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告别高增长的两个深层因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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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影响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是在人口减少的同时整个国家的未富先老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

自中国官方公布去年人口减少后，主流看法认为这对中国非幸事，会对经济增长带来长期负面影响。我最近亦撰文表示，鉴于中国人口负增长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自此将永远告别高增长。我指的高增长是7%以上增幅。话看似说得绝对点，但应该没错。

不过，对人口减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作用，也要防止一种误解，以为这种负作用会立即显现，特别是对今年的中国经济会产生较大冲击。去年中国的人口减少85万，和14亿多的人口总量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另外，虽然人口减少主要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造成的，但疫情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因素。在中国的防疫政策放开后，这个因素当然还存在，但不会像去年那样明显。故长期人口数量尽管会减少，可在今年或明年，说不定还有微幅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在短中期，甚至长期也存在一些缓解因人口下降而导致的人口红利快速消失冲击中国经济的有利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一、中国对高等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持续投资，使得劳动力停滞增长的同时其素质得以显著提高；二、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最近十几年增长很快，目前已达2.5%以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于前列，而研发投资对一国的创新非常重要，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过去十多年的大幅提升，与此有很大关系；三、中国还存在一个数量很大的失业人口，估计有上千万，失业人口多，预示着经济形势不好，但反过来它也意味着，一旦经济处于扩张期，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四、中国亦可通过延长退休年龄让更多的人留在劳动力市场，现在的男女退休年龄是70多年前制定的，那时人们的预期寿命不到60岁，而2020年中国人均寿命达77.9岁，延长退休年龄是可能的；五、中国还有一个独特的情况，即农村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部门创造的GDP和它的就业人口数量不匹配，农业的GDP不到总GDP的8%，却占总就业人数的近23%，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上述五个因素，有些短期或者中期可以部分弥补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如前三者，有些则在长期发挥这种效果，如后两者。

尽管如此，这几项有利因素并不能完全抵消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作用。根据不同经济和人口学者的估算，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中所作的贡献在15%与27%之间。从1980年到2018年，中国年均GDP增速高达9%以上，但在2019年跌破6%，当然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政府的政策，然而，人口红利的快速下降在其中即使不占主导地位，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正是在这段长时期里中国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但造成劳动力在某个时段达到峰值后下降，而且总人口也迅速衰老。虽然这期间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劳动者的素质有明显上升，可也正是在过去10多年里，中国的GDP从之前9%以上的增幅滑落到7%的区间，再滑落到6%的区间，说明此段时期虽有人力资本的提升带动经济增长，但其带动作用并不能弥补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未来的人口数量无疑会进一步减少。虽然中国已经解除了对人们生育的各种限制并出台很多鼓励措施，这可能会造成个别年份人口总量微幅反弹，但总体下降的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原因在于，人们的生育观念有很大改变，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社会习俗已被很多人抛弃，人们尤其年轻人越来越不愿多生孩子，这里有生育成本的问题，但更多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入现代化后带来的生育观念的转变。从发达国家看，无论是欧美还是传统上被认为受儒家影响的重视孩子和家庭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都存在这个现象，它们的生育率在过去多年持续下降。中国不过是重复这一过程而已。因此，长期来看，人口总量的负增长是不可逆的，直到出现一个新的平衡点，这个过程才会停止。

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会由于政府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的加大而继续提高，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可能会递减。研发投入的加强短中期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然而，延迟退休年龄由于涉及政策的调整阻力会很大，短期就别指望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是一个长过程，短中期对解决劳动力需求的不足问题，促进经济增长作用不大。

事实上，对中国经济而言，影响高增长的更重要原因不仅仅是人口的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是在人口减少的同时整个国家的未富先老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这些因素会阻碍中国经济重回高增长区间。

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候，经济的发展程度和人均收入在当时基本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没有被中等收入陷阱锁住，但中国在这一点上明显和它们不同。中国去年的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在联合国180多个国家中也就处于80多位，考虑中国的人口规模，当然这也不容易，然而在人口学上，这意味着未富先老。论中国高增长的时间之长和增速之高，在已知的人类经济增长史上，没几个国家能够超越，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比中国大得多，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规模据说达到3亿多，但中产的标准和占人口比重，比发达国家要低。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地方。这个特征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负担显得格外沉重，既要照顾小孩，又要照顾老人。国家也将更多资源用于老人，社会创造财富的动能也就相应减弱，拖累经济增速。

问题还在于，未富先老又叠加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过去40多年的高增长之所以没有在人均收入上得到体现，一个原因是社会分配机制出了问题，社会财富很多被无效损耗，并造成贫富两级分化加剧。尽管过去10年里，官方投入巨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基尼系数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处于前列，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如果未来不能加大收入分配体制的调节和改革，改善这6亿多人的收入状况，或者改善的幅度不大，使社会贫富差距明显缩小，消费就难以支撑经济增长。而从今天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看，人们对未来不是很看好，会更加谨慎消费，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会进一步减弱。

问题的症结都清楚，但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短中期是见不到成效的。理想的状况下，20年内能够大体解决就非常不错，还要国家的政策不出现大的失误，以及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再恶化。所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不过，也不要对此太悲观，或许这并非完全是坏事。这能促使政府去改善和提高人力资本，并加大与人口和生育有关的人权的保护力度。尤其对今年的经济增长来说，人口的减少不会带来明显的直接冲击。在官方放弃清零政策后，特别是在渡过第一波感染高峰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都调高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官方公布的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达到50.1%，扭转了过去三个月连降的局面，升至临界点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明显。从目前的疫情和各地拼经济的情况看，一季度经济的受冲击程度可能不会像原先预估的那样严峻。一些经济学家乐观认为今年中国的GDP增速可以达到6%，香港大学的刘遵义教授甚至认为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很可能介于5.5%和6%之间，并且在2030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经济也只是保持中高增速，而不是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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