府看来，这个世界还有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公平、正义与维护国家主权等等。虽然很多国家都高喊这些人类美德，但在现实理解与实际执行上却存在千差万别，大相径庭也是常有的。

最后，尽管德国报告属于应用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尝试，考虑的变量应有尽有，但在现实世界里，有些情景是无法量化的。此外，大凡涉及未来，总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这些难以克服的技术局限，可能损害报告的有效性和解释力，特别是定量分析部分。不过，如果这份报告能激发中国研究者更多的思考，那么，它也就实现了报告作者们未曾预料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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