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警方调查中国警察站 异议人士忧中共海外长臂（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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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 坐落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披露中国当局在欧洲国家设立警察站后，荷兰宣布中国设立的警察站非法，要求中国关闭警察站。欧洲多国开始对中国警察站启动调查，意大利警方也对中国警察站进行了调查，不过意大利政府对于中国警察站的存在没有发表更多评论，已有国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

保护卫士披露了四处中国在意大利设立的警察站，分别位于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和普拉托。上述四座城市有大批华人聚居，旅居意大利的华人籍贯多为浙江和福建，浙江和福建警方在欧洲设立的警察站一般在“同乡会”等侨团组织下运作，名称多为“警务服务站”、“警侨服务站”、“海外110”等。

位于意大利中部普拉托的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引起了意大利媒体的注意，中国官方信息和保护卫士的调查显示，福州市公安局“海外110”的联络处就设在此处。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会长刘炳资表示，由于开设办公室所引起的杂音，他将关闭该办公室。

从此类机构的名称来看，不难让人联想到这类机构的警察站性质。中国当局否认此类机构属于警察站，宣称设立此类机构的目的是帮助海外的中国公民办理驾照等证件。中国官媒报道说，疫情期间海外中国公民不便回国，浙江和福建的公安机关通过所在国的侨团组织设立警务服务站，以远程视频方式为中国公民办理驾照、身份证更新换证服务。

意大利政界的质询

意大利参议院中，右翼的联盟党议员马拉·比佐托（Mara Bizzotto）已向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发出质询，要求对方说明位于普拉托的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由福州市公安局设立的一处警察站是否打着文化协会的旗号从事情报活动。马拉·比佐托认为，这一行为损害意大利的主权，海外警察站背后隐藏的机制可能监视并控制意大利的领土。马拉·比佐托敦促意大利政府进行核查，并要求中国大使馆做出解释，她呼吁欧盟采取共同行动，保护欧盟以及意大利范围内的自由和安全。

意大利力量党的众议院议员爱莉卡·马泽蒂（Erica Mazzetti）同样给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Matteo Piantedosi）写信，要求提供有关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和普拉托的中国警察站信息。爱莉卡·马泽蒂与Rete 4频道记者进入了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查看，她表示需要找到该组织背后的组织者、财务来源以及同中国政府的关系。

意大利记者马可·莱斯宾蒂（Marco Respinti）与在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有过接触，马可·莱斯宾蒂认为，在意大利的中国警察站让异议人士担忧，一部分在意大利合法工作，但是因为有家人在中国生活，因此这一话题对他们来说非常敏感；另一部分由于遭到迫害逃离中国的人士没有身份，实际上属于非法移民，加上语言不通，这一群体的人更加害怕表达。

意大利研究华人华侨的学者、罗马第一大学汉语副教授高龙亶（Daniele Brigadoi Cologna）介绍说，尽管大部分中国移民不住在普拉托，但中国移民在普拉托的集中程度最高，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媒体关注普拉托的原因。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多来自浙江，而福建移民聚集在普拉托，这是普拉托移民群体的一大特点。

高龙亶表示，中国团体设立这类办公室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公民办理证件，接下来几个月的调查也会显示这一点，这种所谓的警察站是在现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能将其理解为中国的警察站甚至间谍组织。高龙亶表示，疫情期间很多中国人难以回国，此类机构可以帮助海外中国人处理户口更新等事项。高龙亶说：“这些所谓的警察站已经在意大利成立并且运转，他们与现有的机构相关联，比如‘华助服务中心’，这些服务中心帮助人们处理官僚机构的流程。”

高龙亶表示，华人“同乡会”这样的组织早已存在，他们的经费主要来自会费，这些协会的工作人员属于志愿者。然而这并不意味不需要担心，实际上需要担心的是，中国当局可以利用技术手段例如微信，取得海外华人的地理位置等信息，通过数据描绘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行为模式。

高龙亶指出，这些操作能够加强中国党国体制对海外社区的控制，实际上每一个海外公民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信息流，这意味着他们会被纳入到和中国大陆相同的社会控制体系之中。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在侵犯隐私和社会控制方面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靖捷表示，欧洲国家对于中国警察跨境执法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有荷兰和爱尔兰明确下令关闭中国警察站，而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一直在关注中国的跨境行动。陈靖捷说：“欧洲许多国家跟中国签署了刑事互助或引渡的协议，所以他们可能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直到报告出来还有媒体追踪之后，才觉得这个事情牵涉到国家内政，还有人权侵害的问题，才有比较多实际上的作为。”

