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关于中国崛起的错误预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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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世界报》的评论“关于中国崛起的错误预测”写道，中国近期平均出生率降至1960年水平，人口逐渐老龄化将导致北京无法实现其远大的计划。

清零政策和中国的低生育率不无关联

文章开头写道：“2021年7月起，中国政府开放三胎。然而，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甚至宁愿成为丁克家庭。在永无止境的新冠防疫政策中、在这个青年高失业率和生活及教育成本上升的时代，许多人正在推迟生孩子的计划。”

文章引用《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专家易富贤的话：“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数一直被高估，总人口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并不像当局声称的那样有14.1亿人口，而是不到12.8亿。”

“他对出生和入学的官方数字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了一些差异。易富贤表示：‘地方当局经常夸大数字以领取更多教育补贴。’此外，易富贤还警告：‘对中国造成问题的不仅仅是低出生率，人口也正在逐渐老化，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鼓励生、 限制生、 催着生！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

多生是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是大力鼓励生育的。50年代初，中国政府禁止非法打胎，严格限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的条件，并效仿前苏联，给多生多育的妇女以“光荣母亲”、“英雄母亲”的称谓。生孩子达到5个为“光荣母亲”，10个为“英雄母亲”。

作者接着写到：“老龄化的人口将使政府无法实施雄心勃勃的计划。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将给卫生医疗系统带来压力。中国科学院已经在2019年预测，国家养老基金将在2035年耗尽。易富贤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的崛起将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将是快速、长期的衰退。而中国领导层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它生活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环境，没有收集现实的人口数据。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战略扩张，将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

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成功扭转出生率的下降趋势。2021年，中国生育率（每位妇女的孩子）为1.16，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国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 即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

作者认为，出生率下降与新冠疫情以及育儿成本上升有关：“严格的清零政策已经维持了两年半。失业率因此上升，在年轻就业者中更为明显。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时每5个25岁以下的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城市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也正在飞速上涨。”

“为了鼓励人们多加生育，北京政府正在采取与日本类似的行动：降低育儿花费、年轻夫妇获得住房补贴、延长产假并且提供三胎奖励。在日本，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是昂贵和低效的。在中国，这些措施至今也仍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例如今年开始，妇女获得堕胎的机会变得更加困难，只许进行‘医学上必要的’堕胎。国家强迫妇女生下不想要的孩子，以增加人口。”

柏林出版的《日报》刊登一篇题为“新的万里长城”的文章，记录作者从德国飞往中国的经历。作者指出：过去中国的长城是为了阻止外来侵略者而修建的。如今自新冠大流行以来，中国再次筑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清零”的堡垒。

作者于文章开头分享自己在德国和中国的不同遭遇：“当踏上飞机时，我终于离开了过去几周在德国体会到的那种‘与病毒共存’的现实，开启返回中国的旅程。在这里，空乘们看起来就像火星人，她们从发际线到指尖都被白色防疫服覆盖，腰间绑着巨大的消毒剂喷雾罐。”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反差再大不过了：今年夏天，我在大流行病爆发后第一次拜访了我在柏林的家人、参加家庭庆祝活动、在编辑会议上进行辩论、在嘈杂的酒吧与老同学见面。另一方面，在北京，我每天都要排队做核酸检测，为了可能发生的封城事先囤积粮食。当德国人抱怨火车上必须强制配戴口罩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红色臂章的人24小时站在我的公寓外，要求我出示手机上的健康码。一些德国人可能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的新冠独裁政策，但我确实经历过这种情况。”

作者认为，出生率下降与新冠疫情以及育儿成本上升有关：“严格的清零政策已经维持了两年半。失业率因此上升，在年轻就业者中更为明显。官方数据显示，7月份时每5个25岁以下的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城市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也正在飞速上涨。”

“为了鼓励人们多加生育，北京政府正在采取与日本类似的行动：降低育儿花费、年轻夫妇获得住房补贴、延长产假并且提供三胎奖励。在日本，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是昂贵和低效的。在中国，这些措施至今也仍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例如今年开始，妇女获得堕胎的机会变得更加困难，只许进行‘医学上必要的’堕胎。国家强迫妇女生下不想要的孩子，以增加人口。”

柏林出版的《日报》刊登一篇题为“新的万里长城”的文章，记录作者从德国飞往中国的经历。作者指出：过去中国的长城是为了阻止外来侵略者而修建的。如今自新冠大流行以来，中国再次筑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清零”的堡垒。

作者于文章开头分享自己在德国和中国的不同遭遇：“当踏上飞机时，我终于离开了过去几周在德国体会到的那种‘与病毒共存’的现实，开启返回中国的旅程。在这里，空乘们看起来就像火星人，她们从发际线到指尖都被白色防疫服覆盖，腰间绑着巨大的消毒剂喷雾罐。”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反差再大不过了：今年夏天，我在大流行病爆发后第一次拜访了我在柏林的家人、参加家庭庆祝活动、在编辑会议上进行辩论、在嘈杂的酒吧与老同学见面。另一方面，在北京，我每天都要排队做核酸检测，为了可能发生的封城事先囤积粮食。当德国人抱怨火车上必须强制配戴口罩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红色臂章的人24小时站在我的公寓外，要求我出示手机上的健康码。一些德国人可能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的新冠独裁政策，但我确实经历过这种情况。”

“目前，想离开中国去往别国是没问题的，但想要再次回到中国却是一大难题，足以把人逼疯。首先是机票，由于95%以上的国际航班被取消，巨大的需求和极少的供应量导致机票价格暴涨。”

作者提到，在出发前7天除了必须每天向航空公司告知体温之外，还要在不同时间进行抗原和核酸测试，只有在交齐材料后获得中国大使馆发送的“健康码”，才能顺利登机。

在抵达目的地厦门并且隔离11天之后，作者表示，他的惊奇之旅还未结束：“我落脚的厦门市在过去几天里发生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染，尽管一周内只有大约40个病例，但当局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400多万居民每天都必须接受大规模检测，甚至连进口的鱼类生鲜也要接受检测。”

隔离结束后，作者在去往北京的火车上被警察拦了下来：“由于厦门被宣布为高风险地区，24小时后我又被隔离了。经过30天、三次飞行、两个检疫中心、14次核酸测试和一趟火车旅行，我到达了北京。但只有当我的手机上的健康码转为绿色时，我才被允许离开我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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