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防控再现放松迹象，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仍任重道远（组图）

在因过激防控引发零星抗议之后， 近几天中国疫情防控频传利好消息，有地方在解除大规模封控，有地方在减少强制核酸检测，有地方在防控的同时放开了堂食，还有的地方听说对确诊和密接不再强制隔离，而是考虑到个人意愿，对于不愿意到方舱隔离的，如果居住条件允许，在签订居家隔离承诺书后，也可以居家隔离。

另外，负责领导疫情防控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于近日也连续主持召开了两个有关疫情防控的座谈会，分别听取了八位疾控专家和八位一线防疫工作者发言，官方会议通报表示“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而且还有更关键的，这两次会议通报，都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官方反覆强调的“动态清零”字样。在官方政治语言字斟句酌的中国，它传递的讯息格外清晰。

此外，有人最近还关注到舆论变化，注意到媒体、专家也开始在铺垫一些放宽节奏。类似于“奥密克戎致病力已大幅降低”、“专家称目前无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等新闻也开始登上网络媒体版面。这在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之前，无论各路媒体还是专家，一直都在强调变异病毒仍然如何厉害，后遗症如何广泛严重，渲染其它国家防疫如何糟糕中国的办法才是最好的最经济的等等，有好些很好的专家与媒体建议被雪藏，现在这些媒体和专家终于开始回归一些实事求是的基调。

天津在防疫一线的警察。（新华社）

我们最近一直在呼吁中国调整优化防疫政策，在肯定中国之前防疫成绩，认同中国式防疫把人的生命安全作为政策核心价值的同时，认为也要与时俱进，根据变异病毒特性和社情民情变化调整防控政策，应该儘快把防控重点从流动性限制和全员管控，转移到对重症病人和弱势群体的重点保护上，以最大程度上保持住社会经济活力，恢复社会信心，同时还要拿出真金白银对受疫情和封控影响严重的市场主体和家庭、个人进行经济救助，不能到三年级了还用一年级的解题思路和方法。特别是中央关于优化防疫的二十条措施出台后，我们积极呼吁各地政府应该认识到二十条的精神内涵和终极目的，要儘快调整已经不符合现在社会要求的过激防控政策。

所以，对于上述防疫政策的积极转变，我们欢迎并支持。我们也认识到，对于像中国这么大的“巨轮”，各地方国发展落差这么悬殊，各方面利益互相交缠，即便是防疫措施调整也不可能像新加坡、香港这样迅速到位，必然会经历一个转弯乃至短暂混乱的过程，社会各方面应该有一定耐心。

北京，身穿防护服的卫生工作者准备对居民楼附近的居民进行冠状病毒检测。（美联社照片/安迪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在进行疫情防控调整优化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不少令人痛心与遗憾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如果处理得好，如果能依照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要求，本来是可以避免或降低的。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各地方对社情民意的反应有点太慢了，在某些方面的反应有些过于僵化了。比如现在的这些积极改变，如果个地方在之前能聆听社会反应，更早一点推出，不用太早，就提前半年几个月时间，可能在社会面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情绪了。非要等社会面搞出那麽大动静，出现了人命才调整，这样非常被动、很不应该。

事实上，是之前没有人呼吁吗？恐怕并不是，主要是对这些呼吁，体制在客观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屏蔽效应，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总结思考的问题。

第二，在防控调整之前，各方面的损失太大了。这个从今年来中国宏观、行业、微观经济数据变化，从人们对身边生活场景的萧条感知，以及从普遍性的消费习惯与社会情绪变化，都能有大概认识。

航拍实行封闭管控的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海南村。（南方周末）

这些损失都是实实在在的，落到每一箇中小微企业、每一个商户门店，每一个家庭与个人的头上，都是难以承受的。如果说在疫情爆发的第一、第二年，因为原始毒株和德尔塔毒株的高重症率、高死亡率，必须採取非常严厉的风控措施，从而导致经济上的损失还是值得的，在奥密克戎出现后还继续不计成本的防控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当然，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现在调整还来得及，就是这个调整速度一定要赶得上变化速度，要更有力度才可以。

第三，不管做什麽事，都不能太偏激，要注意为未来政策调整留下馀地，这样做也是给政府自己留馀地。如果一开始就把话说得太满，把各种方法推到极致，左一脚满舵到底，右一脚满舵到底，最后很可能就会陷入自己绑架自己的困境，届时如果出现形势变化，转不过弯来又必须得转，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硬转，而硬转这个代价又非常之高！

硬转的代价，轻则会造成社会认知撕裂，重则会影响到社会信任，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出现“翻车”事故。在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这期间的经验教训，也应该好好思考总结。九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现在看，距离实现这个现代化目标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