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中国人状告自己国家：这个日本人，被骂了27年（组图）

在日本东京港区，有一间小小的法律事务所，叫“一濑法律事务所”。

它坐落在两座高层法律大楼之间，和周围豪华气派的建筑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74岁的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就住在这儿。

● 一濑敬一郎

与日本大多数律师的高收入、高地位不同，一濑没什么钱，为了节省开支，他平时吃饭、睡觉、工作，都在这间狭小的律所里。27年来，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免费帮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打官司，状告的对象是日本政府。从“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案，到“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再到发起“中国文物返还运动”，他帮助无数中国人在日本发声，要求日本政府认罪、道歉和赔偿。

这是件注定孤独、注定艰难的事情，有日本同行骂他“卖国贼”，骂他是“中国人的狗腿子”，但他从未动摇。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一个日本人会如此热心地帮中国人起诉他自己的政府？他执着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和隐秘？

一濑敬一郎出生于日本熊本县，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95年。那时的他47岁，到哈尔滨参加一场法律研讨会，遇到了一群从浙江义乌偏远山村来的农民，这些人都是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

他们向一濑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一个老人说，自己一家14口，一夜之间死了12个，侥幸活下来的2个，余生也被后遗症折磨得痛苦不堪。

一濑大感震惊，他问老人，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不去日本起诉政府？老人瞪大了眼睛：政府也是可以告的吗？一濑点头。他看到老人的眼睛里浮现出光亮，但很快，那道光又黯淡下去。老人告诉他，我们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连城里都没去过几次，又该如何千里迢迢跑到国外打官司呢？

老人的绝望，让一濑感到一种难以言明的难过，他从来不知道日军在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日本国内很多人在刻意回避那段历史，右翼势力甚至通过篡改教科书等手段，企图把当年的罪恶从下一代的记忆中彻底抹去。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一濑说，“一个否定历史、欺骗民众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上天给了我一项历史使命。”从那一刻起，一濑下定决心，要凭借自己的法律专长，帮助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

同年12月，一濑前往浙江当地的村子，开始搜集细菌战受害者的证据。然而，这个过程远比他预想的艰难。因日本人的身份，当地村民对一濑充满了敌意，根本不相信一位日本律师会为了帮他们维权而跟自己的国家作对。

一个老太太甚至指着一濑和翻译的鼻子，骂他们“鬼子进村”，让他们滚出去。这种刻在骨子里的仇视，让一濑的心情非常复杂。

● 1997年3月，一濑敬一郎在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下辖的崇山村考察

不过，他没有放弃，而是频繁地赴当地考察，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挨家挨户地调查走访。他罗列了详细的问题清单：受害者发病的时间，感染的症状，治疗的药物，对药物的反应，受害者临终的痛苦……严谨细致的工作、诚恳的态度，渐渐打动了村民，村民们开始相信一濑是真的要帮大家。

● 一濑敬一郎向细菌战遇难者纪念碑默哀忏悔

可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由于年代久远，一些老人已经很难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还有一些老人出现记忆失真。比如，一位老人声称他亲眼看见日军飞机在头顶播撒鼠疫病菌，“播撒像烟雾一样的东西”。

但事实上，无论是从日军的作战报告，还是当时的疫情调查，都显示这是不可能的。当地的鼠疫病菌其实是从其他遭播撒的地区二次传播而来。证言和历史资料相抵触，如果在法庭上提交的话，只会坏事。为此，一濑只好与热心的中国民间人士一起，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搜集资料，再反复与证人确认核实。

● 一濑敬一郎在东京法院就侵华日军细菌战进行诉讼，左边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经过近两年的证据筹备工作，1997年，在一濑的帮助下，108名细菌战受害者正式在日本东京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漫长而艰难。此后的10年间，该案反复经历“开庭、败诉、申诉”的循环，一濑一直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寻找新的证据，并提交给法院。

随着诉讼工作的进行，一濑的名声也不胫而走，许多人都知道了有一个日本律师，在帮着中国人打官司。2003年，一群“重庆大轰炸”中的受害者主动找到一濑，请他作代理律师。面对老人们的请求，一濑没有拒绝，接下了这个案子。