意大利与中国签订了警务合作协议，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派出数批警察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各大旅游城市与意大利警察开展联合巡逻，这一合作项目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暂停。马可·莱斯宾蒂也注意到新冠疫情爆发前，当时有中国警察身穿中国警服在罗马巡逻，他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讲，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中国警察在意大利巡逻并不违反意大利法律，然而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存在对人权的系统性侵害，有一些中国的难民生活在意大利。马可·莱斯宾蒂表示，意大利当局同中国当局签订的协议有待商榷，意大利当局往往没有注意到中国当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

中共的海外影响力

Rete 4频道报道显示，位于普拉托的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内设有连接摄像头的大屏幕，会议室桌面上每个座位前都摆放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该机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不说意大利语，现在需要关门为由婉拒采访。

中国官媒的公开报道显示，海外亲共侨团与中国当局存在密切联系并接受中共统战部和中国使领馆的领导，通知频繁组织政治学习活动，包括学习习近平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欧洲亲共侨领集体到香港参加撑警活动并访问香港警察总部。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各大亲共侨团均在第一时间附和中国官方发表声明“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

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除了协助中国使领馆和福建省政府开展侨务工作以外，也组织了相当多的政治宣传活动，如组织会员观看中共二十大直播、集中发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组织放映《我和我的祖国》等。

高龙亶表示，中国侨团组织受到中国政府影响并不是新鲜事，比如最早的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成立于二战后，他们与中国使领馆有特殊的关系，同时也协助侨乡政府的一些工作，同时也与中国的侨办有联系。在2018年以前，侨办属于中国国务院，之后划归给了掌控意识形态的中共统战部，因此现在中国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侨团组织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高龙亶指出“中共在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性流于表面，他们完全不在乎政治，他们只在乎钱，党叫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

曾经因言获罪流亡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陈越（化名）已获得意大利的政治庇护，陈越表示很多异议人士到了海外仍然担心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中共侨团组织起到了监视异议人士的作用。陈越注意到，很多侨团组织摆着习近平的书籍、学习二十大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共外围组织。

陈越以美国亲共侨团为例介绍说，一些侨团实际上替中国当局监视当地华人华侨的动向，侨团首领表面上开饭店，实际身价远远不是开饭店收益所能带来的，陈越表示：“这些侨团具有间谍组织和特务组织的特征，属于代理人。很多侨团实际上在使领馆指挥下行动，并且在资金方面也得到支持。比如最近纽约法拉盛抓了一个山东华侨叫安全忠，巨额保释金都不能保释出来，说明犯的罪行很严重，他做出了远远超出侨团首领的行为，肯定是严重侵害了美国的利益。”

陈越表示，习近平执政10年以来控制越来越严，很多人出国10多年不敢回国，仍然生活在恐惧中。在意大利也有一批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害怕回国被抓进劳改营牵连家人，有家难回。

陈靖捷指出，早在2018年，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青田和福州的警方就已经成立了“警务站”、“海外110”机构。办理证件这样的服务，应该由领事馆提供，交给非政府的志愿者办理这些业务就很奇怪。有的警务服务站在外面挂了牌子，有些则是在餐馆或者商店里面，“挂羊头卖狗肉”。陈靖捷说：“你不知道这个地址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地址，那就是最奇怪的。你如果想要光明正大的去服务海外侨民，你就应该有一个机构嘛，正大光明地去办这些业务嘛，何必这样躲躲藏藏？”

马可·莱斯宾蒂认为，意大利缺乏检查机制来保护意大利的主权，意大利的官员也不懂中文。马可·莱斯宾蒂认为，大使馆可以处理身份证件，意大利的懂中文的官员可以同中国大使馆合作。马可·莱斯宾蒂表示，中国与欧洲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身份证件是追踪公民的重要方式：“假设他们确实要处理证件和官僚机构的流程，我们知道官僚机构和身份证件是控制和镇压人民的重要工具，这有助于识别人，知道一个人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普拉托市前议员阿尔多·米罗内（Aldo Milone）表示，看过报道后他更加确信倾向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正如习近平在书中写的那样，这是一种与母国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意大利在海外移民一样，然而在普拉托中国移民被怀疑从事有利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和产业间谍活动。

高龙亶表示，侨团组织的人认为只要和体制保持良好关系，就能确保他们的安全，他们更关心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更关心他们的投资，在中国的房产等等。高龙亶认为，不能认为他们是中国间谍，至于华人第二代对于中国更加缺乏了解。

