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关系逐渐回暖 人权问题依然各说各话（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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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英国和比利时的前领导人2月17日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不过对此，澳大利亚现任外长却不以为然。专家认为，中国频频主动向澳大利亚示好，有意修复澳中关系，但工党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只是为了满足恢复和扩大澳中贸易的表面文章。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2022年12月2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外长王毅。

中国对澳大利亚频频示好

澳大利亚前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2月17日在东京举行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另外两位前领导人——英国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和比利时前首相居伊·伏思达（Guy Verhofstadt）也加入了莫里森呼吁的行列。

该跨国议会联盟由来自30多个国家的议员组成，该组织关注民主政体如何对待北京的问题，他们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在定于5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之前，推动制定更有协调性的外交政策来应对中国。

莫里森也警告澳大利亚执政的工党政府，在澳中恢复外交对话后，不要被北京当局稍微放松的贸易制裁所诱惑。他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期待并要求结束贸易制裁，而不是对其解除制裁表示“感谢”。

对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2月17日表示，她不会揣测澳大利亚现政府遵循莫里森建议的可能性。她说:“我不确定从莫里森先生那里得到多少外交政策建议才是明智的”。

澳中关系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学者秦晋博士表示，澳大利亚原本附属英国，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的霸主，澳大利亚继续维持与英国的传统关系，但是在国际事务上更多的则是追随美国，很早就开始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点。

他指出，澳中关系变化从2016年开始，由北京采取主动，堪培拉只是被动响应，投桃报李或者礼尚往来。虽然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就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北京保持良好的关系，维持澳大利亚贸易的顺差，但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方面只能依赖美国。

秦晋告诉美国之音:“澳中关系有好转迹象，是北京的需要，当然澳大利亚也愿意。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美中关系不具有平衡作用，只有对自身利益选择的需求。美中杠上了，任何一方要求澳大利亚表态，澳大利亚只能站队到美国一边。”

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忠表示，澳大利亚自2018年开始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又于2020年提出对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源头展开独立国际调查，这些行为导致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各种抵制及经济胁迫，以报复澳大利亚，中澳关系因此陷入低谷，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亦大幅倒退。

他说，其实澳中两国在贸易和商品上早已找到替代国家，减少了对于对方的依赖。但是，直到去年工党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紧张关系才有所转变。而中国从习近平确定第三任期开始，就频频对澳大利亚释出善意，有藉由修复澳中关系，向西方展现新外交政策的迹象。

吴建忠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早前终止了对进口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北京出席了一场活动纪念中澳建交50周年，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加上习近平在去年11月的G20峰会期间与澳大利亚新总理艾班尼斯（阿尔巴尼斯）会谈，特别是习近平致电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祝贺澳大利亚国庆，呼吁两国展望未来，这些都突显出北京的一个表态行为，藉由对澳大利亚主动示好，向西方国家释出结束‘战狼外交’、试图修复关系的信号。”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曾经在2022年预测工党政府执政后将努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现在看来，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后果然逐步改善澳中关系，尤其是将焦点放在贸易与经济领域。他认为，中国必然会以渐进式的做法，放松对澳大利亚的经贸制裁，利用中国的广大市场拢络澳大利亚，避免澳大利亚过度倒向美国。

林松焕说:“澳大利亚政府趁这个机会以它传统两手平衡的策略来对应世界两大强权。澳大利亚在经贸方面仍然是依赖中国大陆，所以工党政府试图要在经贸方面改善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在国防安全方面，澳大利亚仍然是仰赖美国，以美澳联盟，以及以AUKUS(澳英美安全协议)、五眼联盟为基础来强化跟美国的同盟关系。”

人权对话或只是表面文章

莫里森在2月17日的会议上敦促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考虑采用2021年澳大利亚在两党支持下出台的澳大利亚版《马格尼茨基人权法》（Magnitsky-style laws），禁止侵犯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官员进入澳大利亚，包括对他们实施旅游禁令并冻结他们在澳大利亚的资产。

中国问题专家吴建忠副教授认为，上届的莫里森政府更倾向于使用对外宣扬的方式，利用国际关系来发挥其国内话语权。相较之下，现任的阿尔巴尼斯政府并未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澳大利亚国内政治辩论的一个要素。

