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中国能扭转人口下降趋势吗？（图）

尽管美国和德国的出生率相对较低，但它们一直能够依靠强劲的移民。但对于中国等净移民为负的国家，想要更多的人口，就需要更多的婴儿。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社会学家蔡勇（音）说。“坏消息是，从经验上讲，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这是因为提高全国出生率的手段相当少。大多数鼓励家庭多生孩子的举措都是昂贵的，而且效果往往有限。选择包括对生孩子提供现金奖励、慷慨的产假政策以及免费或补贴的儿童保育。

20年前，澳大利亚试行了一项“婴儿奖金”计划，最高曾为每个孩子支付近6000美元。2004年这项运动开始时，该国的生育率约为每名女性1.8个孩子。（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生育率为2.1。）到2008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左右的高位，但到2020年，也就是该计划结束六年后，这一比率为1.6——比首次引入现金支付时还要低。

据估计，该计划增加了24000个新生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利兹·艾伦表示，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无效的，用公共资金资助陪产假和儿童保育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纳税人的钱。她说：“政府提高生育率的干预最好集中在解决那些阻碍人们拥有理想家庭规模的问题上。”

专家表示，最有效的措施是解决社会福利、就业政策和其它深层经济问题。法国、德国以及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在遏制出生率下降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功，它们一般都是通过政府提供育儿津贴或慷慨的产假政策来实现的。

但这些举措的成功仍然有限，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替代率能够持续恢复到2.1的水平。（美国的替代率在上世纪70年代跌至2.1以下，然后缓慢回升直到2007年，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后再次下跌，目前的水平是1.7。）

纽约研究机构人口会议(Population Council)的人口学家约翰·邦加茨表示，“你不可能扭转这个趋势，但如果加大力度，让生育变得更具吸引力的话，或许就能防止人口坠崖式下降。”

瑞典经常被视作提高生育率的典范，这要归功于政府的推动。它在上世纪70年代引入了9个月的产假，并在1980年推出“速度津贴”（鼓励母亲在规定的时间内生育多个孩子）之后，瑞典的生育率从那个十年之初的1.6左右上升到1990年的峰值，略高于替代率。（自那以后，瑞典的产假增加到了16个月，是世界上产假最长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那次上升之后，瑞典的出生率在整个90年代都呈下降趋势。在过去的50年里，它的生育率起伏很大，大致上在经济繁荣的时候生育率就上升。尽管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该国的生育率仍然属于最高的国家，但在过去10年里，它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轨迹类似：下降

最近有研究指出，瑞典生育率只是暂时性飙升的一个原因是：家庭急于生育他们已经计划要的孩子。香港科技大学的人口学家斯图尔特·吉特尔-巴斯滕说，经济方面的激励措施很少会增加子女的总数，但会鼓励家庭利用可能不会持续的福利。他还说，这种出生率的飙升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他说：“如果一年有5万个孩子出生，接下来一年有10万个，后年又是5万个，这对规划和教育领域来说，真的很糟糕。”

很少有国家像匈牙利那样大力推行生育鼓励政策，它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欧尔班·维克托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来促进出生率的提高。政府通过慷慨的贷款（如果生育多个孩子可以免还贷款）、生三个孩子的母亲享有免税待遇、免费的生育治疗等方式鼓励生育。

大约在2010年欧尔班开始采取这些措施时，匈牙利的生育率仅略高于1.2，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2010年代，这一比率升至1.6左右——这是一个有限的进步，而且成本不菲。

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人口下降仍有待观察。中国的人口下降是在几十年前该国的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后开始的。这一下降趋势甚至在1979年中国出台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大多数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些违反计生规定的人会受到罚款，甚至强制堕胎。

然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在2016年的正式结束并没有促使出生率上升，即使为父母提供了现金奖励和减税措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该国的生育率在那个时候略有上升，但此后一直在下降：女性生育率从与澳大利亚和英国持平的1.7降至约1.2，处于世界生育率排名末端。最近的下降可能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数据不可靠或有意延迟怀孕的影响，但它也可能反映了该国受到的各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压力的综合效应。

尽管现在允许生育多孩，但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拥有大家庭不感兴趣。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晚婚晚育。在独生子女家庭长大的一些人开始认为小家庭是常态。但悉尼大学研究中国人口统计的经济学家劳伦·A·约翰斯顿表示，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的更大障碍是经济条件。她说，许多父母认为高昂的住房和教育成本是生育更多孩子的主要障碍。“人们无力为自己购买居住空间，更不用说为两个孩子了，”她说。

专家表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住房补贴、延长育儿假以及增加教育和养老金资金来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其它政策变化，比如对限制性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例如，女性蓝领工人必须在50岁退休——可能会增加该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缓解人口下降带来的一些经济压力。

尽管中国人在恢复高生育率方面不太可能获得比瑞典人更多的成果，但“有一些唾手可得的成果可以让他们从人口中榨取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说。

所有这些都表明，目前14亿的中国人口可能会继续减少。经济学家将中国人口下降视为严重威胁全球增长的迹象，相比之下，许多人口学家相对乐观，他们注意到人口减少的好处。

联合国人口司司长约翰·威尔莫斯表示，经过数十年的指数增长，世界人口在1970年至2014年期间翻了一番，超过70亿，关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悲观绝望的评估倾向于被夸大了。他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与人口下降作斗争，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灾难，”威尔莫斯说。“日本没有陷入死亡漩涡。”

在世界范围来看，生育率仍然高于替代率，这意味着允许接收更多移民将继续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一个选择，即使是那些历史上不依赖移民的国家：在大流行之前，日本净移民数字虽然相对较低，但一直在稳步增长。