高龙亶表示，中国一些侨乡，如福州、青田的行政当局设立这类机构主要是提供服务，不是为了在海外开展警察执法活动，至少不是在意大利。高龙亶介绍说，在中国被控欺诈、偷逃税务、资本外逃罪名的人一般逃往英语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不来意大利。所谓的“狐狸”不来意大利。但是中国的地方当局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引发了媒体和NGO的批评。意大利媒体将这类警察站说成是搜集情报的间谍组织，这是完全错误的。

华人移民的艰难融入

高龙亶指出，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较为特殊，上世纪90年代进入意大利的移民多讲浙江话和福建话，他们并不讲普通话。近10年来，意大利流入的中国移民群体数量开始下降，绝大部分移入的群体是留学生。高龙亶认为，中国移民融入意大利社会的进程并不顺利，只有大约1.5万人加入意大利国籍，大部分仍然保留中国国籍，在政界工作的华裔不超过5人，从事高阶职业如教授、医生、律师、科学家的华人数量极少。

高龙亶认为，加入意大利国籍的程序繁琐，阻碍了华人移民归化意大利国籍，甚至第二代移民也认为他们被排斥，意大利不需要他们。另一方面，中国当局的宣传强化了这种观念：你有中国人的面孔，流着中国人的血，即使改变国籍，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普拉托的华人议员王小波（Marco Wong）接受意大利媒体《国家》（La Nazione）采访时声称，普拉托不存在中国异议人士，中国异议人士不选择意大利，因为他们去英美可以从一些政治组织那里获得经济方面的支持。王小波认为，该机构不是警察站，只是通过视频协助中国公民远程办理证件的地方，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志愿者。

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中国异议人士陈越指出，异议人士到海外需要自力更生，靠打工养家糊口，王小波所谓异议人士可以从英美国家的政治组织获得资金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陈越在中国曾经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如今在餐厅打工，业余时间还报读了意大利语培训班。

陈越说：“我觉得不排除个别人能拿到钱，但是总体来说，肯定是靠自己勤奋劳动来挣钱。这是对异议人士的污蔑，异议人士肯定也不是为了钱做这些事情。如果为了钱，可以在中国老老实实做生意嘛。”

陈越表示，意大利的中国异议人士确实非常少，由于习近平对社会空间的挤压，越来越多的人出逃海外，很多没法拿到美国签证的人也会选择拿申根签证。泰国、越南发生过绑架异议人士的事件，欧盟国家有更好的安全保障。

实际上，在保护卫士披露中国警察站信息之前，意大利当局针对中国警务站的调查已经开始。意大利国家警察一般调查和特别行动队（DIGOS）对普拉托的中国警察站进行了数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已经提交给检察官。意大利警方仍将对中国警务站保持关注。

意大利警方调查显示，旅意福建华侨华人同乡总会内运营的警察站由民间人士管理，通过远程办公，提供驾照、护照等证件更新方面的行政服务。警方报告也指出，该协会的一些成员有前科，警察过去在调查中国黑社会组织时曾经逮捕过一名成员。意大利警方于2011年发起了代号为“中国卡车”的调查行动，近年来，意大利的华人帮派之间多次发生过激烈火拼，造成若干人员伤亡。

浙江省青田县是中国著名侨乡，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县户籍人口约55.6万，华侨占约33万。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青田华侨最多。中国公安部机关报《人民公安报》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青田县公安局致力于打造海外版“枫桥经验”，并聘请青田籍侨领实施网格化管理。报道中提到：“青田县公安局已聘请135位青田籍侨领、侨团会长为中心主任、副主任、联络员，并组建了1000余人的海外网格服务信息员队伍。”

该报道中明确提到了青田县公安局设立的海外服务中心在“侨情民意收集、政策信息推送”方面的作用，以及其在全球缉捕“猎狐行动”中的作用。报道说，“2018年以来，他们成功侦破涉侨刑事案件6起，通过‘警侨联办’协助抓获在册红通人员1名、规劝投案自首2人；‘猎狐行动’专项战果排名全市第一。”

高龙亶表示，意大利的中国移民与英语国家的中国移民不同，他们很多来自农村地区，并不是中产阶级，意大利也不是“狐狸”外逃的目的地。至少在意大利，中国当局倾向于利用国际刑警组织，而不是利用当地的同乡会开展追逃行动。