吴建忠说:“艾班尼斯(阿尔巴尼斯)政府理解在香港和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中国与澳大利亚存在分歧。但艾班尼斯政府并不试图用大量戏剧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相反地，他们更愿意私下悄悄地提出这些观点，并继续处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吴建忠指出，中共为了逮捕特定人士随便捏造罪名，使两位澳大利亚公民成蕾和杨恒均仍然被拘留在中国，因此澳大利亚与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不可能真正解决。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人权问题在表面上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基本信念，也是工党在外交上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但绝非其对外政策的基本前提。

他说:“(人权)这是在和中国大陆对话的时候，做为会后对话的一个元素而已，而且通常是秉持着各自表述、各说各话的方式，只要形式上有所表达。所以人权问题对澳大利亚工党的对外政策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林松焕指出，历届工党政府都相当亲中，基廷、霍伯（霍克）或陆克文等都与中国关系匪浅。这些工党总理下台后，也多半仍像季辛吉（基辛格）等政治人物，分别靠中共及俄罗斯等以共产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政权，享受伴随而来的利益。
澳中关系学者秦晋博士认为，人权问题不是澳中之间的症结，人权问题不过是根据需要可以使用的一张牌，因为最早提倡贸易与人权脱钩的不是美国，而是澳大利亚基廷工党政府。

他说:“1990年澳大利亚政府派出全世界第一个人权对话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给北京上了生动的一课，北京学会了如何抵御西方所谓的人权批评和指责的具体方法，就是关起门来一对一对话，表面上中国与西方继续人权议题对话，实际上没有丝毫作用。以后的澳中人权对话都是表面文章，做做样子，近三十年来对中国的人权进步毫无促进作用，都是满足贸易往来的需求。澳大利亚工党不需要，也不会具体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就是提到了人权问题，也不会是真实的。”
澳大利亚社会对工党对华政策的态度

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2022年10月20日发布的新报告指出，过去两年中国共产党在“油管”（YouTube）上透过以新疆、西藏与内蒙古等地少数民族年轻女性为主角的影片，对抗国际上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声浪，并藉此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9月公布一项调查报告，询问了1,127名澳大利亚人当提到“中国”时的第一印象，结果显示七成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第一印象是“政府”、“威胁”、“人权”。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近年来澳大利亚人民确实对中国愈来愈反感，但亦能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因此澳中关系一直摆荡在人权与贸易之间。

他说:“澳大利亚人民和舆论界也非常重视人权，对中共普遍缺乏好感，同情台湾的处境，也同情台湾的民主自由。但是他们也务实的体认，澳大利亚有必要和它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维持良好的经贸及良好的工作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因此，只要澳大利亚政府与中共对应的时候在口头上提到人权问题，粉饰一下，不要完全不管，他们大致可以理解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这种做法有其必要性。”

林松焕表示，澳大利亚社会对于人权问题在国际外交的地位，已经没有太多的幻想了。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学者秦晋博士认为，澳大利亚是民主国家，人民对于各个政党的光谱很熟悉，也都能接受。

他说:“西方社会不仅有民主，而民主中还有左右。西方的左翼就欢喜和亲近共产主义。澳大利亚社会民众对澳中关系政策远没有反应，执政的左派工党自然自我感觉良好，在野的右派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会认同执政的工党对他们执政时期政策的想法，更何况他们有天然的抵抗共产主义的免疫力。”

秦晋指出，工党的黄英贤、国防部长马尔斯、贸易部长法瑞尔都是西方政治的左翼，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天然的亲近感，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让澳中关系回暖。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忠表示，中国正在将贸易作为切入点，试图改变澳大利亚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嫌恶感，让澳大利亚靠向北京一些。

他说:“距离黄英贤访华不到一个月，根据中国官媒的说法，中方就向澳方送出了一份大礼，也就是中国政府已经通知中国企业加强和澳大利亚的贸易往来。由这些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修复中澳关系时将透过中共三大法宝统一战线，也就是恩威并施，中国将会区别对待中美关系和中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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