● 一濑敬一郎在重庆调研“重庆大轰炸”诉讼案

于是，从2005年到2015年的10年间，他先后50多次从日本飞赴重庆、四川等地，向日军大轰炸中的受害者们调研取证。他不收代理费，就连每次来中国的路费都是自掏腰包。

● 一濑敬一郎（右）调研“重庆大轰炸”中“六·五”隧道惨案旧址

四川某地村民在重建房屋时，挖出了一枚日军轰炸时留下的哑弹，一濑得知后，比所有人都要激动。他将这枚哑弹作为重要物证，在法庭上做出了展示，令日本法庭不得不承认，这是日军轰炸的“原始证据”。

● 日军轰炸时留下的哑弹

不过，虽然证据确凿，一濑代理的这些案子还是全部以失败告终。法庭给出的理由是，无论是细菌战，还是大轰炸，都属于国家战时行为，“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个人直接向加害国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力。”

对于这个理由，一濑并不认同。他认为，法庭依据的是战前法律，而根据战后总判决，这个法律并不完全适用。所以，即使审判已经结束，一濑还是在继续围绕相关日军侵华暴行进行艰难取证，一有进展，就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 一濑敬一郎律师（左站立者）邀请专家讨论对未来731问题的研究

判决结果虽是“败诉”，但一濑和原告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政府首次对日军在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和霍乱菌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也对轰炸重庆的事实予以认定，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且，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对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人员，取消了所有学位和功绩。

这是一濑和他带领的原告团，在经历无数个难眠之夜后，迎来的一道曙光，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事业，推进了重要的一步。

事实上，一濑对二战时期受害者的帮助远非如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鄂西会战厂窖惨案等一系列诉讼案中，都能找到他活跃的身影。

跨国诉讼流程繁琐，集体诉讼案件更是资料众多，一濑常常工作到深夜，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搜集证据、帮助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上。在他看来，帮助中国受害者站上日本法庭，控诉日军的暴行，堂堂正正地要求道歉和赔偿，是一件值得花费任何代价去做的事情。

此外，他还在关注流落日本的中国文物。他发起“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战争时期掠夺的中国文物。“那些从中国掳走的文物，现在就堂而皇之地陈列在日本的博物馆里，这很奇怪。日本人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有责任将其物归原主！”

● 一濑敬一郎（右二）参加“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紧急集会

推进会成立后，初步锁定将近年来呼声最高的四件文物，作为首批要求返还的对象。包括现存于日本皇宫的“中国唐鸿胪井刻石及碑亭”、靖国神社外苑的两尊“中国石狮”、以及山县有朋纪念馆收藏的一尊“中国石狮”。

● 唐鸿胪井刻石国内遗址

就在今年4月，一濑和其他成员还在日本众议院举行了“要求返还掳日中国文物紧急集会”，吸引了100多名日本民众参加。“只要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文物还停留在日本，真正的日中友好就无从谈起。”一濑如此说道。

对中国毫无保留的亲善态度，让一濑遭到了部分右翼分子的骚扰，甚至威胁。面对重重难关，他从未退缩。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中国人？他回答：“我认为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行为，政府采取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谢罪、赔偿，这些做得都不够。作为一名律师，我想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中国受害者。”

同时，他也透露了一个藏在内心深处的“隐秘”：他的父亲一濑弥助，二战期间也曾侵略中国。“我的父亲当时不是职业军人，他中断了半年的大学学业，随日军去到中国战场。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孩子，对于那场战争，我没法做到漠不关心。”

一濑的父亲当年从中国的东部沿海，一路打到广西桂林，战后回国后，却从不肯多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或许正是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歉疚，让一濑甘愿为战争受害者们付出一生繁华。纵然在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中碰撞得头破血流，也依然奋不顾身、与他们并肩向前。

如今的一濑敬一郎已经74岁，每天仍然为了案件和文物奔波忙碌。他的妻子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于3年前去世，从那以后，他开始独自生活和工作，吃住都在律所里。律所里摆满了各种贴着标签的书籍，以及一箱箱的诉讼文件，大概有生之年，他都会与这些文件打交道。

在他眼里，诉讼本身的胜负似乎已不再关键，关键的是，他在用这一场场看似毫无胜算的诉讼，提醒所有人，提醒所有日本民众，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这场为了真理和正义的战斗，注定坎坷，但他并不孤独，他的背后，有着无数中国人的支持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