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2017年在意大利参加活动期间遭到意大利警方扣押，意大利警方指收到了来自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然而次年当孟宏伟从法国返回中国后就神秘失踪，随后中国当局传出整肃孟宏伟的消息，孟宏伟被认为是周永康集团的成员。

引渡还是“劝返”？

201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发起猎狐行动，缉捕逃往海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除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以外，中国当局还通过非外交渠道试图将案件当事人带回国内，中国官方媒体中常见的用词是“劝返”。

中国的这一做法引发了美国等国家在内的警觉，认为中国当局的做法属于“跨境执法”，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此外还有分析指中国政府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还被认为是以普通刑事犯罪为由针对海外异议人士。

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两项条约在2015年正式生效，目前已有在意大利被中国当局指控经济犯罪的嫌疑人被引渡回中国的案例。在引渡条约生效前，意大利和中国在处理个案上已有合作，并将嫌疑人引渡回中国。意大利与中国的引渡条约明确规定政治犯罪不引渡，如有理由相信被请求引渡人可能遭受酷刑也不予引渡。根据意中引渡条约的规定，中国当局完全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渠道引渡涉嫌贪腐的公职人员和经济案件嫌疑人，然而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来看，中国当局更倾向采用“劝返”方式缉拿嫌疑人。

异议人士陈越认为，中国当局完全可以根据引渡条约要求引渡涉嫌贪腐案件的官员，实际操作很少走司法协助渠道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局对在国内的亲属实施威胁和迫害，迫使当事人回国就范，第二个原因是中共内部斗争也是相当残酷的，当局通常以贪腐罪名处理官场内斗中的失败者。在中国遭受牢狱之灾的陈越认为，中国司法实践中通常遵循有罪推定原则，当事人在看守所等待审判期间的待遇极其恶劣，基本人权毫无保障。

马可·莱斯宾蒂表示，尽管中国是非民主国家，在打击腐败、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仍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问题在于中国当局经常将打击腐败和恐怖主义作为排除异己、镇压少数民族的借口，这已经超出了国际刑警组织所规定的范围。“中国当局需要用其他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劝说这些人回国，因为引渡条约不包含所有的个案”，马可·莱斯宾蒂说。

保护卫士研究员陈靖捷认为，尽管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中国官方却喜欢“走后门”，在追逃贪腐或者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如果走官方正式渠道引渡更加耗时，就倾向于“劝返”，甚至用更为激烈的绑架方式把特定目标绑回中国。

陈靖捷提到，中国对不同国家针对个别案例提出引渡请求时，引渡的是嫌疑人，在中国缺乏司法保障的情况下，存在不经过公开审判把人定罪、还有强迫认罪和酷刑虐待的情况，这些因素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引渡请求比较抗拒。

陈靖捷表示：“今天你如果透过海外派人去劝导，或者用海外线民，就是提供资讯的这些人，半胁迫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你的家人在哪，我们也了解了，你如果不回来的话后果会很不好，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海外警察执法的一个状况，其实这些都是非法。所以说中国政府，尤其是这个公安或者国安机构，想要透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方便又有效率，而且我在做的时候不需要让这些政府知道，就不会再被这些政府用所谓人权的理由，或者是中国境内人权的状况来拖延我们时间。”

中共上海机关报《解放日报》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办案机关设法借助刑事政策的力量，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对逃往境外的人员开展攻心战，说服他们自愿回国投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做法被简称为“劝返”。在外逃人员尚未进入引渡、遣返或者其他强制性法律程序时实现的“劝返”更加具有节约司法资源的意义，并且更加能够体现接受“劝返”者的悔罪意愿。

中国官媒报道缉拿潜逃意大利的嫌疑人多遵循相似的情节：嫌疑人卷款潜逃国外，在意大利成为非法移民靠打黑工为生，害怕当地警察捉拿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经过多年拿到合法身份，在国内走访家属，海外通过侨团组织取得联系，通过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令嫌疑人自主回国自首。

浙江省纪委网站2018年刊登了题为“27年东躲西藏落得妻离子散，如今回国自首坦言‘睡得安心了’”的案例。该文提到，专案组通过91岁的老父亲对朱立新进行思想规劝，形成了强大“亲情劝返”攻势，突破了当事人的心理防线。

文中还提到：“朱立新决定动身回国投案自首，但他之前因以弄虚作假的手段取得护照一事被识破，其护照被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没收，导致无法回国。获知这一情况后，文成县纪委、县监委立即和县公安机关沟通，分别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同时文成县追逃办联系文成在当地的侨团，为朱立新办理了替代护照的旅行证，从而解决了朱立新回国的手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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